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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哲:“启蒙”与“救亡”的思想擂台:关於“五四”的若干思考

更新时间:2014-12-21 12:47:29
作者: 潘光哲 (进入专栏)  

  

   时间:2011/03/11  19:30-21:30

   地点:紫藤庐

   主讲人:潘光哲(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员兼胡适纪念馆主任)

   录音与逐字稿整理:刘佳奇  郭昭君

  

   前言

   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来到紫藤庐,提供自己对“五四”的些许思考,特别是在这个既下雨又寒冷而且还有海啸的日子,还看了到不少的朋友出席,令人感动。这样的场景,具体说明了,在我们的社会里,还是有不少有心之士关心我们的社会与文化,愿意共同分享彼此的关怀,可见台湾社会在走向文明社会的过程里,实在需要大家共同来关心,才能为我们的社会播下更多文明的种子。

   “启蒙”与“救亡”的思想擂台,原来是主办单位给我的题目,我自己又加了一顶“帽子”:“关於『“五四”』的若干思考”,主要是希望我的演讲,在整个系列里多少可以扮演承先启後的角色。上星期是中研院近史所所长黄克武教授主讲的“改良或革命”,下星期则是史界前辈张玉法张院士主讲关於民国初年政治的讨论,尤其是他对军阀时代的思考。“五四”作为其间的历史环节,不仅涵括许多丰富的历史特质,对“五四”的历史解释,到今天仍旧值得我们继续思考。因此,我加了一顶“帽子”,希望能集中焦点,但是在言说之间,或许会有“跑野马”的时候,也请大家多多原谅。

  

   从殷海光的“五四”仪式说起:借“五四”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

   首先想请教大家,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机会访问过位於台北市温州街十八巷十六弄一之一号的“殷海光故居”?殷海光身为二十世纪下半叶台湾思想史上最重要的知识人之一,他在那里的故居还能保留下来,并开放给公众参观,真是不容易的事。“殷海光故居”保存了许多值得我们回想的趣事。例如,据殷海光的女儿殷文丽回忆,有一天,殷海光居然在家里的院子劈里啪啦大放鞭炮。殷海光做为一个所谓“西化派”的知识人,他的生活里有许多与众不同的地方,他们家不过旧历年,就是一例。在殷文丽的记忆里,他们家不作兴这种传统中国仪式,过年放鞭炮这件事,在她的童年生活里,是不可想像的。可是,怎麽会有一天,除了父亲殷海光以外,还有好几个外国朋友一起,在他们家院子里居然大放鞭炮,吓了她一跳。她就问父亲,为什麽今天要放鞭炮?殷先生回答,因为今天是“五四”。殷文丽回忆,她从教科书里知道了“五四”这个名词,但是这个名词有什麽意义?为什麽要放鞭炮来庆祝?她那个时候完全不明白。

   对殷海光来说,在“五四”当天放鞭炮做为纪念的一种方式,相当特别。至於殷海光纪念“五四”的另一种方式,则是在每年的五月四号,或是在五月份的时候,在他曾经参与过重要的政论杂志《自由中国》,殷海光总是会撰写发表有关於“五四”的文章。等到一九六○年《自由中国》走入历史後,殷海光失去了发表空间,但只要一有机会,譬如说香港那里办了一份《大学生活》杂志,殷海光也在那里发表“五四”的文章,特别是一九六九年的五月四日,距离殷海光生命结束也不过短短四个月,他依然发表了有关“五四”的文章。

   在我看来,不管是放鞭炮庆祝,或是撰写与“五四”有关的文章,阐扬“五四”的意义,都可称之为殷海光的“五四仪式”。那麽,这项仪式的意义是什麽呢?殷海光是否藉由“五四”这个符号或是图腾,用以反省中国与台湾的现实,阐释抒发未来理想方向的期望?也就是说,殷海光借“五四”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一九六○年代的殷海光,不仅逐渐失去言论的舞台,甚至也逐渐失去教学的舞台,他身为国立台湾大学哲学系的教授,课表上可以看到他的名字,但是他却没有在讲台上教书的权利。殷海光自称“五四之子”,对他来说,“五四”具有特殊的意义,它的重要性,不言可喻,特别在“万马皆瘖”的情况下,殷海光仍然要阐释“五四”的丰富意义,藉以抒怀感时。这样的现象,很值得思考,对像殷海光这样的知识人而言,“五四”的意蕴究竟何在。

   一九六九年,殷海光逝世;一九七九年,正值殷海光逝世十周年的时候,在台湾、在中国,“五四”的意义,在年轻一代的记忆和理解里,又有不同。一九七九年的台湾,像周阳山等新生代就编了很多“五四”的书;在中国大陆那里更有趣了,那正是所谓打倒“四人帮”思想方始“解放”的时代,他们也特别举办了纪念“五四”的活动。到了一九八九年,大家都知道“六四”作为大家都不能忘怀的日子,最後会酿成悲剧,其实还是跟“五四”有关的。到了一九九九年,因为现实环境的关系,虽然不再像七九、八九年那麽热闹,多少还是有相当的纪念仪式。举个例子,像台湾就出版了余英时等几位名家合写的书叫《五四新论》。余先生特别提出很有趣的“五四”解释,说“五四”既非“文艺复兴”,也非“启蒙运动”。要注意的是,人们往往会说“五四”是一场启蒙运动,而胡适先生说“五四”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不要忘了,在“五四”的时期,北京大学一群学生(如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等等)创办的杂志就叫《新潮》,它的英文名字则是Renaissance,也就是“文艺复兴”;因此将“五四”解释为“文艺复兴”,好像也是理有应然。不过,这样的观念,竟然被余先生颠覆了。到了二○○九年,“五四”在海峡两岸的光辉,好像不似从前,但是,至少在台北的胡适纪念馆,也举办了一场学术研讨会,回归学术领域。

   无论如何,“五四”好比是意义深远的历史符号,承载了相当丰富的意涵,对於它的历史认知,可以说是多元意象的。如同刚刚讲到的,可以把它解释为“启蒙运动”或是“文艺复兴”,不一而足。我们从整体史学的脉络来讲,在各式各样的“五四”诠释里,由中国思想界深受重视的李泽厚先生提出来的解释:“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到现在来讲,还是很值得思考的命题,也正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启蒙”VS.“救亡”的叙事:历史的意识型态化

   大致来说,李泽厚对“五四”以来中国近代思想变迁解释,尝试勾勒出两条主线:第一、“五四”包含“启蒙”的内容,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五四”的思想领袖如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等,对中国现实政治、文明、社会等方面,提出许多批判和反省,这是“五四”的“启蒙”的一面。另一方面,我们今天会纪念“五四”,则是“救亡”的一面。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一群大学生集合起来,走上街头,抗议帝国主义,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而在那年召开了巴黎和会,会中对中国问题提出了不平等的处置方案。原来从清末以来,德国一直占据中国的山东为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山东则被日本从德国手中抢了过来。战争结束後,德国作为战败国,应该放弃原来的殖民地。但是,在巴黎和会里,日本以战胜国的姿态,要求他们从德国手中得来的山东,从此变成日本的殖民地。在巴黎和会这等国际会议里,很明显的,中国受到屈辱,不被视为与其他国家有同等的地位与权利。这些大学生上街抗议,就是要抗议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绝对不利的处置。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是“救亡”的行动。

   就“五四”本身的历史,与“五四”以後的历史而言,“启蒙”与“救亡”两条线索同时交缠并结。一方面,有许多人从事“启蒙”的运动;另外一方面,又有许多人从事“救亡”的运动,甚至身兼二任。在一九一九年这个时间点上,那些上街头的学生领袖里,日後既是“启蒙”的领导者,也与“救亡”的行动关系密切。如傅斯年、罗家伦,他们後来的事业,主要在学术思想的领域,傅斯年到了台湾,担任台大校长,更是“五四”能传递到台湾的重要契机。罗家伦当过北京清华大学、南京中央大学的校长。当然,他们和现实政治,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傅斯年向来支持蒋介石:罗家伦日後更直接服务於国民政府,担任过考试院副院长等职务。但是,无论如何,他们的事业,主要还是在学术思想方面。“五四”的其他人物,好比说毛泽东,不是北大的学生,也有“启蒙”之志,本来在北大当图书馆馆员的毛,後来回到家乡湖南,跟许多朋友同学一起创办了“新民学会”,并且办了杂志《湘江评论》,但他也发动打倒湖南当地军阀的行动。另一位与“五四”有关的瞿秋白,也不是出身北大的学生,後来去了苏联。更重要的是,共同参加了“五四运动”的同一世代,傅斯年、罗家伦与毛泽东、瞿秋白日後走的道路,完全不同。毛泽东、瞿秋白参加了共产党,更都是中共的领导者。他们曾经也都想开展“启蒙”的工作,最後,当中国面临好似即将亡国的时代情境里,他们走上政治的道路,“救亡”成为他们努力的方向。很明显的,他们的选择,彰显出“救亡”压倒“启蒙”的特色。

   可以说,李泽厚关心的,应该是希望“启蒙”理想能够持续。“启蒙”是要人走出愚昧,要让人认识自己,也认识自己在现实环境里的现实位置,往往带着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色彩。可是,当帝国主义步步进逼的时候,“启蒙”却被“救亡”这种集体主义的认知压倒,好像只要让中国不被灭亡,凡事皆可为,一切行为,都是正当的。“救亡”压倒“启蒙”的历史结果,是可悲的,一九四九年之後的中国,会出现“四人帮”、“封建法西斯”等等独特的现象,在李泽厚的解读里,是由於“启蒙”的不足,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启蒙”不够深刻而导致的结果。例如,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比起中国历代的皇帝崇拜,有过之而无不及。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李泽厚所以提出“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以及“救亡压倒了启蒙”的观察,其意义所在,应该在於提醒人们思考,必须再走“启蒙”这条道路。然而,解释到底,这样一种“启蒙”与“救亡”的二元对立式的命题,恐怕还是尝试着为现实而服务的思考。在中国历经了“四人帮”等等动乱和悲剧之後,人们会思索,是否必须再走“启蒙”的道路。李泽厚的历史解释,虽然非常清楚的勾勒了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变化纲要,也有现实反映的意义。可是,摆回原来脉络来看,这样的历史解释,是不是“强奸历史”?也就是说,以“启蒙”与“救亡”的对立,来进行历史诠释,是否太简单了些?这样的历史解释,恐怕是以牺牲了历史丰富性、历史多样性为代价的。

  

   “什麽样的启蒙/救亡”?“谁的启蒙/救亡”?

   所以,对於“启蒙”与“救亡”的思考,我们是否应该要深入仔细的去追问,究竟是“谁的启蒙”?是什麽意义的“救亡”?

以“启蒙”方面举例来说,就在“五四”时期,有一股新兴思想潮流出现,即知识人发起的“到民间去”的运动。即“到民间去”的口号,表面上看似具有“启蒙”的色彩,表示知识人应该要走向老百姓,走向民间,要让他们接受现代科学与现代知识。可是,“到民间去”的另一面向,实际上不是如此单纯,当时的不少知识人认为,“到民间去”应该是要去了解普通农民、普通工人的喜怒哀乐,研究他们的所闻所思,要把他们喜怒哀乐所闻所思的具体意义,重新发掘出来,不要把帝王将相、知识阶级的观念和认识,当成是中国未来的唯一方向。在这段历程里,许多新的思潮与运动,随之问世,民俗学运动的兴起,就是一例,民俗学运动主张要精确调查在中国流传许久的民间信仰,不要理所当然地将它们视为迷信,而是要了解民间信仰到底在中国扮演什麽样的角色,具有什麽样的意义,对於民间信仰的认识,对於中国的未来,又有怎样的启发作用。举例而言,北大学生顾颉刚就是推动民俗学运动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他是苏州人,所以他回到家乡,到处蒐集苏州的童谣、民谣,要藉之说明,其实老百姓是有相当丰富的创造力的,这样丰富的创造力,也是中国文明复兴的一个契机。顾颉刚还跑去调查北京附近妙香山的庙会,跟着庙会“绕境”,沿途访问香客,要知道他们参加的动机,他们参加庙会得到的启发等等,顾颉刚还将调查所得,编了一本小册子。可以说,他们走向民间,重新去调查探讨中国民间社会传统的意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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