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曲路浚:从清代科举制的背景上寻找现代国家建构的“种子”

更新时间:2014-12-21 20:01:32
作者: 曲路浚  

   而历朝历代的由财政问题转化为政治安危的问题也在这个时期得到空前的暴露。那时,中国并不存在宪政主义或民主主义,借用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这些现代术语,从1790年代到1820年代,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进程规定了“根本性”的原则。表现在以下三条:第一,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社会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的“为民当家作主” 的传统国家——在国家与社会混沌的“一” 以及国家所有始终统治民间所有的公有制基础上的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社会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仍是一个毫不动摇的基础。第二,扩大文化精英政治参与、政治竞争包括同公共利益协调,以同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加强的目标协调为界限。第三,国家的财政需求同地方的社会需要的协调,以政治稳定为界限。这三组问题是历朝历代都要面对的,并跨越改朝换代之大变一直延续到晚清,并在清朝灭亡后继续成为20世纪中国现代国家建构时的基本问题。也就是说,剔除不同时期的语言表达差异之后,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进程有一个相同的底蕴结构将不同时期的相关议程联结起来。也可以说,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进程,是沿着中国特有的自身的“根本性问题”以及同“根本性问题”相关的“根本性议程”或“建制性议程”一路走过来的!?近代以来,不管人们的思想如何受到来自西方的影响,人们提出的问题及回答问题的底蕴的基本文化资源,都可以从中国传统自身找到其根源和发展的基本线索。

   在笔者的历史视野中,自秦以后的二千余年来的政治架构,是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社会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是一个专制一尊中央集权制运行体制。但若将科举制以及将西方国家民主制下的特权阶层等等黑暗因素综合起来考虑,可以得出从1790年代到1820年代之前的大英帝国比大清帝国更为专制的令人想不到的结论。直到20世纪初英国还处在相当专制的历史时期,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进程的足迹是不能从宪政主义或民主主义“对比”中寻找的。因这篇文章的主题,这一话题在这里不再展开。

   前面已经讲到,乾隆传给嘉庆的不是一个“盛世”,而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坏得不能再坏的清王朝。人口几个亿地增加,第一个威胁是使人均土地占有率下降到了危险的低点。第二个威胁是,带来严重的环境生态问题。农业的不断扩张破坏了植被并造成了大河流域的水土流失,成千上万吨的泥沙被冲入河中,垫高了堤坝内的河床。自1778年遭遇特大洪水以后,黄河便连年泛滥,而人们对此却束手无策。同自然灾害相比,更大的灾难却来自“人祸”。从1780到1799年的20年里,有12年遭遇了水灾,其中,1796到1799年间,年年都有洪灾发生。而且这些现象与和珅擅权出现在同一时期;1795年,西部边陲爆发了民众的起义,此后近十年间,大清帝国的军事力量被搞得寝食不宁;与此同时,在广东的广州,一场影响力同样巨大的灾难正悄悄地降临——同英国人的贸易正超越大清帝国的种种行政制约而蓬勃发展——英国商人已经从印度运来鸦片,以支付从中国进口的茶叶。18世纪20年代,乾隆的父亲雍正皇帝曾试图将官员们的收入建立在更为可靠的税收收基础之上,但是,官员们对于非正式的附加性苛捐杂税的依赖过于根深蒂固,而增加政府开支的压力又过于沉重,结果,这一尝试失败了。其实,这是一个历史的老大难。随着繁荣的时期到来,政府开支的增加的原因,一部分是政府为了“面子形象”工程,一部分则是由官员们日益挥霍铺张的生活方式所造成的,尤其在上层,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通过一整套税上加税的体制,由平民百姓支付账单。乾隆的时期,除了对受到皇家恩宠者所领导的派系活动保持着警惕以外,几乎回避雍正皇帝试图将官员们的收入建立在更为可靠的税收收基础之的话题。不但如此,乾隆还同和珅一起,建立了税上加税的由平民百姓支付账单的关系网:每一级官员都从下一级榨取自己所需要的的金钱,再向上一级“进贡”。这个关系网同官场的上下级关系网十分匹配。1799年2月,当太上皇乾隆驾鹤西去时,他留在身后的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坏得不能再坏的清王朝。

   而1790年代以后的繁荣背后的多方面危机及后果,激发了全国各地处于官场之外的精英人物研讨与议论国事。从理论上说在一个实际上不存在种姓制度或爵位世袭制度的社会里,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便成了在社会的任何层面获得精英地位的唯一道路——再没有什么途径能够比这种投资得到更好的回报了。然而,残酷的现实是,对于大多数通过了县级院试的生员和省级乡试的举人来说,要想进入仕途实际上是办不到的,只能永远置身于国家体制之外。也就是说,人数相当多的一批文人对于国家大事至少有着某种程度的认识,却又绝没有亲身参与国家大事的希望。当然,获得功名的人数众多,而拥有功名者所能获授的政府职位却数量很少,这种差异并非是清朝的特例,明朝也是如此。科制就是从小就向文人头脑里灌输长大后从政的意识。因此,清朝文人的理想与现实的差异却在1790年代到1820年代的危机,带来了政治上的意义。这就是通过省级乡试的举人们,通过担任高级官员的幕友这一重要的替代性途径以及其它途径获得了亲身参与国家大事的实践机会。这等于在政治参与上为处于官场之外的精英人物们打开了一个新的途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人口几个亿地增加与“开放”的对外贸易蓬勃发展所带来的一个绅权扩张的积极的成果。

   前面说到的乾隆同和珅及其一党之所以能建立“第二税收系统”给社会带来的沉重的压力,用现代的语言表达就是,一个社会缺乏对抗权力滥用的力量。在乾隆同和珅及其一党所统治的时期,在繁荣的背后,有一道独特的政治文化的畸形现象:文人精英阶层因“文字狱”与“结党”恐惧而持有火烛小心的社会心理。“文字狱”可以追溯到1750年代,在1770年代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全国范围内均有文人臣子因文字而获罪。到1780年代,所有的人都谨慎小心到了极点。17世纪上半叶,正是由于朝廷的朋党争斗而导至了明朝的瓦解,并间接地带来满族征服的实现。反过来,清朝的精英阶层的大多数人对于“结党”行为深恶痛绝,同时“结党”指控成了清代统治者手中最有效的武器。这等于睹死了在政治团体中结合起来抵制权力滥用的途径。到1790年代,任何人若试图对上层的权力滥用提出挑战,能使用的手段是非常有限的。当和珅1799年倒台后,文人们的行动中开始闪现出希望之光——怎样消亡因“文字狱”与“结党”恐惧而持有火烛小心的社会心理,使文人精英阶层重新获得活力,以对抗危害国家和社会的权力滥用,终于被1790年代以来的繁荣背后的多方面危机及后果转化为文人精英阶层的动力而走向历史前台。从清代社会的精英阶层——恰好就是历代王朝延续其统治的核心力量登上政治舞台的足迹,可以得出一个用不着争议的结论:科举制是繁荣背后的多方面危机造成的动力的载体。

   如果与同期的西方相比较,西方的宪政民主结构就是同实现从“无国家”到“有国家”并使国家变得强大的过程,而且有一个现实而又“最近”的目标——建立中央集权官僚体制。而在中国本来就是中央集权官僚体制。中西方不同点在于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的微观中观的基础。按理,在1790年代到1820年代之前,中国是在“龙头老大” 、“全球第一” 而且在中央集权官僚体制——最具现代化政治因素条件的这个时点上,“近现代”最具有“潜力”向着现代主义的现代性方向建构的。实际是以“落后”于西方的形式朝着现代性方向缓慢地演进着。由于国家是“为民当家作主”的,因此,在1790年代到1820年代之前这个时点上,人们尚看不到改革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的微观中观的基础的可能性。但,人们已经开始思考乾隆同和珅及其一党所建立的“第二税收系统”的沉重的压力如何消亡的问题。从某种意义说,这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一个逻辑起点。而且,在这个逻辑起点上已规定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进程在未来的历史舞台上跳得多高,走得多远。在19世纪40年代民族危机到来之前,朝廷要对付的是那种根深蒂固的“创收”政治文化的畸形现象:农民们因为不堪忍受苛捐杂税而揭竿起义,而国库收入却依然不敷开支之需。“改革”家们把焦点对准漕运与盐政危机。也就是民族危机到来之前,尤其在19世纪20年代,朝野上下有一股相对来说较为变通的改革思潮,而且,改革思潮针对着财政问题转化为政治安危的问题。如果离开了通过省级乡试的举人们,通过担任高级官员的幕友这一重要的替代性途径,或通过其他途径获得了亲身参与国家大事的实践机会——扩大政治参与的途径,能够形成朝野上下一股相对来说较为变通的改革思潮是根本不可能的。

   不过,文人精英阶层的命运是曲折而又坎坷的。

   如果人们能重返1790年代,那么,一定能体验到发生于西部叛乱所带来的社会动荡不安的经济后果,一定能见证国家权力(中央)对于地方社会的影响,也一定能见到农村生活的严酷现实。中国教育的自身特点,当国家能力处于不断弱化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危机的历史关头,文人精英阶层就会自动趋向参政。中国教育的自身的特殊性在于,几乎自帝制时代起,文人精英们在接受教育时已将考虑政治问题当作自己的天职。也就是中国教育就是用来培养文人精英阶层的政治使命感的。矛盾的是他们大多数人永远置身于国家体制之外。而当国家现存的秩序受到威胁时,文人精英们是不会袖手旁观的。从这一角度说,是1790年代以来的国家受到内部叛乱和外来侵略的威胁的情势,把文人精英们推向了历史的前台。这一特点也决定着,文人精英们登上历史的舞台时,不可避免地会陷于当时的党争之中。以著有《海国图志》的湖南邰阳金滩人魏源为例,他本人直到晚年才出任官职,到最后也只当过一年的小官。然而,在1820到1830年代,魏源却在一些为官的庇荫之下,深深地卷入了当时的党争。那些成为他后台的各省大员,究竟什么原因连结在一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究竟什么原因将如同魏源一样处于政权边缘的人才吸收进党群之中?这是否意味着,文人精英们一直处于政治生活模糊性边界参政,而因合法性的明确的政治生活边界的缺乏,又使大批的文人精英们在政治参与上受到限制!?可以肯定地说,这一情形,从1790年代到1890年代百年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变。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在19世纪的头一二十年里,也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困难当头,清王朝也期望得到文人精英们的支持,然而却并非易事!?在19世纪20年代,不说洪水“天灾”,光说“人祸”,由于世界范围内银两供应短缺,再加上为支付鸦片而形成的白银外流,货币供应因而失序,导致了国内经济的动乱。经济上的危机又触发了农村地区分布广泛的叛乱。而到了此时,国家事务年年应对的问题是,贪腐丑闻侵蚀了皇位的尊严,异教邪说向清王朝的正统性及对地方的控制提出了挑战,河防体系的崩溃使得人们对清王朝的统治能力产生了疑问。在这样的背景下,面对在19世纪20年代出现的威胁的情势,文人精英阶层需要克服18世纪雍正和乾隆统治的年代里因“文字狱”与“结党”恐惧而持有火烛小心的社会心理。在当时,不少文人精英还表现出政治犬儒症和学究式的冷漠。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文人精英们一直处于政治生活模糊性边界参政,因而缺乏一个合法性的明确的政治生活边界,而几乎是历代君主对这种合法性都是拒绝予以承认的。

   而在1895年春,也就是在屈辱的《马关条约》签定后,康有为等人发动的“公车上书”,似乎是文人精英们政治参与原则很快就要实现了。然而,由于文人精英们一直处于政治生活模糊性边界参政以及历代君主对合法性的明确的政治生活边界都是拒绝予以承认的,因此注定了1898年时戊戌狗年(清光绪二十四年)9月21日——百日维新(戊戌变法),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囚禁光绪帝至中南海瀛台,变法宣告失败的命运。

   而历史百年的沧桑,具有进步意义的是,到了1890年代18世纪雍正和乾隆统治的年代里因“文字狱”与“结党”恐惧而持有火烛小心的社会心理已经消亡了。也就是政治参与的旧障碍正在瓦解。只是,国家,在“太平天国”时期尚有一点底气,而通过“洋务运动”似乎有了生存的生机,《马关条约》却把国家在“洋务运动”时期积累起来的底气全部抖落干净。康有为等人又重复着魏源等人在年青时所走过的道路!?实际上,1830年代以后,冯桂芬等人也是这么做的。不同的是,康有为等人已用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建构所涉及到形形色色的宪政民主结构这样的根本性问题来呼求于社会了(如,日本明治宪法已介绍到中国)。

   此类话题再多说就显得罗嗦了。对于科举制人们尽可以采取批判性的扬弃的态度,没有必要执着开头所说的,两个张果老倒骑驴——背道而驰的观点:一方认为,清王朝废除科举制是最终导致清王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认为,科举制是导致元、清两代亡国及清王朝最终灭亡的根本原因。但一定要在清朝从强大走向弱小的转折时区与东方中国以货币的价值属性、价格属性通过权力赋予为“经济基础”的商品货币经济文明行将没落的大交叉时期,认识科举制是1790年代以来的繁荣背后的多方面危机造成清代社会的精英阶层——恰好就是历代王朝延续其统治的核心力量登上政治舞台的动力的载体。若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进程比喻为从种子到植株的生长发育过程,那么,本文事实上已寻找到这粒种子是内生的且蕴藏在科举制的背景上的。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川先生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81639.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