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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公民身份-权利的基督教伦理基础

更新时间:2014-12-20 20:10:09
作者: 沈阳  

   公民身份-权利的问题探讨,可以从社会学的角度、从宪政法理的角度思考,也可以从伦理的角度,或者更为深刻地从哲学的角度。哲学的角度又可以分为宗教信仰哲学和世俗信仰哲学。这部分内容,涉及沈阳先生的宪政法理、桑德尔(Michael Sandel)的世俗政治哲学、约翰·洛克的基督教伦理、《独立宣言》的次基督教伦理。我所提倡的,是从基督教的信仰哲学(神学)及其伦理的角度,并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敏感的政教关系的困境。

   1、公民身份-权利的基督教伦理基础

   当前中国境内许多学者所探讨的公民身份-权利,缺乏伦理基础。通过强调这是一种普世价值观,是宪法和国际法所赋予的权利,并不能保证人们信仰这种价值观的原生理由和逻辑,从而导致(个人和集体)自觉遵守的程度差异。也有另外一些学者,认为源于西方国家的宪政民主的哲学基础,是基督教的价值观——即沈阳先生所提出的“基督教正义一元论”(2012)。

   沈阳以“政治社会学的论证方式,讨论了基督教文明与政治文明之间复杂的关系”,并以准确深刻的观点,说明了是基督教信仰的“超越性”,才将民众与统治者放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同一个屋檐下。他认为,宪政制度是基督教信仰文化在西方社会中一元主导的专利成果,是排斥多元主义的。“基督教信仰奠定了宪政民主的基础。”[22] “要实现宪政民主,必须放弃制度决定论的思路,建设基于基督教的新生命共同体,”以及实现“一元主导的多样格局”。这种宪政民主模式已经因为基督教世界的原生宪政之生成,加之后来的“西学东渐”,而成为“派生宪政”。沈阳强调,在很少的一些国家,“派生宪政”能够在非基督教文明的环境中被模仿复制或被同化产生,但是总体而言,“派生宪政”无法实现原生的基督教环境中的和谐运行效果;而在另外一些非基督教传统和民情的国家,不存在哪怕是形式上的宪政。此外,沈阳还精辟地阐明了司法正义和程序正义,等重要议题。

   在沈阳的宏观理论框架和思路基础上,我认为,更进一步具体来看,基督教的超越性和正义性,在西方宪政公民社会模型中,具体是表现在基督教的伦理及其衍生的社会公德和政治哲学方面,而并非一定是在基督教的属灵信仰方面。准确地说,西方的宪政公民社会是基督教伦理在社会文化中一元主导的成果,尽管是起源于基督教的属灵信仰意识形态。因此,理想的状态是,基督教信仰意识形态支撑伦理——伦理(及其社会公德)支撑权利和责任——导致宪政公民社会。其次的状态是,即使只有基督教伦理衍生的社会公德支撑,如果是在罗马-希腊式的世俗文化环境中,也能够较为正常地运作。较差的状态是,这种宪政-公民-民主社会模型在非基督教文明环境中模仿产生,或者是被同化产生,途径就是取其社会公德和政治哲学,舍其属灵信仰和伦理,成为我所称的“野橄榄宪政模型”。理所当然,这种山寨版的制度,仍然能够获得比非基督教的客体文化中生成的政法制度,更优越的效果。最差的运行环境是,没有任何基督教信仰-伦理-社会公德-政治文化,这样的宪政公民-民主社会是软弱的,也是危险的,可能导致政府集体腐败,或民主暴政,或党派变相独裁政府,甚至还不如君主制。

   而作为西方自由主义的信仰意识形态和世俗主义的罗马-雅典文明的追随者们,在崇拜宪政民主模型并首先满怀怨恨地切割了基督教信仰及其伦理后,却无意识地(或不得不)保留了一些关键性的在原生基督教伦理环境中产生的社会公德和政治哲学,并精明地称之为“普世价值”。这种基督教化的“世俗普世价值”,配合西方社会中仍然有相当影响力的教会和基督徒群体及其持守的伦理文化,还是能够令宪政公民制度较好地运作。然而,没有基督教属灵信仰及其伦理的动力,这些社会公德和政治哲学(文化)就会在实践的过程中损耗、变形、运转失灵,甚至被某些落后愚昧的“荆棘文明”所异化。例如,中国的世俗化文明——孔孟化的世俗文化,或者马克思-达尔文主义的反宗教世俗文化,与基督教没有任何关系,属于典型的“荆棘文明”,与基督教的“橄榄文明”格格不入,甚至敌对。

   正如沈阳所指出的,历史中的宪政制度首先出现在国教为基督教的政教合一的英国,这是令当今世俗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们惊奇的。而美国的社会学家罗伯特·伍德伯瑞(Robert Woodberry, 2006) 根据宣教史也发现,英国的基督教宣教士们最早发动了“立即废除奴隶制”的英国基督徒签名运动,导致当时还是政教合一的英国于1834年废除了黑人奴隶制,并施压别的国家也废除奴隶制。[23] 而作为美国,比英国早许多年,其教会和基督徒就公开呼吁废除奴隶制。著名的波士顿公园街教会自1823年起,就开始举行一系列反对奴隶制的布道。1829年7月4日,年仅23岁的威廉·洛德·盖瑞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应邀在这家教会进行了历史性的布道,公开呼吁推翻奴隶制,让有色人种成为与白人平等的公民。[24] (‟The ‘colored population’ of America should be freed, given an education, and accepted as equal citizens with whites.”) 但是,由于“杰弗逊式”的政教分离,当时的教会无法有效地影响政府的决策,导致奴隶制的废除比政教合一的英国迟了30年(1861-1865)。

   美国《独立宣言》中公民的三大权利,借鉴了英国基督教伦理学家约翰·洛克对公民权利的定义:“所谓公民利益,我指的是生命、自由、身体的享受,以及对诸如金钱、土地、房屋、家俱等财物的占有权。”(‟Civil interests I call life, liberty, health, and indolency of body; and the possession of outward things, such as money, lands, houses, furniture, and the like. ”)《独立宣言》之所以将财产拥有权去掉,可能是出于信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托马斯·杰弗逊的渴望均贫富的原始共产主义情结。此外,洛克还认为,“诺言、契约和誓言,这些人类社会的约束,是不能约束无神论者的。虽然他们只是在头脑里拿走了上帝,却使一切分崩离析”。 (‟Promises, covenants, and oaths, which are the bonds of human society, can have no hold upon an atheist. The taking away of God, though but even in thought, dissolves all.” ) (《论宗教宽容:致友人的一封信》1689)。对于无神论信仰意识形态,洛克是根本不信任的;200多年后的德国-意大利-日本法西斯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证明了洛克的学术远见。

   基督教伦理所支撑的西方宪政体制下的公民权利体系,采用上帝赋予人权的政治哲学,因此赋予追求者们超越自身、家庭、民族、社会和国家的道德理由与自信,最大程度地保障公民社会和民主社会的良性秩序运作。这里,需要借鉴基督教的“世界公民概念”。公民权利应当高于国家的利益,不应被视为是国家所赋予的,而是上帝赐给的——但需要国家法律和国际法来维护。这正是美国独立宣言的宗教哲学基础。那些清教徒的建国者们相信,“宗教信仰为建立负责任的公民社会作出了实质性的贡献,而这种公民社会能够维持民主共和制度。”[25](这里的宗教信仰,在当时指的是基督教信仰)(‟They believed that religious belief made an essential contribution to the formation of a responsible citizenry capable of sustaining a democratic republic. ” )

   《圣经·旧约》是以公义和律法为核心,衍生责任;《圣经·新约》是以爱和宽容为核心,衍生权利。两者构成了基督教的伦理核心,都是以上帝的启示和命令为源泉,以及接受者对上帝和耶稣基督的信仰为前提。《旧约》律法是上帝和人类的契约,为了实现公义和约束以色列人(代表全人类)对上帝的忠诚。《弥迦书》6:8说:“世人哪,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新约》说明了爱上帝和爱人是所有律法的核心也是意图。这里,爱上帝是来自信仰,爱人是信仰所导致的伦理;爱上帝和爱人是不可割裂的。《马太福音》7:12耶稣教导说:“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所有的道德、权利和责任,都是来自“公义和爱”的动机。因此,基督教信仰产生的伦理体系,是宪政公民-民主社会运行的最佳文化生态环境。

   2、缺乏伦理支撑的道德观,导致“正义”和“权利”的困境——西方的政教分离模式和多元主义的失败

   根据我的观察、体验和研究,西方现代文明的辉煌,是世俗罗马-雅典文明与犹太-基督教文明相结合而发展出来的伟大成果。然而,两者的结合并非通过自愿的合作,而是通过近2000年的竞争和斗争相互制约的结果,并主要是通过政教关系的竞技场和阵地。罗马-希腊文明的本质是以理性-法律为中心的世俗文化,犹太-基督教文明的本质是以律法-伦理为中心的信仰文化。

   伦理作为道德哲学体系,证明人类为什么需要和遵守道德,并为道德提供标准;而信仰意识形态为伦理提供标准。根据自由主义神学家保罗·提里克(Paul Tillich) 的宗教哲学理论(Dynamics of Faith, 1957),任何人都无法逃脱信仰,因为信仰就是一个人的终极关切(ultimate concern),即包括宗教信仰和非宗教信仰。这是非常正确的观点。我认为,严格地说,所有无神论的非宗教信仰意识形态都无法提供伦理体系。因此,罗马-希腊文化影响下的西方世俗信仰意识形态,具有先天性的伦理范畴缺失,但是有凭着信心的道德体系。这种信心主要是来自所属的集体持有共同的道德观;一旦离开这个基于共同意义的集体,进入一个不同的道德观集体,信心就会脆弱,导致道德观受到挑战并可能改变。共产主义信仰意识形态中同样没有伦理体系,因此只能教育人们遵守一些空洞的道德指标:例如,要做好公民,学习美德,要遵守社会公德、助人为乐,等等。苏联、中国和北朝鲜的模式都证明了这一点,没有伦理体系支撑的共产主义道德观,只能靠着国家政权机器的支撑。

   我还认为,西方政教关系的基础是伦理道德,具体一些,是世俗道德(罗马-希腊文化的追随者们更喜欢用“美德”这个词)和宗教伦理(主要是保守的基督教)通过政治和法制持续斗争并相互制约的过程,并非静止不变,而是直到一方彻底获胜。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世俗道德在西方政治中不断得胜,并导致政教分离的程度不断加剧。推动这种分离的重要方式,是将经济作为政治的最高负责对象(权力与玛门的联姻),从而达到世俗政治的最高境界——我称之为“政商合一”。这样的政治,正如桑德尔所批评的,连道德也不愿意谈了。[26] 根据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其著作《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1910年代)的理论,资本主义经济模式是新教伦理的产物。因此,这种经济模式在原生的伦理环境中才能最佳程度地运行。

政商合一的“经济政治模型”在如今全世界范围的普及,主要是由于二战后的“三大经济组织”的推广,并所向披靡,并导致以经济为平台的全球化浪潮。1944年7月,诺曼底登陆后,盟军胜利在望,一伙精明的商人和政治家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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