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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凡:中国公民社会的现状

————2014年9月12日在天则经济研究所第509次双周论坛上的讲话

更新时间:2014-12-13 07:53:04
作者: 李凡  
要组织起来,这是中国共产党经常讲的话,我们要干什么,要先组织起来,社会就要组织起来,组织起来干什么?就是维权。还有一种目的就是兴趣需要,现在大家钱也多了,时间也多了,有一些不同的兴趣,我愿意读书,我愿意看足球,我愿意钓鱼,于是各种各样的兴趣组织慢慢发展起来了满足社会的需要。这些是满足社会本身的需要。

   中国公民社会还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逐渐扩大了跟公权力的冲突,尤其是在地方。和县乡两级政府的冲突比较多,省一级稍好一点,跟中央没有直接矛盾,当然也有一些地方政策是来源于中央政策,但是社会主要还是跟地方政府冲突,跟掌握公权力的一些人的政策和一些做法发生冲突。其实我们看,地方政府现在是非常不象样。我们从反腐败的案例也可以看出来,实际上他们对待社会的政策也是这样,他们为了政府能有更多的钱,这一块地卖给了这家,拿到一笔钱,老百姓不卖,政府就帮助企业家抢,卖了十年以后,政府说我们这块地重新规划,又卖一遍,又要跟企业发生矛盾。反正地方政府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所以,这个问题就不断的产生了社会现在跟公权力的冲突,我觉得这种冲突是很多方面的,我不一一细讲了。

   第三个特点,就是虽然由于我们的现行政策是不允许社会组织的成立,但是拜托互联网的影响,所以我们看到有大量的公民社会组织的存在,国际上的讲法就叫做网络组织,新型的无组织的组织,英文是organizing without organizations,就是说这种社会组织的存在是不需要社会组织就可以组织的,或者再换过来讲就是organizations without organizing,或者两边的组织一词都是动词也可以。这个句子可以不断的转换,都可以适用,它基本上可以体现当前中国社会组织的特点,就是虽然由于政府政策不允许大家成立社会组织,但是实际上社会组织在大量出现,这很大一部分是拜托了互联网。当然不通过互联网的社会组织也很多,也是大量成立。所以,中国实际上社会组织在大量发展,这是一个组织上的特点。

   最后一个特点,我们最近看到的,十八大以前就是这样,就是中下层社会的发展走向逐渐激进化。这里面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周永康搞的维稳的一些做法,使得社会好像非常不满意,政府用一种非常强力的镇压手段,只要有事就把你抓起来,一抓就是抓一堆,抓到监狱里面不是打就是骂,各种办法全都用了。所以,下层社会有一种对于中国当前形势感到失望甚至于绝望的感觉,我们碰到很多社会人士他们都有这种感觉。所以,目前在社会下层里边讲革命的声音在逐渐提高,所以实际上在中下层社会就有一种往激进方向发展的很大的可能性。当然随着十八大以后新领导人上台,进行了反腐败的一些措施,而且做的也比较严,效果也比较好,社会下层的激进趋势好像有一点点改善,但是改善幅度不是很大。所以,整个社会下层现在仍然是这样一个发展趋势。

  

   三、 公民社会发展的阶段

  

   我现在讲讲我们观察到的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阶段,我认为有两个阶段。我们出了两本书,一个是《静悄悄的革命》,是1998年出的,这本书描绘的是第一阶段。我们十年之后又出了《当代中国的自由民权运动》,这本书描绘的是第二阶段。我希望再过十年能出第三本,会有一个第三阶段。这些书里面讲的是什么呢?在中国公民社会开始发展的第一阶段,就是90年代的时候,社会对于政府的态度,就是社会对政府说我是好人,我在做的事情是你们政府想做又做不了的事情,而且我会把你们的事情做的很好,请你们相信我,给我一个活动空间吧。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态度。我们现在很多学者研究公民社会,还认为公民社会是持这样的观点,这就是十年前的状态,不是现在的。当然,现在这个也还有,十年前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特点就是这个特点,我是好人,请你信任我。但是从90年代末期到现在,现在的社会已经不是这么讲话了,现在的社会是说,不对,你们政府错了,我们不满意,你要给我一个公道,你要改正错误,这是第二阶段。就是社会开始说“不”,然后开始了各种各样的社会运动,维权运动、环保运动、宗教自由运动等等,就是这种初级的社会运动开始出现了。就出现了一个既有第一阶段存在的合作主义,也有现阶段明显特点的冲突模式,就是社会跟政府之间冲突已经越来越大。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两个阶段的特点,但是很多人看不到后面的变化,还是希望用一种合作主义的模式来描述中国当前公民社会的一种发展状况。我的看法是这种描述已经不适合现在,现在的模式就是一些人继续有合作,但是冲突已经是越来越多。

   有人问第三阶段会是什么?我不清楚,你让我回答第三阶段是什么?我现在没法回答。但是,我可以感觉到第三阶段可能是到了一定程度,社会会说,你政府说什么没用,听我的,listen to me。你们哪天谁做公民社会研究,听到这句话出现,对不起,你得听我的了,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第三阶段的出现。可能是,我这里只是预测。

  

   四、 公民社会的现状

  

   我现在讲讲公民社会的现状大概是什么样,因为对这个有不同的估计。公民社会很多体现就是非政府组织的数量。我记得2008年的时候,可能王明在,北大法学院开了一个会,请了民政部社团组织局的几个人来,他们当时在会上公布了一个数字,2008年的统计数字,在民政部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一共是62万个。但是要以我的统计来算,我觉得是远远不够,因为现在我在这本书里面讲的是,我估计在800万个,或者王明他们估计是500万个,我大概估计是七八百万个。大概是这么算的,就是传统的农村组织,包括乡会、钱会,还有各种各样的宗教组织,现在在农村全面复活,这类组织反正也不需要到民政部门登记,也没有人愿意登记,但是可以自由活动,而且活动非常活跃。这类是传统农村组织,全国各地加起来我估计有100万个左右。然后还有现代农村组织,包括老人协会、妇女协会、儿童协会这种组织也成立了很多,还有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然后再加上一部分能够独立活动的村委会,这样的组织就是比较现代一点的,这个大概也有100万,这就是200万。然后就是宗教组织,宗教组织现在不在中国政府认可范围之内,以我的了解家庭教会大概能有100万个,全国各地现在家庭教会本身大概有七八千万人没有问题,二三十个人、三四十个人一个组织,这么算就是200万个,咱们往少了估计,就是100万个,这就是300万。然后互联网上存在大量社会组织,什么校友会,什么同乡会,就是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甚至于QQ群,还有最新的发明就是微信群,这类社会组织又一堆一堆的,现在引起了政府高度关注。这类组织咱们算一下,就算100万个。然后城市还有一堆在社区成立的不需要登记的,这个也算100万个,反正是各种各样的。还有中国十多年来的访民,我这本书上讲前前后后有八千万访民,这是于建嵘给我估的数,8000万访民当中有多少访民组织存在?因为今天这个成立了,过两天没有了,再成立一个,这种访民组织最低有100万个。还有各种维权组织、农民协会等等,都算上我估计有七八百万。所以中国公民社会,就是所谓NGO的数量非常多。

   下一个概念就是公民社会的人口数量,我前面讲的是NGO的数量,就是社会组织的数量。公民社会人口概念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假定现在中国存在一个政府控制的社会和一个独立存在的社会,这个独立社会是公民社会,假定有这两个社会同时存在的话,这个独立存在的社会有多少人,我的估计在两到三亿人,我觉得估计的比较低了。这里面包括是参加了一个真正的NGO组织的人。还有一种不是某个人参加了一个组织,而是随大流,老百姓包围政府,他也跟着嚷嚷,甚至一高兴,拿着砖头扔过去,这个算不算?他用行动表明对政府的不满意,这个活动就等于划了一个界限,就是这个人可以独立行动,可以算到公民社会的人口中去。就是说公民社会人口的概念应该是高于NGO人口的数量。所以,我估计大概在两到三亿,这样的话以公民社会的人口数量为三亿的话,就占中国人口总数的20%。这里面我没有算上私营企业,因为私营企业完全是可以独立行动的,而且自我管理,可以算公民社会,这个我没有算上,我毕竟把他看成还是以盈利为目的,以盈利为目的的跟公民社会好像还不太一样,但是如果要算上,那个人更多了。这是人口数量,就是在评价中国现在公民社会的状态是什么。

   再一个评估就是公民社会的组织化程度。我现在讲的是社会组织二级结构的出现。什么是二级结构?什么是初级结构?初级结构基本上是草根结构,比如说一个村,一个村的人假如要去上访,就要组织起来,这个组织算是草根结构,草根结构我叫做初级结构。二级结构是什么?是跳出草根结构,要向更高层次发展。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我曾经参加过一个研讨会,讲这个问题,有大学教授问我,说我怎么没有看到这个东西?我说你不跟他们社会来往,你看不到,你光坐在屋子里做研究肯定看不到。其实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比如说我举衡阳的例子,衡阳是我常引用的一个例子,衡阳县的农民,他们上访是非常早的,起初是村里集体上访,一个村的农民组织起来,后来觉得这样浪费钱也浪费精力,就开始联合起来,到乡一级联合,后来到县一级,县一级农民联合起来。大家商量好,你这个人负责上访,我们给你负责筹钱,你家里由我们照顾,上访的人就成为专业上访户,你就去上访,你家里也不用管,你上访的钱我们给你筹,但是是以县为单位。就是说他们已经跳出了传统的以村这种草根结构的组织形态,而向更高一级发展。后来我见到了衡阳农民领袖,他们跟我讲,他们现在已经是两个县,衡阳县和旁边一个县,两个县农民都联合起来了。联合起来一块做点事,不管是什么事,是上访还是什么事,就联合起来一起。所以,这就是二级结构出现,二级机构基本上是同类型的组织联合,比如都是农民上访,就是农民上访组织的扩大。我们在北京也看到,比如业委会,本来是一个小区成立业委会,现在是北京市业委会已经联合起来,已经联合多少年了,试图成立北京市业委会联合会,但是这一点北京市政府到现在不敢批,不敢批归不敢批,这个业委会联合会已经活动的很好了,底下代表好几十个小区业委会的联合体。这个就是二级结构。

随着二级结构的出现,社会领袖也就出现了,现在已经有了一些社会领袖,我给你们举例子,当然有的被政府抓了,许志永就是,他试图把全国上访的人联合起来,以公民身份联合起来。当然我们现在的政府政策很明确,谁想当领袖,或者谁成为了领袖,就先把他抓了,就是不让领袖存在。当然,还有领袖,比如湖北的姚立法,政府也不抓他,每天官员们陪着他上学,陪着他到学校当老师,晚上再陪着他回家,也不抓他,就陪着他,限制他活动。但是姚立法可以做到什么呢?就是全国农民有事都找他,所以他成立了全国农民维权协会,加上一个“筹”,他是筹委会主任。还有一个中国家庭教会联合会,这个也是政府不承认的,那个主席我认识,叫张明选,是河南南阳的农民,我去过他那,他讲这个组织号称有500万人马,就是500万个家庭教会成员参加,他代表他们说话,他就不断地在全国活动,政府要控制他,把他抓起来,抓起来怎么办呢?最后还是要把他送回老家,也没判他刑,就是一个农民。他亲口跟我讲的,他当年在从郑州到北京的火车8小时中,他一趟火车能发展20个基督徒,我说你比共产党的组织部还厉害。就是这种社会二级结构的出现产生了不同类型的社会领袖。社会领袖在扮演什么角色?其实我觉得挺好,因为他们表达了一定阶层人的想法,他可以真实地表达出来,就是这些人到底想要什么,我们官员不了解他们想要什么,但是跟他们接触,就会知道他们想要什么,然后就可以为真正他们想要的东西做一些政策调整或者做一些改革都是可以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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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与中国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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