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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卓元:权威解读新经济变革大思路

更新时间:2014-12-20 06:59:59
作者: 张卓元 (进入专栏)  
那么,为什么2003年以来近10年会出现改革进展缓慢的现象呢?

   A:在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一次经济论坛上,有的国外学者如新加坡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认为这几年中国“无改革”。我是他发言的评论人,我说:一方面上述论断并不是很全面准确的,因为2003年以来中国还是在继续推进改革且取得了一定成效,如2005年以来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整体上市、取消农业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2005年起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增值税转型、企业和个人所得税改革、资源税费改革、房地产税改革试点、文化体制改革、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以全覆盖为目标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另一方面,也要承认,这几年的确没有特别重要和关键的环节以带动全局的改革。我认为原因有四个:

   第一,上上下下专注于发展而顾不上改革。这段时间可以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和干部的精力都是专注于发展而顾不上改革。由于经济增速很高,2007年高达14.2%,各级政府部门都几乎用全力解决经济高速增长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如煤电油运的紧张问题,使改革难以摆上议事日程。所以有一些学者将当时的政府称为发展主义政府或增长主义政府。地方政府更是全力以赴抓短期GDP增速最大化,以显示自己的政绩,政府官员也因此可以获得升迁。有的地级市市委书记说,我只抓项目,别的不管,人称“项目书记”。抓投资、抓项目成为地方政府各部门主要工作。在方针原则上,人们常说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要靠进一步的发展来解决,这个说法值得进一步研究。我们要做大“蛋糕”,但做大“蛋糕”后分“蛋糕”中出现的分配不公、差距过大等问题,光靠进一步做大“蛋糕”是很难解决的。从经济学原理说,生产、流通、分配、消费都是相对独立的环节和过程。分配环节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光靠发展生产是难以解决的。在实践上,有的专家认为中国现在就是要靠发展,通过加快发展增加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以改善民生,保社会稳定,而改革要冒较大风险,不能期望有多少举动,以免危及社会稳定。这有一定道理,但不是长久之计,还会不断积累矛盾,或使已有矛盾往后推,甚至积重难返。还是要靠改革来逐步理顺体制和各方面关系,实现长治久安,让老百姓过上稳定的好日子。这才是根本之策。

   第二,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挠和反对。这主要体现在垄断行业积重难返,改革难度较大。现实的问题是,垄断行业改革很难推进,新的厂商很难进入垄断行业中非自然垄断环节,竞争机制很难引入,国务院两个“36”条很难落实。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改革受到垄断行业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挠和反对。政府改革的难度也很大。强势政府主导资源配置对政府官员有莫大好处,这个权力极难割舍,这也是审批制改革进展缓慢的原因。政府直接支配资源过多、介入经济过深,必然会阻碍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或决定性作用。政府改革已经成为深化各项改革的关键环节或突破口,但这一改革因为会使相当一部分官员利益受损而阻力重重,难有进展。

   第三,学界有人怀疑市场化改革产生的争议影响改革的顺利推进。如有的经济学家认为对国有经济中垄断行业和垄断企业需要进行改革是个伪命题;有的文章主张就是要实行“国进民退”;有人认为当前主张民富优先是奇谈怪论,是挑拨人民群众同政府的关系;有的文章把当前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归咎于民营经济发展过快,动摇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等等。上述观点的提出,引起学界的争论,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改革的顺利推进。

   第四,缺少改革专门机构的统筹协调与强力推进。200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把原国家体改办同国家计委合并,组建国家发改委,这样就不再有专司改革的机构了。当时主张把体改办与国家计委合并的一个重要根据是,那几年由国家计委提出的民航、电信等垄断行业分拆改组的改革方案,由于能把改革和发展较好地结合起来,在发展中推进改革,比较现实可行,因而在实践中被采纳并初见成效。与此不同,那时体改办等提出的方案却未被采纳。这在当时是有说服力的,也把当时参加机构改革方案起草的成员说服了。但是从2003年以后八九年的实践看,那次机构改革后国家发改委并没有更好地推进改革包括垄断行业改革,反而是改革进展缓慢,究其原因,是国家发改委那几年几乎是全力以赴地处理经济高速增长中碰到的各种紧迫问题,无力顾及改革,或者抽不出更多精力来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这样,原来以为把体改办并入国家发改委有利于更好地推进包括垄断行业改革的如意算盘落空了。2011年,原国家体改办主任陈锦华在《国家体改委志在改革》一文中也说:“国家体改委机构撤销,人员没有留住,有些重要改革也没有继续深化下去。体改委消亡有点儿过早了,中国还不到这一步。”

   转方式、促转型,迫切要求重启改革议程。2012年十八大在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的同时,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其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地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做出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共16部分、60项改革、336个改革举措,并明确要求:“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这表明中国改革已重新出发并进入新阶段,即进入啃硬骨头的攻坚阶段。

   十八大以后,中国的改革征程再度出发。可以说,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再次吹响了改革的号角。《决定》勾勒的改革蓝图宏大而全面,全面深化改革的蓝图仅经济领域就满是亮点。经济领域的改革又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特色。

   全面深化改革的“封喉之剑”

   Q: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为什么全面深化改革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

   A:根据《决定》精神,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中国今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应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打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今后无论是全面建成惠及全国14亿人口的小康社会、避开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还是到建国100周年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基本上实现现代化成为发达国家,都要求我们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因此,需要着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破除各种各样体制障碍,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各种社会活力和企业活力,使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的势头能够更好地持续下去。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中国经济虽然经过35年改革开放后的高速增长,但至今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而且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均GDP仍然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世界银行统计,2011年,全世界人均GDP为10040美元,中国为5445美元,只相当于美国的1/9)。按照年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的农村扶贫标准计算,2013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仍有8249万人。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任务还很重。我们要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首要目标,就是实现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等。这就要求我们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对此不应有任何动摇。经济是基础,物质财富的增加是社会进步的基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首先要使经济再上一个台阶,物质财富有大幅度的增长,在此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和转型。

   进入21世纪后,中国经济在快速发展过程中逐渐显露出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长期粗放扩张带来的资源和环境瓶颈制约越来越突出,面临转型,即从追求数量扩张规模到追求质量、讲求效率转变的迫切任务,要求加快转变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方式,核心是实现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管理创新的转变。多年来的实践告诉我们,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是一项困难重重的过程,靠理论宣传、完善政策法律法规等效果不大,主要要靠深化改革,形成激励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这里包括: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形成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主要由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资源和生产要素价格要真实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和生态损害成本,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财政金融体制改革,各个市场主体竞相通过创新驱动增强活力竞争力,发展成果由人民公平共享等。一句话,必须积极稳妥地从广度上和深度上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力争到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还体现在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改革的牵引作用上。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上层建筑与之相适应。市场化改革的推进,要求市场经济的法治化,从而带动民主法治等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文化体制改革发展方兴未艾。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直接带动劳动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健康等领域改革的深化,并要求进一步推进科技、教育改革与之相适应,要求建立健全的生态文明体制。

   另一方面,政治等方面的改革也在促进经济体制改革。比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府职能的转换,对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起着至关紧要的作用。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要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就要紧紧抓住政府改革这个关节点,改变政府直接配置资源过多、对微观经济活动干预太多、审批太多,而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加强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保护环境方面又做得很不到位等状况。政府改革和职能转换,既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又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着力点。经济活动法治化,改进和完善社会管理,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重要条件。

   特别需要提出的是,十八大以来,由于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坚持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社会风气大有好转,提高了中央权威,为深化改革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条件。所以,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并不是不重视其他改革,而是为了更好地全面深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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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郑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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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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