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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声音:苏联帝国的生态灾难

更新时间:2014-12-23 15:42:19
作者: Murray   Feshbach  

  

   敖德萨市中心的无产者大道上有一栋豪华的多层公寓,被称为是“贵族小窝”(Aristocrats’ Nest)。如果让熟悉历史的敖德萨人在这栋多层公寓前放置一个标牌的话,那块牌子上会写着:“这里曾住着敖德萨州共产党第一书记,乔治·科尔尼耶维奇·克留奇科夫,任期1988-90。1990年3月17日,在当地选举中被一位女性环境学家击败。时代的牺牲品。”

   在那段时间,大多数的共产党的官员都感到日子很难过。即使如克留奇科夫这样同情时代的改革呼声,分享戈尔巴乔夫对于苏联改革和现代化前景的领导人,都常常感到自己非常被动。从克里姆林宫里高层官员到遍布苏联的一个个小头目,没人相信他们真正关心人民的日常需要,人们认为他们只知道滥用权力,享受特权。

   克留奇科夫于1988年秋天从莫斯科党内的宣传部门来到敖德萨,他被认为是戈尔巴乔夫的拥护者,是试图重组共产党和摆脱党派腐败名声的新一代官僚。克留奇科夫六十岁出头,他有一副彬彬有礼的商人做派,但也拥有政客的敏锐,他懂得不过于张扬他的身份和特权。

   克留奇科夫和他的妻子没有任何子女,他们想住在较为不显眼的住宅区,而不是那种能看到黑海海岸的、高档的、漂亮的别墅区。在十月革命前,那片有两百年历史的港口地区是拥护沙皇的贵族和富豪的度假胜地。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它成为了当地党内精英的专属区域。

   虽然克留奇科夫努力避开公众注意的中心,他的住房选择依旧迅速地成为了当地的热门话题。他搬入了名为贵族小窝那栋楼的三居室,而曾经居住在这里退休的军官被赶到一间四居室,那里远比这位军官因军衔和军功而被授予的房子更为宽阔,但是地理位置并不如无产者大道那么优越。

   替换房间的事并没有保密多久。虽然敖德萨有170万人口,但它拥有地中海城市那种紧密的社会氛围。每个人都对彼此非常了解,小道消息(虽然内容并非一定准确)很快会传遍全城。这位新的党书记或许想谨慎小心地开始他的任期,但他仍然被当做另一个拥有特权的苏维埃高官,人们带着轻蔑,迎接他进入敖德萨。

   但是对房子的处理并不是导致他垮台的原因,一群活跃在政界的强硬的生态学家才是。虽然他们1990年3月在敖德萨的城市和城郊地区所取得胜利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但也值得一提。这些生态学家在参选的37场竞选中赢得了17场的胜利(这个纪录仅次于伏尔加格勒的十六位生态俱乐部的成员,他们在该城取得了全胜),这项成绩羞辱了州内共产党的领袖,是敖德萨人取得的重大胜利。

   这股浪潮推翻了克留奇科夫,把他赶出了自己在无产阶级大道的房子。一年半之后,这条大道在革命前的名字被恢复了:法国大道(Frarttsuzky Bulvar)。与此同时,这场环保政治的浪潮也很快来到了顶点。环保人士和其他反共运动的领袖于1990年建立了立法机构,用以对抗根深蒂固的共产党组织,解决其数十年的统治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但是他们经费短缺,导致其承诺多于实际行动,对这些零散的胜利者的挑战也反复出现(甚至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这些当权派支持改革的地方)。这就就像电影《候选人》(The Candidate,1972)里的场景。在这部电影中,罗伯特·雷德福(Robert Reford)扮演一位刚在选战中胜出的候选人,他问负责他选举的下属:“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如莫斯科激进的民主党人伊拉·萨斯拉夫斯基(Ilya Zaslavsky)在1990年的夏天所说:“只谈论民主而不推行民主是糟糕的。在沉默了多年之后,人民渴求巨大的改变。”

   为了满足这些来自于外界的期待,一些苏联生态政治活动家试图寻找政治盟友。但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经常不得不先屈从民族主义者的要求。这样的情况发生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亚美尼亚和乌克兰。另外一些人坚持纯粹的环保主义者身份,并且建立了他们自己的政党,但他们中大多数一直处于权力的边缘。最后一类人着重于保持较高的公众关注率,包括向公众发布生态预警,并抓住机会引领公民的义愤情绪,开展环保运动,或是通过普及科学专业知识来带动社会变革。在这三类人的重叠与交替之中有一股执着反对现代科技的勒德(Luddite)态度贯穿其中。强烈反机械化或自动化的人出现在苏联并不令人意外,自学童时期,苏联人就被教导那些19世纪在英国的反工业的革命者是原始、但不自觉的共产主义者。“别污染我的后院!” 这一邻避主义者(NIMBYism)的态度在苏联的环境抗争中也很明显,这和许多西方社会是相似的。

   事实证明,几乎在任何地方动员发起反核的社会运动都非常容易。在爱沙尼亚,群众被动员起来反对磷灰石矿场,在西伯利亚,是卡通河的水坝修建,在敖德萨,则是氨储备设施。可是,在一些具体的环境治理的事项上,取得群众的支持要难很多。这种治理和补救的行动非常昂贵,复杂而且需要长期的投入。

   同时,来自于底层的压力也会迫使上层做出回应:莫斯科,独立共和国甚至市议会都开始计划资助环保,用新增加的使用费和污染罚款来帮助筹集资金。但与更早期苏联的环保运动相同,这些努力没能协调起来。直到苏联解体前,这些改革和重建卫生保健体制的计划大多数都还停留在纸上谈兵的层面,没能付诸于实践。

   现在,各种各样的活动正在重新活跃起来。过去对于环境的忽视和滥用的态度已经大大改变了,与环保和公民健康相关的公民运动现在可以带来实质性的进展,而不像在过去那样只是阻碍污染。虽然胜利并非就在眼前,但这场从沮丧和悲剧中诞生的运动正开始沿着崎岖不平的道路,从发起抗议向推进改革蓬勃发展。

  

   苏联边境地区的环保行动

  

   最早的环保游行出现在苏联不稳定的边境地区。在波罗的沿海地区和亚美尼亚,污染和其相关的健康问题成为了民族主义和其他颠覆性情绪的伪装和催化剂。在1986年和1987年,民族主义者还不敢直接声张自己的独立主张,而是借环保之口来表达不满。萨比林(Sviatoslav Zabelin)是一位身材修长的,留着胡子,戴着眼镜的生物学家。自60年代早期,他还在莫斯科大学当学生的时候,他就成为了一位环保活动的组织者。他视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的生态运动为“一场以政治为实质的运动”。他说,环保主义者被容忍的原因,是因为最初官方并没有认为他们威胁到了共产党的统治。

   一位拉脱维亚环保运动发起人回忆到,拉脱维亚的环保运动是“作为文化游行而不是生态游行”开始的。在1984年,运动的目标是“重建那些应该被官方保护,但实际上因忽视而垮塌的教堂和遗迹。”然而,环境问题迅速成为了被萨比林称为“有批判意识”的人的战斗口号,他们需要一个反抗苏联在波罗的海地区的殖民主义的正当理由。

   不断的请愿和示威阻止了在道加瓦河(Daugava River)上修建大坝的计划。拉脱维亚人中那些持有异议的艺术家和音乐家,变为了有民族意识的,坚定的公民运动者。1990年1月,这些阻碍建坝的抗议者同另外两个组织一起宣布成立了绿党,他们拥有三千多追随者。几个月后,他们在共和国的议会选举中赢得了6个席位。

   一位拉脱维亚人说,“我们的信念没有把我们放在右边或是左边,它仅仅是把我们放在人群的最前面。”事实上,这份荣誉同样可以属于爱沙尼亚的环保主义者。他们成立了自己的党派,要求自由选举,要求独立的国家的地位,和独立的环保政策。后来,他们在参选的七个议会席位的竞争中都取得了胜利。

   1986年3月,350位来自亚美尼亚的知识分子(其中最著名的是作家巴拉扬Zori Balayan)给戈尔巴乔夫寄去一封请愿书,抗议雾霾笼罩下的耶烈万(Yerevan)的环境污染,同时也警告政府不断恶化的健康问题。 他们将语言付诸于行动,在内耶特科学生产联合会(Nairit Scientific Production Association)设置纠察员,让他们停止排放有毒氯丁二烯,纠察员机制还被设置在一个核反应堆的建筑工地上。一位长期研究苏联生态问题的美国学者说:“虽然他们的运动最初是围绕环境问题开展的,但这个组织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讨论其他影响亚美尼亚发展问题的中心。因为并没有其他非政府组织,所以环保组织也开始为了非环境问题发声,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Nagorno-Karabakh)的亚美尼亚人遭到阿塞拜疆人不公正的对待,那些种族歧视的做法引起了亚美尼亚人的愤怒。1988年2月末,大约有百万人在耶烈万的街头进行了为期多日的抗议游行。当时,巴拉扬是前往莫斯科和苏联政府制定协议的小组带头人。

   苏联议会会议公开发表的政治异端演讲,在超过十三天的时间里,通过电视转播给全国的热切观众。这些观点在不久前只能在亲近的朋友间秘密讨论,而如果公开表达将被立即惩戒。在演讲中,他们公开批评了秘密警察"地下王国"的"血腥历史"以及苏联士兵在阿富汗的暴行,引发了极大的轰动。他们甚至还揭示了军队杀害民族主义示威者的事件——1989年4月,在格鲁吉亚的首都第比利斯,军队高层用毒气,棍棒和锋利的铁锹攻击,杀害了至少19名民族主义示威者。

   在这些热点问题的基础上,议会也提出了环境和健康的问题,引发了更大的讨论。来自各地区发言人,如凯别金(Tulepbergen Kaipbergenov),为咸海的逝去表示了哀悼。瓦林丁·拉斯普金(Valentin Rasputin)就保护贝加尔湖、伏尔加河和其他水资源发表了长篇的讲话。也有人为孤儿、伤残退役军人、领取养老金者和其他处于中下阶层的人说话。例如,切尔卡瑟市退伍军人委员会的秘书长6月2日上台发言,作为一位在阿富汗战争中致残的少校,他发言的主题是为他和他的战友们争取人造假肢。

   这位秘书长被称赞为是一个"国际主义战士"。他亦抨击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和其他人"污蔑了苏联军队",令群众拍手叫好。他甚至承诺为"国家,祖国和共产主义"而奋斗,不过这已经是在所有人发起对苏联治国不当的控诉之后的事了:

   苏联成立七十二年了,仍然拥有配给制度。我们这个国家崩溃的经济、毁坏的村庄...没有鱼的河流和充满空气污染的城市…这是我们共同的耻辱。

   当孩子已经入学,却还在等待婴儿车的配给额度;为了被分配到一间公寓,需要等到2000年…假肢行业还停留在石器时代的水平……这是对阿富汗老兵的侮辱。

   同志们,我不会拐弯抹角。在医院的一些人靠一个半卢布生活一天,另外的靠三个卢布生活。我认为我们应该立刻决定重新分配福利。

   在这次会议中,敖德萨晚报的主编有三分钟的发言机会。他在发言中警告到:“在未来的五年或十年,我们将会把黑海加入到即将灭绝物种的红皮书中…它将不再是人们的养生圣地,不再是旅游胜地,而是一个骗局...一个成功测试了如何穷极一切方法破坏环境的实验田。”一位来自乌克兰日托米尔市的记者称她的故乡“即将从重核辐射区变为一片寂静的区域…而乌克兰公共卫生部长罗莫年科告诉我们,我们住在如瑞士的度假村里一样的环境中。这令人愤怒。”

这两位记者后来在政治中都担当了重要的角色。这位敖德萨的主编一直是共产党组织降职的目标对象。但是他保住了他的职位,并且在1990年,他的环保同行,日托米尔的记者耶罗辛斯加(Alla Yaroshinskaya),以文字为武器,在竞选中击败了克留奇科夫 。她在1990年乌克兰议会竞选中击败了市党委书记。她后来还帮助驱逐了共和国的卫生部长,1991年她为国家媒体写了一篇稿子,揭露了切尔诺贝利事件后续处理中的丑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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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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