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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新颖:沈从文与20世纪中国

更新时间:2014-12-14 21:29:43
作者: 张新颖  
染上乱七八糟的颜色,还是素朴纯白的,我们应该从这里找到“本根”,恢复“神气”。鲁迅的这个思想,留给我们的问题和困难是,我们在传统的下端,“古民白心”在传统的前端,中间隔着几千年的历史,我们怎么跳过这么长的时间,和“古民白心”对接上?

   这个难题中的时间距离,在沈从文那里置换成了空间距离:我们没法回到遥远的古代,但我们可以去现在的偏僻之地,找到“古民白心”。“礼失求诸野”,把“礼”字换掉,思路还是“求诸野”的思路。很早以前我读《边城》,还把它当成一个封闭空间里的故事,与外面的世界没有什么关系;现在再去看,就觉得这样看把这个作品看小了。你看作品是怎么开始的: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

   这个叙述是说有这么一条路,沿着这条路能够找到这么一个地方和这地方的人。有路,就不是封闭的了。沈从文画这幅路线图,是假设外面有人来,由外而里的,是给外面的人来找这里用的,是“求诸野”的路。《边城》不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桃花源似真似幻,“不足为外人道也”,就是按照做下的标记再去找,“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哪里找得到;沈从文却肯定了边城这样的地方的存在,你看开头这么短的几句话,突出的句式是存在句,重复用了好几个“有”字(还省略了几个):有路,有小溪,有白塔。也就是说,“求诸野”是可能的,找得到朴野纯厚的生命、刚健善良的心灵。为什么要找?为的是民族的“本根”和“神气”。所以,《边城》以及差不多全部的湘西作品,它们所表达的,并不仅仅是沈从文个人的乡愁,并不仅仅是一个乡下人在城市里过得不如意而用记忆来安慰自己,它们有更大的用心。触着了这个大的用心,我们才能理解《边城》题记的最后为什么会这么说:“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这作品或者只能给他们一点怀古的幽情,或者只能给他们一次苦笑,或者又将给他们一个噩梦,但同时说不定,也许尚能给他们一种勇气同信心!”

   沈从文和鲁迅对于传统的看法非常不同,“过去伟大处”的“过去”是包含着悠久的传统在内的;“目前堕落处”的“目前”,指的是他所置身其中的现代以来的中国,“本根剥丧,神气旁皇”是“堕落”的原因,也是“堕落”的表现。沈从文喜欢用“常”与“变”的交互作用来描述时代,有“本根”就有“常”,有“常”就不怕“变”,怕就怕没有了“常”,那就只能在不断的“变”中,仓皇失措,“神气旁皇”。《长河》集中处理“常”与“变”的问题,表达了沈从文非常深重的忧思。很遗憾,这部作品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长河》写的是现代“来了”之后的种种情形。在20世纪中国,现代是“时代大力”,而且似乎是“神圣”的“大力”,因为很多人觉得这个是不容置疑的,有所疑惑就往往被视为落后、守旧、固执,甚至是倒退和反动。但问题是,现代到底是什么?现在究竟怎么样?沈从文是个“乡下人”,“乡下人”的一个特点是不相信理论,而相信实际,相信他亲眼所见、亲身所受的东西,也就是“亲证”。现代不是不可以分析,不可以具体化的。举一个很小的例子:辰州府地方要成立一个新式油业公司,用机器榨油,取代原有的几十处手工作坊式的油坊。这两种作业方式之间的冲突,似乎是“现代与传统”、“新与旧”、先进的生产方式和落后的生产方式的冲突,其实这不过是表面现象而已。在这样的关键地方,沈从文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官与民争利。新式油业公司实行股份制,持有股份的是省里委员,军长,局长。买进桐子他们可以自己定价,卖出桐油也是他们自己定价。资本、权力、利益结合了“新式文明”,巧取豪夺,长驱直入。这分明是野蛮,现代的野蛮。这样的例子不需要多举,今天一个多少有点儿现实经验和感受的中国人,都会有体会。

   沈从文忧心忡忡的是,在现代的“大力”下,原本素朴的性格灵魂会不会被压扁扭曲,“白心”会不会被浸染上各种各样花里胡哨的颜色,在漫长的历史中所形成的生活的完整性会不会遭到破坏。“变”是无可避免的,但“变”是不是一定要取消“常”,现代是不是一定要把“本根”也消除掉?这个思想不应该被套进传统和现代二元对立的模式里去,沈从文所要维护的不是只属于过去时代的东西,而是现代以及现代以后的将来也应该存在的东西。

   沈从文和鲁迅两个人看上去很不一样,但是在他们的文学深处,却能够发现某些重要的甚至是根本的一致性。可以说,沈从文正是一个保持和维护着青年鲁迅所揭示的“本根”和“白心”思想的作家,他的文学,也不妨说成是持守“本根”和“白心”的文学。

   五、选择、位置:偏之又偏,实得其正

   40年代是沈从文思想上最为痛苦的时期,和现实的冲突越来越厉害,和时代的剧烈变化越来越不合拍,到1949年,神经所能承受的压力达到最高点,以致一度精神失常,以自杀求解脱。恢复后改行做文物研究,成就了后半生的事业。

   沈从文改行,是时代压力和自主选择共同作用而产生的结果:如果可以分开来说,放弃文学,多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做文物研究,则是自主选择。有人说,沈从文胆小,离开了意识形态关注的领域,躲进了文物里面;也有人说,沈从文聪明,离开了是是非非的漩涡,明哲保身。这恐怕多是不了解沈从文的人,以己度人,得出这样的印象。

   前面提到过沈从文1949年精神极端紧张的时候写自传,其中一章是《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描述和分析美术、特别是工艺美术与自己的深切关系。从少年时代起,这种关系不断深化,由爱好和兴趣,发展到对世界、生命、自我的认识和体会,并且逐渐内化为自我生命的滋养成分,促成自我生命的兴发变化。也就是说,到后来,文物对于沈从文来说,已经不仅仅是“对象”了。沈从文在这个时候梳理出自己生命的这么一条线索,显然对自己即将做出的选择,已经有了明确的意识。如果你还记得《从文自传》的倒数第二章《学历史的地方》,写他在筸军统领官陈渠珍身边作书记,日常事务中有一件是保管整理大量的古书、字画、碑帖、文物,“使我对于全个历史各时代各方面的光辉,得了一个从容机会去认识,去接近”,你一定会惊叹生命的密码早已暗示了未来的信息。不过,沈从文三十岁时候的叙述是兴之所至地触碰了一下这个密码,他自己也并不完全明白其中的含义;1949年再来重新发掘这条埋藏的线索,就是非常自觉的了。所以你看,沈从文的文学是从自己生命的来路而产生出来的,沈从文的文物研究也一样,也有这么一条生命的来路和自我的根据。

   不仅有自我的根据,而且还要自我在这个领域里安顿、扩展、充实、成就;不是到这里遮风避雨、苟且偷生的,而是要在这里安身立命,创造另一番事业。

   但是,在轰轰烈烈的时代潮流中,选择这样一个偏于一隅的角落里的位置,意味着什么?

   我讲三个场景,请大家体会。

   第一个,是沈从文1949年12月一篇文稿里描述的“家庭剧”:两个初中生的儿子,晚上做爸爸的思想工作——

   “爸爸,我看你老不进步,思想搞不通。国家那么好,还不快快乐乐工作?”

   “我工作了好些年,并不十分懒惰。也热爱这个国家,明白个人工作和社会能够发生什么关系。也长远在学习,学的已不少。至于进步不进步,表面可看不出。我学的不同,用处不同。”

   ……

   “到博物馆弄古董,有什么意思!”

   “那也是历史,是文化!……”

   ……

   于是我们共同演了一幕《父与子》,孩子们凡事由“信”出发,所理解的国家,自然和我由“思”出发明白的国家大不相同。谈下去,两人都落了泪……(《政治无所不在》)

   第二个场景,在济南。1956年10月10日,沈从文到山东师范学院,门房问他是干什么的,他说,“什么也不干。”门房笑了。他在文物室看了两个钟头。上午散学,千百个学生们拥挤着出门去食堂,他也在中间挤来挤去,没有一个人认识。他觉得这样极有意思;又想,即使“报上名来”,也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不知怎么一转念,想到了老朋友巴金:“如果听说是巴金,大致不到半小时,就传遍了全校。”接着又有点负气但到底还是泰然地想道——

   我想还是在他们中挤来挤去好一些,没有人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自己倒知道。如到人都知道我,我大致就快到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干什么的了。(《致张兆和》)

   第三个,在上海。1957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沈从文从外滩边上的饭店窗口看外白渡桥和黄浦江,画了三幅速写,同时又用文字做了描述。第一幅,“五一节五点半外白渡桥所见”:

   江潮在下落,慢慢的。桥上走着红旗队伍。艒艒船还在睡着,和小婴孩睡在摇篮中,听着母亲唱摇篮曲一样,声音越高越安静,因为知道妈妈在身边。

   第二幅,“六点钟所见”:

   艒艒船还在作梦,在大海中飘动。原来是红旗的海,歌声的海,锣鼓的海。(总而言之不醒。)

   第三幅:

   声音太热闹,船上人居然醒了。一个人拿着个网兜捞鱼虾。网兜不过如草帽大小,除了虾子谁也不会入网。奇怪的是他依旧捞着。(《致张兆和》)

   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个时间和地点所提示的时代气氛和性质。时代的宏大潮流汇集和裹挟着人群轰轰隆隆而过——外白渡桥上正通过由红旗、歌声和锣鼓混合成的游行队伍——这样的时刻,沈从文的眼睛依然能够偏离开去,发现一个小小的游离自在的生命存在,并且心灵里充满温热的兴味和感情,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翻检那个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加以对照,就会对这样的奇迹更加惊叹。

   如果不嫌牵强的话,我们可以把沈从文“静观”的过程和发现的情景,当作他个人的生命存在和他所置身的时代之间的关系的一个隐喻。说得更直白一点,我们不妨就把沈从文看作那个小小的艒艒船里的人,“总而言之不醒”,醒来后也并不加入到“一个群”的“动”中去,只是自顾自地捞那小小的虾子。沈从文的“小虾子”,不用说,就是他投注了生命热情的杂文物。

   我想不必再描述更多的场景了。此后的岁月,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沈从文只能是越来越艰难,境况越来越恶劣,下放到湖北之后连最起码的研究条件都丧失了,还念念不忘他的杂文物,带着一身病,凭着记忆写文章。

   我们后知后觉,站在今天回望,能够知道一浪高过一浪的时代潮流做了什么,时代潮流之外的沈从文做了什么。而且我们还应该反思,潮流是由多数人造成的,潮流里的人,经过了那些年代,他们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20世纪以来的多数中国人,争先恐后,生怕落伍,生怕离群。其中的知识分子,本该是比较有理性的,有独立精神的,有自主能力的,但多数却只养成了与时俱进的意识和本领。落潮之后,能够看得比较清楚了,多数人又把一切责任推给时代,不去追问自己在时代里选择了什么位置,做了什么事情。

沈从文文物研究的具体情况,今天没有时间细讲,但有一点要指出来,就是他关注的种类繁多的杂文物,大多是民间的、日常的、生活中的工艺器物,不但与庙堂里的东西不同,与文人雅士兴趣集中的东西也很不一样,大多不登大雅之堂。他自己更喜欢把他的研究叫做物质文化史研究,为了强调他的物质文化史所关注的东西与一般文物研究不同,他关注的是千百年来普通人民在日常生活中的劳动、智慧和创造。这个关注点,和他的文学的关注点是一样的,沈从文的文学世界,不正是民间的、普通人的、生活的世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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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景》201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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