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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新颖:沈从文与20世纪中国

更新时间:2014-12-14 21:29:43
作者: 张新颖  
如果带着理论的预设去看人,看世界,就把人、把世界框在一个框子里了,同时也把自己框在了框子里。沈从文不是一个把自己用理论武装起来的人,而是一个把根扎在自己的实感经验中的人,并且带着实感经验的历史和累积的感情来看人,看世界。沈从文上创作课的时候经常说一句话,经当年的学生汪曾祺转述后,成了常被引用的写作名言:“要贴到人物来写。”我感觉不少引用这句话的人其实并不怎么懂得这句话。看起来是说写作方法,其实牵扯更重要的问题:怎么才能“贴到人物”?带着理论的预设是不行的,因为理论预设就产生了距离,贴不上;没有切身的感情,不能从心底里自然而然地生出亲近感亲切感,也贴不上。从根本上说,这不是方法的事,而是心的事,能不能贴到人物,取决于有没有一颗对日常生活和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贴近的“有情”的心。

   在这里我想给大家看沈从文信里的两段话,这封信是1935年写给巴金的。沈从文和巴金是一生的好友,也许正因为是诚恳的朋友,30年代两人常常争论问题,沈从文才会这么直率地说出他的意见:

   我以为你太为两件事扰乱到心灵:一件是太偏爱读法国革命史,一件是你太容易受身边一点儿现象耗费感情了。前者增加你的迷信,后者增加你的痛苦。

   你不觉得你还可以为人类某一理想的完成,把自己感情弄得和平一点?你看许多人皆觉得“平庸”,你自己其实就应当平庸一点。人活到世界上,所以称为伟大,他并不是同人类“离开”,实在是同人类“贴近”。你,书本上的人真影响了你,地面上身边的人影响你可太少了!你也许曾经那么打算过,“为人类找寻光明”,但你就不曾注意过中国那么一群人要如何方可以有光明。一堆好书一定增加了你不少的力量,但它们却并不增加你多少对于活在这地面上四万万人欲望与挣扎的了解。

   这两位朋友是两个不同类型的作家,沈从文对巴金的批评,未必全有道理,从巴金的立场上完全可以反驳。我想请大家注意的不是对巴金的批评,而是从这个批评里面体会批评者自己看重什么和不看重什么,明白他的亲疏远近:离书本理论远,同实际人生近,与凌空的高蹈疏,和地面上身边的平凡亲。

   沈从文的文学过去了这么多年,为什么还有蓬蓬勃勃的生命力?单从他作品里的人物来说,是他没有把这些人物放到框子里,没有用这种或那种理论的彩笔去给他们涂颜色,没有自以为可以给他们定性、定等级,没有把他们变成符号。他们有生气,是生命自身由里而外散发出来的生气。而且,沈从文并不因为自己对这些人物非常熟悉就自负能够“把握”他们,他曾经在给张兆和的信里说:他来写他们,“一定写得很好。但我总还嫌力量不及,因为本来这些人就太大了”(《湘行书简?水手们》)。“太大了”,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感受——对生活中的人,对生气饱满的存在。有不少作家自以为可以“把握”他笔下的人物,就是因为他没有生命“太大了”的感受,他把他们限制、规范在他自己的理解能力和感受能力之内,当然就“把握”得住了。

   三、文学里面有天地,比人的世界大

   20世纪的中国文学,基本上可以说是“人的文学”,我的意思是说,五四以来,文学的世界,基本也就是人的世界,个人、集体、民族、国家,欲望、权力、制度、文化,这之间的纠缠、联结和冲突,无不是人的世界的纠缠、联结和冲突。

   这有什么问题?人不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吗?文学不就是人学吗?

   沈从文的文学世界,却不仅仅是人的世界,而要比人的世界大。简单地说,沈从文的文学里面有天地,人活在天地之间;大部分的现代以来的文学,只有人世,人活在人和人之间,活在社会关系的总和里面。

   前面说过,沈从文生命的“教育”,得自于自然、人事和“人类智慧的光辉”三个重要的方面,三项并列,说得比较清楚。但这个说法其实是个从俗的、妥协的说法,从现代人的俗,向现代人对于自然的理解妥协。原本在沈从文那里,自然和人事、历史文化,并没有像在我们今天的理解中那样处于分离的、并立的状态,在他的文学构图中,人事常常就是自然有机的一部分。能说明这个问题的例子很多,举一个比较特殊的,出现在沈从文一生中最心神澄明的经典时刻,那是1934年1月18日,在家乡河流的行船上,沈从文感动异常,彻悟“真的历史是一条河”。这一段文字我以前引用过好几次,建议大家有心的话找来《湘行书简》念一念,看看你会产生什么样的感受。这条河在沈从文的感受里,已经把自然和人类的哀乐,和智慧、文化、历史,都融通为一体了。

   天地这个概念,和自然相通,但不是自然;和人事相关,却高于人事。读沈从文的文学,如果感受不到天地,会读不明白。譬如说《边城》这篇传播广泛的作品,里面有些非常重要的东西,没有这种感受,就漏掉了。

   《边城》的故事很简单,但有个问题我们不能忽略:为什么“素朴的良善与单纯的希望终难免产生悲剧”?为什么在人事的安排上,从翠翠父母到翠翠,都那么不能如人意愿?这个问题,老船夫很深地想过。“祖父是一个在自然里活了七十年的人,但在人事上的自然现象,就有了些不能安排处。”“这些事从老船夫说来谁也无罪过,只应‘天’去负责。翠翠的祖父口中不怨天,心中却不能完全同意这种不幸的安排。”也就是说,“天”有意志、有力量安排人事,干预人间。更重要的是,“天”的意志并不在乎人的意愿。这也就是所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在众多关于《边城》的评论中,沈从文似乎只首肯过刘西渭(李健吾)的一篇,这篇文章里有这么一段:“作者的人物虽说全部良善,本身却含有悲剧的成分。唯其良善,我们才更易于感到悲哀的分量。这种悲哀,不仅仅由于情节的演进,而是自来带在人物的气质里的。自然越是平静,‘自然人’越显得悲哀:一个更大的命运影罩住他们的生存。这几乎是自然一个永久的原则:悲哀。”(《〈边城〉——沈从文先生作》)

   这一段话,每一句是一层意思,所有的意思又交织在一起,仔细想起来很复杂。如果人物本身就含有悲剧成分,那么悲剧就不是——或者至少不完全是——在事情的发展变化过程中产生的,也就是说,即使能够改变事情发展变化的过程,也未必就能够避免悲剧;人物自来的气质里就有悲哀,那是因为,自来就有一个笼罩着他们的命运。可是,悲哀为什么会是自然“永久的原则”呢?

   我们不妨反过来,用小说为这段评论做个“注释”,来看这样一个简单的情境就够了:作品开篇,描述茶峒地势,凭水依山筑城,河街房子莫不设有吊脚楼,“某一年水若来得特别猛一些,沿河吊脚楼,必有一处两处为大水冲去,大家皆在城上头呆望。受损失的也同样呆望着,对于所受的损失仿佛无话可说,与在自然安排下,眼见其他无可挽救的不幸来时相似”。 “无可挽救的不幸”之所以“无可挽救”,是因为它出自高于人事能力的意志,“边城”人对此只能“无话可说”,“呆望着”。他们“呆望”不幸,也即是对天地不仁的无可奈何的体会、默认和领受,“呆望”的神情,也因为体会、默认和领受而可以说是自身悲剧成分和自来悲哀气质的外现。

   自身悲剧成分和自来悲哀气质既然是把天地不仁“内化”为个人命运的结果,那么,天地不仁在这里就不是一种表面的感慨,一种责任的推诿,一种无知无识的愚昧,一种知识和逻辑的推论。这个世界有它的悲哀,这个世界自来就带着悲哀的气质在体会、默认和领受。

   但是这还只是一面。这个世界有悲哀不假,可我们读这部作品,还是会强烈地感受到明朗、刚健的力量和生生不息的气象。“天地有大德曰生”,天地化生的力量永无止息。白塔倒了,可是又重新修好了;老祖父死了,翠翠却由此明白了从父母到自己的很多事情,人生自然上了一层;那个“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青年人”还没有回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你看沈从文写最后一句,用了个感叹号!

   在这里我顺便说几句沈从文的景物描写。沈从文也用景物这个词,但这也是从俗和妥协的说法。沈从文作品中的景物,通的是自然,自然又通天地,一层一层往上,所以是无限生机。而我们通常所说的景物,是图像化了的东西,是我们的眼睛或者相机截取了的片段;即使我们能够通过片段的景物联想到自然,那也是近代以来我们所理解的自然,是被我们对象化的东西,我们把人当成主体,把自然当成主体的对象。所以我们虽然欣赏和赞叹沈从文的景物描写之美,欣赏和赞叹沈从文作品中的自然美,却不容易领会他的自然观中与“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相联的天地大美,与“天地有大德曰生”相联的天地大德,当然也就更不容易理解与“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相联的天地不仁。天道,地道,人道,人道仅居其间,我们却只承认人道,只在人道中看问题,只从人道看自然,自然也就被割裂和缩小为人的对象了。但其实,天地运行不息,山河浩浩荡荡,沈从文的作品看起来精致纤巧,却蕴藏着一个大的世界的丰富信息,自然在他的作品中,岂只是这样那样的景物描写?

   我还想借这个话题说一个词:人性。因为我发现,非常多的人谈论沈从文作品的时候,喜欢用这个词。沈从文自己也用这个词,《习作选集代序》里面说自己创作的几句话经常被引用:“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我想提醒的是,沈从文是在一个比人大的世界里说人性的,和我们通常所说的人性论的人性不同,和我们通常在人的世界里说人性不同。他为什么老是要说他对人的理解和城市中人、和读书人的理解不同呢?一个根本的原因是,城市中人、读书人对人的理解,只是在人的世界中理解人,只是在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中理解人,而他却会觉得,人不应该仅仅局限在社会关系的总和当中。他感受里面的人性,一定包含着与人居其间的天地运行相通的信息。人不能把人束缚在人里面,而与天地气息隔绝。

   四、守“常”察“变”,寻“本根”持“白心”

   前面提到,沈从文的作品曾经遭受“没有思想”的批评。讲到这里,我想我们已经不可以这么说了。前面讲的,难道不包含重要的思想因素、思想方式和思想感受吗?不过我们也要理解为什么会有那种批评,而且不回避这个问题。这些年我碰到不少喜欢沈从文的朋友,读沈从文的作品觉得很美,辩驳说这就够了,文学为什么一定要有思想呢?可是,我觉得这样说还不行,这等于是把问题取消了。沈从文的作品确实是有思想的,而且,不理解这些思想的话,就没有办法很好地理解沈从文。

   什么是思想呢?我们通常把思想当作名词,而在20世纪中国,和这个名词搭配的动词,特别常用的一个,是“接受”,“接受”什么什么思想。这也就是说,对于一个人来说,思想是外来的,而不是从自身的种种经验和认识里产生的。你接受了,你就有了。思想这个东西,在20世纪中国显得特别重要,它绝不仅仅是个体的需求,更是集体的需求,社会的需求,时代的需求,所以你有了还不够,还要看看别人有没有,别人有的是什么,和你有的一样不一样。

   沈从文不会把现成的什么东西拿来套到作品里头,所以他的作品经不起有现成思想的眼光打量。就说《边城》吧,它不就是一个世外桃源、一首田园牧歌吗?和现实的社会、和迫切的时代,有多大关系?

我想借助鲁迅来谈这个问题。鲁迅青年时代就痛切地感受到当时的中国是“本根剥丧,神气旁皇”,这是《破恶声论》一开篇就直指的要害,不管是国家、民族,还是个人,没有“本根”了,六神无主,无所适从。那么从哪里找回“本根”呢?我们都知道鲁迅对中国传统做过非常激烈的批判,他认为中国的传统坏了,而且越到后来越坏,传统是个大染缸,经过这个染缸一染,本来是好的东西也变脏污了。现在就是传统一路发展而来,变成如此不堪的局面。那希望在哪里?按照这个思路,希望所在,是没有经过传统污染的东西,青年鲁迅追溯到了“古民白心”。“古民”在这个传统之前,他们的心灵还没有经过染缸的浸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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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景》201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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