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毛泽东是如何发现大饥荒的 ？
毛泽东是何时发现用大跃进的方法可能造成严重死亡现象的呢？应该是在这一年的10月下旬到11月上旬。因为我们注意到，从这时开始，他在讲这个问题时态度一下子改变了，开始反复强调要让农民吃饱睡好，不要太过劳累了。
11月10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中对此讲得更明白了。他说：一定要使生产者能够吃饭，吃得好一点，一定要保证食品中有足够的热量和营养。他特别提到：现在云南几个月中间就死了4万人，就是没有注意让人吃饱。“只要人家苦战，每天十几小时，吃得不够，休息得不够，粮食、油盐、蔬菜，那个东西不注意（是要死人的）。”这种强迫性的作法“现在我们必须制止。一个要吃饭，一个要睡足”。“搞社会主义有优越性，但是死人，成万的死”，这叫什么优越性？
十天之后，在武昌会议上，毛泽东的话讲得更重了。他说：不能像过去那样干了。“除特殊外，还是要睡一点觉。现在要减轻任务。”明年的生产指标要降下来，不能总是压得人透不过气来，否则，“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广西死了人，陈漫远不是撤了吗？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他指着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说：“安徽要搞那么多（吗）？你搞多了也可以，但以不死人为原则。”他特别强调要把水利建设今冬明春全国的土石方量降下来，批评中央提出的在1958年的基础上提高两三倍的计划不合适。声称自己负不起这个责任，说“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
谢富治为什么没有被处分
云南省这时的第一书记是谢富治。云南省几个月死了将近4万人，远比一年前广西陈漫远在任时造成的损失要大得多。但是，谢富治却安然无恙。毛泽东不仅没有处分谢富治，而且还表扬谢富治的检查报告写得好。
谢富治的检查报告是怎么讲的呢？报告中说：
在今年春夏之间，云南曾发生严重死亡的情况。肿病至6月下旬和7月上旬发病率猛增，遍及全省70多个县市，并兼有痢疾等流行。我们虽曾采取了一些措施，先后4次派遣医疗队伍进行检查和帮助，并调拨专粮、专款，但制止无力。至10月10日止，全省累计发病38.8万多人，死亡39721人，其中因肿病而死的占半数。
云南全省死人以曲靖专区最为严重，共死亡19072人，占全省死亡人数的48％。而该专区又集中在陆良、泸西、曲靖等县。仅陆良县即死亡12917人，占该区死亡人数的67％，占全县总人口的5.6％，因肿病死亡者5205人，占死亡人数的40％。
经解剖尸体及临床治疗断定，这种病属于混合性营养不良型水肿，病因主要是过度疲劳和营养不良。据查，每个农民在正常劳动情况下，每天需要热量2500卡，劳动最紧张时需3000卡至5000卡。但今年六、七月间，青黄不接，口粮较紧，特别是去年歉收地区，有的农民每天只能吃到四五两粮食，而劳动强度很大，因而造成死亡。
报告承认发生问题的关键，是领导作风不深入，干部强迫命令，并举例说明陆良县死亡多与地方干部组织“督战队”，鞭打威逼农民，对群众生活不注意，留给农民口粮太少，农民劳动强度成倍增加有直接关系。
报告以省委名义请求中央给予处分，谢富治并特别写信给毛泽东表示要承担主要任。
毛泽东在谢的报告上批示道：
“云南省委犯了一个错误，如他们在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没有及时觉察一部分地方发生肿病问题。报告对问题作了恰当的分析，处理也是正确的。云南工作可能因为肿病这件事，取得教训，得到免疫力，他们再也不犯同类错误了。坏事变好事，祸兮福所倚。别的省分，则可能有一些地方要犯云南那样的错误，因为他们还没有犯过云南所犯的那样一种错误，没有取得深刻的教训，没有取得免疫力。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时几乎是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毛泽东的对策：硬着头皮顶住
1959年三四月，春荒时节到来，往年的灾难不仅重复上演，而且变得更加凶险了。
最严重的如山东济宁、聊城地区，1400多万人缺粮、断粮，三四十万农民四出逃荒，患水肿病的累计达到55万余人，且已报告的因饿病而死亡的人数即达1526人。其中，“因生活困难而自杀的163人，占10.68%；患水肿病致死的953人，占62.45%；因吃糠秕过多，大便干结致死的95人，占6.22%；因饿致死的315人，占20.64%。”另外，“卖婴弃子事件已发现者达58起”，仅金乡、单县两县即已死亡耕畜35600余头。
山东省委如实报告说，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一个重要原因是去年的产量报高了，国家征了过头粮。报告称，去年山东省粮食产量确实取得了空前丰收，但制定国家征购计划前预计的粮食产量报得太高，秋天再度核定的数字还是偏高，实际产量和最初的预计可能相差一倍之多。再加上各级干部开会太多，未能深入实际，不了解下面缺粮的情况，反而还大搞反瞒产私分，“结果不仅未能反出什么粮食，反而对粮食的紧张形势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造成人心惶惶，有粮的无粮的都喊缺粮，真假难分，人口继续大批外流”。
类似的情况并不止于山东一个省。国务院秘书厅这时送来报告，说明全国15省发生严重春荒，至少2517万人缺粮、断粮，灾情严重。毛泽东看了也急，当即拟了一个《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的醒目标题，紧急批给周恩来，要求立即用飞机分送给15个省的省委第一书记“手收”。因为他怀疑“有些可能当地领导人还不知道情况，因而还未处理”。
到这个时候，毛泽东才意识到中央此前认定的那个1958年的粮食产量可能有较大问题。他在4月上旬开始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已经对六中全会制定的1959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10500亿斤的指标表示疑问了。因为，统计局和粮食部核实过的1958年的粮食产量只有5000亿斤，比毛泽东估计的“定数”，即7400亿斤，还少2400亿斤。因此毛泽东开始承认，粮食、棉花的产量，要大幅超产恐怕是不可能的。他并且为自己去年相信并帮着宣传徐水等百万亩“卫星”田的事辩解说，去年我只看了那几亩田，其他地方的都没看过。什么万斤亩，我就不信，除非一斤一斤称。现在的问题是，10500亿斤的指标已经公布了，“现在改也不好改，改了怕泄气，中国人、外国人（面前）都不好看。”只能寄希望“七凑八凑，多种蕃薯，把豆子也算上，可能达到万亿斤、9000亿斤”。
当然，哪怕1958年能落实的粮食产量只有5000亿斤，比1957年的3700亿斤还是增长了许多，故毛泽东相信这也是“大跃进”。因此，他对这一年的春荒紧张归紧张，却还是抱着年年春荒都能过去的信念，认为今年也不例外。故他一方面意识到今年形势比较严峻，因而同意李先念提出的压缩城乡，特别是城市粮食销量的提议，下令把城乡人口人均配给的粮食数额限制在每月28至30斤左右；另一方面则寄希望于春荒会快点过去。这种心情从一个小例子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即4月17日刚刚心急火燎地批示要解决2517万人无饭吃的大问题，26日在得到内务部报上来的关于春荒有所好转的情况通报后，他又马上批转各地，宽慰人心。当然，他还是告诫各地党委：“务必要采取措施，妥善安排，度过春荒，安全地接上麦收和早稻”。还指示要“多种瓜菜，注意有吃而又省吃，闲时少吃，忙时多吃。千万不可大意”。
1959年春荒持续时间远较过去长，死人也远较过去多。光是一个山东，到5月中旬仍然有30多万水肿病人，有将近12万人逃荒在外。济宁地委即报告称，据不完全统计，该专区年初以来已有7569人因饿病而死。对这一报告，就连山东省委自己也不完全相信。因为巨野县一个县就已有报告称，半年间各种死亡人数达7536人，已知属于非正常死亡者达1860人；金乡县也报告称，半年间各种死亡6700多人，非正常死亡数1500人。这两个县半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即超过3300人了，何况两县所报正常死亡人数也不大可信，因为它们都大大超出了往年半年中的正常死亡人数。粮食匮乏的严重程度，还可通过耕畜死亡反映出来。据济宁地委报告，专区原有耕畜65万头，半年多因没有饲料等原因一下子死了12万头，即使活着的耕畜也非常疲弱。政府按规定留给农民的口粮，每人每天本来也只有五六两原粮，相当部分还是薯干，原本就只能勉强维持生命。就是这样一点粮食，还会被各级管理部门层层克扣，或是8个人的定量均分给了10个人吃。因此，许多饥饿的农民最后竟把刚刚种下的青苗、花生种都挖出来吃了。人力、畜力本来就极度虚弱，春耕已经难以进行，好不容易种下一些粮食又被挖出来吃掉，春播、春种自然要受到严重影响，这又直接埋下了夏秋和来年进一步发生更严重饥荒的种子。
由于不少省份上一年虚报、浮夸十分过火，再加上“大跃进”期间到处“拔白旗”、打右倾，因此灾情已经十分严重，却没有哪个省会主动据实上报。各地即使发现了问题，也都尽可能隐瞒实情，以至许多严重情况还是中共中央或国务院从群众来信中了解到，批转地方查证才暴露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于问题的严重性，特别是问题的覆盖面，仍旧缺乏足够的认识。如主管农村工作的副总理谭震林也知道各地死人很多，困难很大，但还是要求地方必须完成原定的征购任务。他甚至强调要动员农民照顾大局来达成任务。他在6月20日的一个报告中说，今年夏季粮食作物的情况是：一、亩产比去年高得多；二、粮食供应情况紧张，收购任务比去年大；三、播种面积比去年减少很多，总产量能不能比去年多还难说。因此，粮食困难的形势从全国看还没有转变过来，还要等夏粮全部打下来，粮食局面才可能转为主动。但无论如何，他都要求切实把粮食征上来。他强调，工作做到家，任务就能完成。他的理由是：“不要把农民估计得过低，应该把农民估计得高一点”。因为，“中国的农民在长期的革命锻炼中已经养成了照顾大局的观点”。
有了主管农业的谭震林等人的这种意见，毛泽东更相信这次春荒差不多过去了，形势已经好转了。6月底，他召集中央及各地领导人上庐山，准备开一个“神仙会”，大家优哉游哉，轻轻松松地一起来总结研究一下前面“大跃进”的经验与问题。
当然，毛泽东丝毫没有意识到“大跃进”出了严重问题，他的总结是守住一条底线，即成绩和错误要“九一开”。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至于那一分错误，比如粮食大量增产却搞得如此紧张，他虽耿耿于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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