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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向晨:基督教的政治化理解——近代西方政治哲学解读基督教的一种基本思路

更新时间:2014-12-15 23:15:28
作者: 孙向晨 (进入专栏)  
正因为上帝是以理性和自然法来统治人类,因此霍布斯在世俗意义上讲的一切政治理论,从另一个角度讲,也就是"上帝之国"的特性。

   霍布斯进一步对"上帝之国"作出区分:除了"自然的上帝之国",还有"先知的上帝之国"。在"先知的上帝之国"中,上帝"选定了一个特殊的民族--犹太民族作为自己的臣民,他不但以自然理性统治他们,而且通过圣者先知的口颁布制定的法律统治他们,同时也唯有他们才受到这种统治"(16)。也就是说,在"先知的上帝之国"中,上帝是直接统治人类的。在霍布斯看来,以色列人服从摩西从西奈山带给他们的律法,以及后来由大祭司在至圣内殿中从天使那里交付给他们的律法。这一王国在犹太人选扫罗为王时被抛弃。在犹太人选出扫罗为王之后,世俗主权者与上帝的维系断裂了,主权者不再是先知,上帝不再直接统治人类。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耶稣再度恢复"上帝之国"。这里,霍布斯强调基督就是"犹太人的王",把先知的权威授予基督的位格,把耶稣摩西化。霍布斯认为,"《圣经》中提到世界有三个,即上古的世界、现在的世界和未来的世界"(17)。上古世界和未来世界都是上帝直接统治的上帝之国,而"现在的世界"即世俗主权者统治的阶段,是真正的"尘世之国"。在这个阶段里,如果建立的是真正符合理性和自然法的王国,那些相信上帝统治世界而且相信他为人类提出诫命的人就是上帝的臣民,他们所组成的就是"自然的上帝之国"。

   霍布斯的《利维坦》先是从世俗的、理性的角度来建构国家理论,但是,他把这种理论镶嵌在一个更大的基督教神学政治背景下来考量。通过重建神权政治而不是解构神权政治,现时代的主权者才有可能获得充足的权威,使现实的政权从神学上得到奥援。

   三、洛克:基督教《新约》之于自然法的意义

   作为现代自由主义始祖的洛克,通过内在与外在、公共与私人之别区分了政治与宗教,以使宗教信仰私人化。另一方面,洛克又强调,启示对于理性是必要的补充,对作为世俗政治基础的自然法来说,这种启示尤其必要。

   洛克在《论宗教宽容》中大力论证信仰与权力相区隔的过程,强调国家的起源和职责在于维护公民的利益,保护公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因此,行政长官的权力只能涉及公共领域中公民权利的部分,不能以任何方式扩及灵魂拯救的领域;信仰问题只在于内在的信心,公共政治对之无权干涉。但有一个事实是他不能回避的,那就是,在《旧约》中政治与宗教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8) 对此,洛克不得不承认,在《旧约》时代,信仰与权力是另一种关系:"犹太人的国家与其他国家的区别就在于它是一个绝对神权政体:国家与教会之间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区别。它所制定的关于崇拜一个无形上帝的法律,就是犹太民族的民法,同时也是政府的一个组成部分。"(19) 所以,在《旧约》时代,政治权力及于宗教。在《旧约》中,我们常常看到通过政治权力甚至是暴力手段来根除偶像崇拜。洛克认为,对于没有充分启蒙的理性来说,这种政治与宗教一体的结构也许是必须的。

   但是,在"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的《新约》时代,如何来奠定政治的神学基础呢?洛克在《基督教的合理性》一书中处理了这个问题。他认为,耶稣基督的降临,意味着必须对《新约》与《旧约》之间的关系作出一个交待。这之间的区别,在洛克看来首先是事功之法(the law of works)和信仰之法(the law of faith)之间的区别。

   就事功之法而言,洛克引保罗的话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罗2:14-15)由此可见,事功之法不止是针对犹太人,也包括针对所有人类的、以理性为基础的"自然法"。

   自然法是异教徒所承认的,也是马基雅维利推崇的那个罗马时代所承认的。既然"自然法"通过上帝镌刻在人心中了,为什么还要基督呢?洛克认为,上帝律法中的道德之法是永恒的,它不因"信仰之法"的出现而废止。但是,"事功之法与信仰之法的唯一不同,就是事功之法决不允许任何错误。……但按信仰之法,凡不能完全遵守律法的,可以用信仰来补救,使信仰者,都能当做公义的,从而得到生命和永生"(20)。由此,基督降临的意义就凸显出来了:在洛克对基督教的解读中,信仰并不能代替事功,自然法是《旧约》的一部分,但直到基督降临,自然法才完整,而且只有通过信仰,自然法的意义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看到,在传统的基督意义之外,洛克更强调基督的道德意义,即只有通过基督,才能更加彰显以理性为基础的自然法。洛克说:"上帝出于他对人类无限的仁慈,他对待人就像一位充满同情和慈爱的父亲。他给予他们理性,同时又给他们理性的律法,……但是念及人性的脆弱,易于腐化以及流于不幸,上帝就应许了一个拯救者,到时候,就遣他降临。"(21) 洛克分析道,也就是说,鉴于人的弱点,鉴于未被充分启蒙的理想,基督的降临是必要的。总而言之,单凭人的理性、单靠人性的政治是脆弱的,尽管上帝赋予人类以理性,但是在亚当堕落之后、在基督降临之前,人类的理性由于"贪念、疏忽和害怕"而失落了,这才需要基督降临来予以解救。

   洛克进一步认为,在基督降临之前,有两种人左右了人们对于世界的理解。在以色列人那里是祭司:以色列人"把自己置于祭司的手中,但祭司给他们的头脑中充满了对上帝的错误观念。崇拜时就随他们高兴,用愚蠢的仪式;可怕的或狡诈的事一旦开始,虔诚的献身就使之变得神圣,宗教就成了一成不变的。在这种对于真正上帝的黑暗无知中,邪恶和迷信就掌握了世界,得不到理性的帮助和来自理性的希望,无法听见理性的声音,而且被认为与信仰的问题无所相干:祭司们,为了保障他们的帝国,就把理性驱逐出他们关于宗教的任何事务中。在种种错误的观念和虚构的仪式中,世人几乎丧失了对于唯一真正上帝的认识"(22)。所以,人们常常遭到祭司们的蒙蔽,这是理性不彰显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对于异教徒来说,则只有少数哲学家才能用理性来认识世界。这些哲学家通过繁冗复杂的方式来推演自然法,其复杂程度不是一般的百姓所能接受的。最关键的是,他们并不能以此来穷尽自然法,也不能使他们推导出来的道德律令具有神圣的基础。因此,对于大多数没有空闲来增加哲学知识的普通人来说,必须通过信仰基督,才能获得完整的自然法。通过基督的降临,一方面使理性不至于被蒙蔽,不再受祭司蒙蔽;另一方面,通过基督的启示才能补充哲学理性的不足,同时揭示德性和道德义务的神圣基础。上帝的权威,通过律法给了以色列民族,并通过理性的方式给予外邦的哲学家,但只有通过基督的降临,才能把理性和启示结合起来,给予全人类。

   基督教的启示使人类的虔诚和职责变得明白易行,起着澄清和强化自然法的作用,却不与理性的发现相矛盾。洛克在《政府论》中论述人的自然状态时,诉诸的正是自然法,它是人类自然状态的行为准则,也是人类进入政治社会的指南。在《基督教的合理性》中,洛克通过基督降临这个事件,揭示了自然法得以普遍实施的神学缘由。从亚当开始,理性就是上帝赐予人类的礼物,但经过了亚当的堕落,人类的理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遭受蒙蔽,只存在于少部分的哲学家那里;直到基督降临,通过基督的启示才使以理性为基础的自然法为一般民众所认识。这样,基督既没有代替《旧约》,也没有动摇政治生活;在基督降临之后,整个社会却有机会完全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

   四、卢梭:完成基督教的"公民宗教"转化

   马基雅维利在宗教的政治功能问题上,将罗马宗教与基督教对立起来;霍布斯将基督教《旧约》化,以彰显它的政治性;洛克的重点则在《新约》,也就是说明福音书揭示的耶稣基督降临对于现实政治的意义。凡此种种,都让我们看到了基督教政治化理解的诸种意义。而在卢梭那里,各种线索归结为"公民宗教"的概念,从而彻底化解了基督教与政治的冲突关系。卢梭要使宗教和政治的对立关系变成一种互助和协调的关系。他深刻地认识到,政治需要一种超越的价值体系来加以维护;公民宗教对于政治社会的整合起到了关键作用。

   如同马基雅维利一样,卢梭一开始就认识到了宗教对于社会的积极意义。在《社会契约论》的旧稿《日内瓦手稿》中,卢梭开宗明义:"一旦人们在社会中生活,他们就必须有一个宗教,把他们维系在其中。没有一个民族曾在、或将在没有宗教的情况下持存下去。假如它不曾被赋予一个宗教,它也会为自己制造出一个宗教来,否则它很快就会被摧毁。"(23) 但是,如同霍布斯一样,卢梭也分明看到了宗教与政治的必然张力。他明确地以"双头鹰"(the two heads of the eagle)来比喻政治与宗教的关系问题。在《社会契约论》中,他提出"公民宗教"这个概念,试图彻底扭转"双头鹰"的局面。(24)

   卢梭在"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一章中,分析了为什么宗教维系着政治社会;历史上各个民族曾经是如何通过宗教来维系政治社会的;"社会契约"将怎样通过宗教来维系下去。

   其一,卢梭从诸多方面论证了宗教对于政治的重要性。与亚里士多德强调人是"城邦的动物"不同,近代契约论强调人的本性是自然的、孤立的。这样,人从自然状态进入到社会状态、从个体进入群体,就不单单是契约的问题,而且是一种根本的转折。卢梭认为,这里立法者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而使人民自愿接受立法者的智慧,就需要神出面,来把立法者的智慧交付给民众。因而,立法者常常要借助于神学,立国也必须借助宗教。从历史上看,人原本是受神统治的;现在必须继续借助神的名义,人才能接受他人的统治。社会必须有神圣的根源,才能说服人进入政治的枷锁;单纯的集体主义不能驯服个人的私利,必须借助宗教氛围才能完成这个任务。正是人性中的非政治性一面,使宗教在人的政治生活中起到纽带的作用,因而,政治不单纯是理性的工作,还必须使之神圣化。此外,不仅政治在源头上需要宗教,政治的维持、道德的维护也需要宗教。如果人在起源上是非政治的,那么,其在政治社会中的道德、正义、德性就都是后来的,就需要强有力的力量来说服人民按道德规则来生活。卢梭通过在《爱弥尔》"萨瓦牧师的信仰告白"中的一个注解,表明了最后的审判在道德中所起的作用(25)。由此,卢梭特别反对启蒙哲人的无神论精神,认为宗教不仅帮助人超越私利,而且限制了哲学对于社会的破坏作用(26)。他强调必须通过宗教来破除现代人的自私性,并通过神来赋予政治以超越的意义。而这些方面,都正是启蒙哲学家所忽视的。

   其二,尽管卢梭推崇宗教对于政治的作用,但是与马基雅维利或霍布斯不同,他对历史上的异教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在"公民宗教"一章中,卢梭区分了三种宗教:人的宗教(Religion of Man)、公民的宗教(Religion of the Citizen)、祭司的宗教(Religion of the Priest)。这三者都是卢梭要批判的。(27) 这里所说的"公民的宗教"是写在国家典册中的宗教,它规定了这个国家自己的神祗、守护者以及~系列教条、教仪、法定的崇拜,由此,卢梭提出了"民族神"的概念。卢梭又用民族宗教(National Religion)一词指称公民的宗教(Religion of the Citizen),也就是马基雅维利所推崇的罗马宗教,或霍布斯所说的"异教"。这时每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独特的宗教崇拜,这些国家根本就不区别它们的神祗与它们的法律,政治的也就是神学的。

在卢梭看来,这种民族性的宗教是不具宽容性的。崇拜一个不是自己民族的神意味着背叛,因为宗教依附于国家的法律,诸神之间的区别划分了整个世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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