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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飞:寻回人伦的尊严

更新时间:2014-12-13 00:12:05
作者: 吴飞(北京大学) (进入专栏)  

   我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当我们谈哲学,或者是谈整个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学科,在我看来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对于世界的认识,在哲学上是形而上学、自然哲学,在科学上是自然科学,主要的对象是世界是怎样构成的;第二部分是对人的理解,在这样一个世界当中,人性应该居于什么样的位置,因为有这样的人性,那么人的美好生活应该是怎样的,这是一个关于人的部分;第三部分就是说建立在某种人性之上,我们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应该怎样安排,怎样是最好的政治制度,也就是政治哲学的范畴。所以我想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大的思想体系和哲学体系都要处理这三个方面的问题,世界的构成,人性的位置和政治的构成,今天我们要谈的是第二部分,也就是人性的位置。在我看来对于中国文化最核心和最重要的内容是关于人伦的,关于人和关于人的美好生活的理解。

  

   一、人伦在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位置

   中国思想和西方思想最不同的地方是关于对人伦的强调,比如我们都知道的传统的五伦,父子之伦、夫妇之伦、兄弟之伦、君臣之伦和朋友之伦,在五伦里面又有三纲,君臣、父子、夫妇这三纲,传统上所说的三纲的说法经常会给人以误解,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个说法似乎是说前者是后者绝对的权威,但其实三纲本来的意思并不是像权力机构的编制一样如此明显,大家应该知道《三字经》里面对于三纲的说法,“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 我想这应该是一个对三纲更加贴切的表述。五伦中“伦”的本意是丝线,也就是说我们的人伦生活构成了一个网,而君臣、父子、夫妇这三种关系就是这张网上的三条纲,所谓纲举目张,这三个关系处理好了,那么整个人伦关系都可以处理好,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权力关系,这是一个基本的澄清。我们在看古代经典里面《孟子》和《荀子》,有很多地方被认为是两派,思想非常不一样,但在这一点上他们有着非常相似的说法,孟子说:“圣人,人伦之至也。”把所有的人伦关系都处理到最好,那就是圣人。而荀子的这句话其实也是一个意思,“圣也者,尽伦者已。”也就是把伦处理到最佳的状态,就是圣。我想在这点上,传统的儒家文化中各派的观点基本上都是一致的。简单来说,在人伦思想里面最核心的两个原则,一个是“亲亲”,一个是“尊尊”。也就是说人伦的基础是“亲亲”,来自于一种自然的亲情,但是要达到一个文明的程度,则是要靠“尊尊”,有一个说法是“亲亲”就是爱,“尊尊”就是敬,从“亲亲”的自然的亲情进化到社会文化制度当中,敬的这样一个基本原则,简单说来这是传统人伦观念的两个维度。

   我个人的学科背景并不完全是哲学,儒家大多是会从哲学的角度,但是我认为这些人伦思想的观念能够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起到作用的其实是制度性的东西,要靠法律,那么就需要我们要看一下人伦的原则如何在中国的传统法律中体现出来。

   简单说中国的传统法律的历史是从汉代开始的,大家都知道高祖入咸阳约法三章,也就是说最开始只有三条法律,而且这三条法律是口头上说的,并没有落实到文本上,整个汉代四百多年自然不能仅仅靠这个“约法三章”,汉代没有成文法,所以汉代的法律就是《春秋》,通过“春秋决狱”,就是《春秋》当中说用什么处罚就是什么处罚,这是汉代的情况;到了曹魏,个人认为曹操对中国文化最大的贡献就是在那个时代开始出现了成文法,从《曹魏律》、《晋律》一直到《北魏律》,陈寅恪先生有一句精彩的评价《北魏律》:“汇集中原、河西、江南三大文化因子于一炉而冶之,取精用宏,宜其经由北齐,至于隋唐,成为二千年来东亚刑律之准则也。” 可以说是非常成熟的规模,当然最终成熟是在唐代;在我看来唐代文明之所以是中国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唐律的出现,也就是《唐律疏议》,在唐代以后的宋元明清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基本上是按照唐律作出的一些修修补补。而唐律的基本原则就是“准五服以制罪”,也就是把人伦的原则放到了法律的具体执行当中,不能仅仅看罪犯做了什么,而要看双方之间是个什么样的关系,杀一个陌生人,跟杀一个五服之内的亲属,在定罪上是不一样的。支配着唐代以来法律的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这个人伦的原则,这些可能我们在今天的法律来看是无法想象的,但是在两千年里,这个原则其实是非常有效的在运行着,这是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一个背景。

   刚刚我们说的古今转型中哲学的三个方面,世界的构成、人性、人文生活和社会政治,其实我们会发现从中国古代到现代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比如第一个方面,世界的构成,古代人认为世界是由阴阳五行构成的,我们今天认为这个世界是由原子构成的,这是物理化学这样的自然科学得到的结论,这是一个相当彻底的改变,我想这是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在第三个方面,在社会政治上,无论怎么讲传统文化,恢复到有皇帝,恢复到君主制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现在讲的是民主,是共和。所以在第一方面和第三方面上,这个古今之变已经是比较彻底的完成了,但是在中间的这一方面,也就是人文生活上却不是这样。我们今天讲五四,五四有两个口号,一个是民主一个是科学,分别对应着第一个方面和第三个方面,但是我们能够想到的“五四”运动中的批判大部分是针对第二个方面的,也就是针对于礼教的。我们说对中国文化的破坏,其实最重的是第二个方面,可是恰恰在第二个方面,我们到今天都不认为已经彻底西化了,都不认为我们可以用西方的方式来处理家庭关系和人际关系,所以我想三个方面中,跟古代思想关联最密切的也恰恰是第二个方面,我们思想最混乱的也恰恰是第二个方面。我们谈科学,谈民主政治,其实都有一套现成的理论,虽然这些理论在很多方面没有实现,但是人们的观念起码是可以接受的。所以我认为人文生活恰恰是我们在了解古今之变的时候最关键的一个部分。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来看一下从五四以来,现代思想对人伦的批判到底是怎样进行的,这种批判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二、现代思想对人伦的批判

   在我看来,现代思想对人伦的批判主要有三条线索,分别是以仁黜礼,礼法之争和母系社会。

   (一)、“以仁黜礼”

“以仁黜礼”这个说法最早的提出者是谭嗣同,所以对中国传统礼教的批判并不是从五四开始的,只是五四时期达到了最高峰,其实在康有为早期的著作当中已经有了这方面苗头,但是他的说法非常的委婉和缓和,并没有他的学生谭嗣同那么激进。可以说谭嗣同是现代中国激进思想的第一人,但是即便在谭嗣同如此激进的思想中也没有说过把孔子彻底否定掉,也没有说过把儒家思想完全否定掉,他的说法就是这个“以仁黜礼”,所以他的著作叫做《仁学》。他认为儒家思想最核心的内容是仁,而不是礼,这条思路最早是由他讲出来的。我认为虽然后来的五四比他讲的更加激进,但是实际上始终没有脱离谭嗣同的框架。

   然后,我们知道一百年前的《新青年》,在新文化运动的时候,大规模的批判礼教和人伦,而真正在社会和广大学生中起到决定性影响的是鲁迅。

   但是其实鲁迅本身的形象也是很复杂的,这个时候的批判很多是通过激烈的言辞,通过文学的形象,通过人物的渲染等等,把人的情绪调动起来。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鲁迅的第一本小说《狂人日记》,满篇都是吃人,传统的仁义道德只不过就是吃人而已,但是在里面从来没有说过究竟什么是吃人,究竟为什么这些东西是吃人的。而真正将鲁迅的吃人和礼教结合起来的是,其实不是鲁迅本人,而是吴虞。在《狂人日记》之后,吴虞写了一篇文章叫《吃人与礼教》,发表在《新青年》6卷6号上,说明了鲁迅先生笔下的“吃人”,实际上就是礼教。

   1920年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开展了一场关于“废婚运动”讨论,也就是说对人伦的批判终于发展到了,人们认为婚姻和家庭是否可以废除的这样一个程度。这个时候当初新文化运动最主要的人物,像陈独秀、李大钊和吴虞等人都发表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现在对人伦的批判已经过头了,他们绝对不是说对父母完全不顾,也不是说让家庭关系完全破裂,他们批判的只是僵化的害人的礼教,强调的是一种更加强调亲情的,更加自然的家庭人伦关系和人文关系。实际山当他们讲到这一步的时候其实已经回到了当初谭嗣同讲的“以仁黜礼”的这样一个说法。我认为这些批评虽然看上去很激烈,虽然运用了大量西方思想的资源,但是这种讨论始终没有脱离传统的儒家框架,也就是用“亲亲”批判过度的“尊尊”而已。咱们北大的贺麟先生有一个极为有见地的说法,“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促进儒家思想新发展的一个大转机。”他甚至认为五四运动的这样一个批判,对于“亲亲”之情的一个重新的强调,相较曾国藩和张之洞对儒家的工作,这点更为重要。

   这是贺麟先生对五四的一个判词,我认为这实际上是相当中肯的一个评价。如果仅仅有张扬自然人性和亲情,对僵化礼教进行批判的五四,那么我们的人伦生活不会到现在这样一个状态,所以中国当代的人伦批评,除了五四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

   (二)礼法之争

   在三条线索当中,肯定是第一条线索最为有名,也最能够为中国人所接受,更符合中国人的理解方式,但是真正产生实质性变化的恰恰不是第一条线索,下面我们来看第二条线索“礼法之争”。

   1、清末的礼法之争

   刚刚我们说过,对维持这一套人伦关系起重要作用的,在某种程度上靠的其实是法,是从曹魏以来至唐代发展到最高峰的这样一个法典,在清代以前这依然是一个统治性的法律原则。光绪三十三年,清廷预备立宪,朝廷设立了三个馆,宪政馆,法律馆和礼学馆,三个馆相互配合,一方面修订大清宪法,一方面确立一系列的法律,包括刑事法律和民事法律,另外还要重修《大清通礼》。

   在三者当中争论最激烈的是法律馆,在提出新政的时候张之洞保举了一个人,让这个人来修法,主要是刑事法律,这个人就是著名法学家沈家本,可以说他就是现代法律的第一个人物。但是当沈家本真的修订出来一个大清刑事草案,递呈给内阁的时候,张之洞对他非常的失望。因为沈家本做的事情就是把我们刚才说的以礼入法,“准五服以治罪”的原则基本上去掉了,不能说全部,但是很严重。杀人陌生人和五服之内的人没有区别,强奸也是这样,张之洞认为这是不行的,因为他觉得这是侵害了人伦的基础。这就是礼法之争的开始,礼教派的代表人物是张之洞、劳乃宣,而法理派的代表人物就是沈家本和杨度,还有伍廷芳等这些人物。

   2、礼法之争的继续与终结

进入了民国之后,君主制已经被民主制所取代,但是礼法之争并没有因此而结束。清代时候的关注点主要在刑律方面,民事法律还没有展开特别大规模的争论,而到了民国,刑事法律已经非常的西化了,争论的焦点放在民事法上,代表性的就是关于亲属法的讨论,这个就要复杂的多了,先后在民国四年、十四年和十七年制定了三稿的亲属法草案,最终在民国十九年正式颁布了《中华民国民法亲属编》,这是一个正式的法律。这是在法律方面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实际上已经不仅仅是古今的问题,也是中西的问题,在任何一个西方的法律当中,尤其是大陆法系,总是有亲属法的。我们传统的亲属是按照五服来制定的,一等亲二等亲到五等亲,但是现代法律是按照罗马法和教会法的方式来确定的,确立亲的原则不一样。比如说在传统法律中,跟父亲应该是一等亲,跟儿子是二等亲,但是现代法律中都是一样的,跟父亲和儿子都是一等亲,完全按照血缘关系来确定。这点其实在民国的时候已经基本上接受下来了,但是具体怎么做,还是有很多的争论。

在礼制方面,中华民国需不需要礼制?这个问题在起初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在民国建立之初就已经有了中华民国礼制的草案,是由北洋政府制定的,到了南京政府的时候,这个问题也没有被完全否定,比如当时像章太炎、姚文楠、郁元英等几位先生都对民国应该如何实行礼制有了一个重新的厘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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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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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乾元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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