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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燕:基层市场与乡村社会研究:历史与趋势

更新时间:2014-12-16 10:08:28
作者: 吴晓燕  
指出“农村物质生产力的进步与否决定了清代华北和农业英格兰农村经济向资本主义过渡的不同结果”。[10](P431)侯建新在《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冀中11村透视并与英国乡村比较》一书中运用20世纪20-30年代华北冀中11村的调查资料并把这一时期的华北农村社会与工业革命前的英国乡村社会进行比较,指出当时华北貌似繁荣的商品经济与“糊口农业”并存,乡村市场的虚假繁荣是农民极度贫困的状况使然。

   弗里曼等在《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一书中借助一条农村集市贸易变迁线,勾勒了一个华北村落在全能国家的体制下如何接受国家意志和行动并对其做出适时调整的历史画面,既描述了党---国家体系对乡村社会的改造,又阐释了乡村社会精英通过与国家权力的连结展现了有组织的文化力量的连续性及其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深刻塑造。奂平清以定州的实地研究为例,从乡村集市变迁来考察乡村社会转型,并运用定州的实例验证了其乡村集市“内卷化”的假设,探讨了华北乡村社会转型的路径选择。[11]

   3、从乡村社会公共空间的角度研究农村集市。除此之外,基层市场的研究还存在有待拓展的新领域:

   其一,行政、市场与农村公共服务体系重构的关联。历史上自然形成的农村集市是一个商品交易中心、信息传播中心,同时因资源的集中又成为了一个地方精英聚集的中心和行政权力中心,而地方行政区划的设置需要与市场体系的覆盖范围相契合。在当前乡村治理体制转型和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如何处理好市场体系、社会体系和行政体系的关系,重构乡村治理体系与空间结构、构建以市场为导向的农村公共服务网络,在国家、市场与农民的新型关系基础上实现乡村治理的转型与重建,是一个迫切需要研究的现实课题。

   其二,国家政治权力的渗透、收缩与集市变迁的关联。历史上的集市除了自发形成外,还有一部分是人为设立的,但兴建新的场市须经过官府批准。即便是在“皇权止于县政”的时代,和村落相比,地方官府也更为重视场市,企图通过民间的交易场所---场市来控制、治理县级以下的农村区域。随着现代国家的建立,国家行政权力不断下沉,国家自然不会放弃对集市的控制,自然形成的集市也成了国家建构的产物。国家对集市的规制权与集市交易中的产权、民间规制权的较量决定了集市的兴衰演变。

   其三,以市场主体为对象呈现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整合从单向度的国家整合向国家整合与社会自我整合互动的转型。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来看,“士绅社会”模式下国家对基层市场实施“无为而治”;建国后的市场(集市)是国家建构的,对集市的单方面控制成为对农民和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路径之一;当下以经济交换为主要活动的集市,聚集了各种社会力量---朝来晚去的农民、兼业的小贩、追逐利润的坐贾行商、“游手好闲”的小混混、以及公共权力的代表等,他们在集市这个舞台上发生错综复杂的关系,上演一幕幕充满冲突、妥协、合作的生活剧,进行着权力的分割和配置,形成了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整合与乡村社会自我整合相互交织的图景。

   其四,以集市公共空间为载体展现乡村社会生活的原生态。集市不仅是乡村社会的经济中心,在经济交换中形成的固定场所及其附属设施成为了市场区域内农村社会的政治活动中心、社会交往中心、文化活动中心和娱乐中心。政府、商人、民众会成为不同时代、不同空间的活动主体,从而使得集市空间活动的主题也会随时代而演变。生活在场镇的居民和居住在村庄的农民都会在场镇上留下自己活动的印迹,场镇也形塑着他们的生活方式,共同演绎现代乡村社会生活的原貌。而国家权力与民间权力的互动、博弈推动了公共权力的生长和集市公共空间的形成。集市在乡村社会的出现,首先源于农民余缺调剂的需要。历史上乡村社会的个体农民经济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但自然经济并不排斥商品交换。农民仍然需要通过市场来换取自己不能生产的铁器等劳动工具和食盐等生活必需品,还希望在集市上出售少量手工制品来维持家庭的生存。经过千年的演变,当下的农户经济已难以用自然经济来涵盖,农户与市场(集市)的关系需要进行新的审视。如徐勇提出用“社会化小农”的分析框架来解释这一时期小农的行为。[12]遍布乡村社会的集市,是农民交换、娱乐、社会交往的主要场所,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小城镇建设的推广,一部分农民还离开了祖辈居住的村庄,成为了场镇上的新“移民”,与场镇上的老居民一道参与集市的运作,共同演绎场镇居民生活的原生态。因而集市虽未囊括乡村生活的全部,至少也能反映乡村社会的多数场景,成为一定区域乡村社会的缩影。一方面,透过集市上的日常经济生活,可以洞见看似平淡、僵滞,实际丰富多彩的农村经济社会生活;另一方面,集市成为了农民走向大市场的起点,农民通过广泛参与这种初级市场的交易,成为了产权主体,在交换中形成的平等、契约、权利等现代意识不断地形塑农民,也形塑着农民与国家的关系。通过集市上各种主体行为的考察可以再现这一互动过程。基层市场---农村集市研究也就成为了解当下农村社会居民生活和社会治理的一个有益的领域。

  

   [参考文献]

   [1]参见石忆劭.中国农村集市的理论与实践[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

   [2]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3]史建云.对施坚雅市场理论的若干思考[J],近代史研究,2004(4).

   [4][美]施坚雅著;史建云,徐秀丽译.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5]袁方成.中国农村的市场形成与社会构建---评施坚雅的市场结构理论[A],徐勇主编.中国农村研究(2002年卷)[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6]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7]参见龙登高.中国传统市场成熟形态的探讨---江南地区市场研究的学术史回顾[J],中国史研究动态,1998,(10).

   [8]马永辉.1949---1966年苏北农村集市贸易变迁[D],中共中央党校,2005.

   [9]参见李正华.乡村集市与近代社会---20世纪前半期华北乡村集市研究[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

   [10]徐浩.农民经济的历史变迁---中英乡村社会区域发展比较[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11]奂平清.华北乡村集市变迁与社会结构转型---以定州的实地研究为例[D],中国人民大学,2005.

   [12]参见徐勇.“再识农户”与社会化小农的建构[J],邓大才.社会化小农:动机与行为[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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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0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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