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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世佑:政治改革与政治家的历史地位

更新时间:2014-12-11 23:26:19
作者: 郭世佑 (进入专栏)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的思想解放运动与改革开放之声浪迄今已达36个春秋,神州面貌天翻地覆,社会转型早已进入攻坚阶段。最近,以“依法治国”为专题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议公布之后,赞美和兴奋者有之,观望与沉默者亦有之。民众是如此,学界也是如此;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是如此,法学界与法律实务界也是如此。较之36年前全国上下热火朝天响应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号召而昂首向前的情景,显然略有差别,今非昔比。个中现象,弥足深思。

  

   一、近代历史任务的遗留

   古老的中国曾经有过辉煌的过去,这是国人与媒体经常喜欢叙说的事实。但自近代鸦片战争以降,爱新觉罗皇朝统治之下的中国经常被动挨打,中外差距不断拉大,腐朽的清朝政府也不得不把改革与开放提上议事日程,疲于应付。

   既然存在中外差距,学习西方(即“师夷之长技”)谋求富强便是改革开放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平心而论,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当年通过洋务运动,把林则徐、魏源私下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付诸实践时,难度很大,对多数国人来说,至少存在两个障碍:一是思维习惯,二是情感挑战。就思维惯性来说,自古以来,都是别人向中国学习,即“以夏变夷”,而不是“以夷变夏”,如今却提出“师夷”, “以夷变夏”,是否有这个必要?至于情感的障碍就更大,国人所要学习的对象,就是攻打我们的西方侵略者,是强盗,如果向强盗学习,那不是认贼作父吗?这是气节和立场问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政治原则问题,应当宁死不屈才对。正因为这样,晚清时期的顽固守旧势力异常强大。在这样的格局之下,清朝最高统治者的胆识如何,便是关键。按理来说,最高统治者不仅比一般人更了解中外局势,更知道敌我差距的切肤之痛,而且大权在握,更能调动国家资源,看准国家发展方向,扶植改革力量,问题在于,宫女出身的慈禧太后还缺乏这样的见识和胆略,接连耽误改革的大好机会,常使顽固守旧者以爱国者的身份,在权力格斗中稳操胜券,让力主改革开放的曾、李等人夹着尾巴做人。到了甲午战争前夕,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A·Gerard)对中国的印象是:

   “在1894年4月这一时期,中国确实处于一种酣睡状态中。它用并不继续存在的强大和威力的幻想来欺骗自己,事实上,它剩下的只是为数众多的人口、辽阔的疆土、沉重的负担,以及一个虚无缥缈的假设--假设它仍然是中心帝国,是世界的中心,而且像麻风病人一样,极力避免同外国接触,当我能够更仔细地开始观察中国,并同总理衙门大臣们初次会谈以后,我惊讶地发现这个满汉帝国竟是如此蒙昧无知、傲慢无礼和与世隔绝,还粗暴地标出’不要摸我’的警告。”

   如果说两次鸦片战争的败局还能使中国保留一点“东方大国”的虚幻体面,那么,经过甲午战争的惨败,这个“东方大国”的体面都已荡然无存,激发起全国上下的改革呼声,维新运动席卷朝野。可惜慈禧的改革热度十分有限,权力格斗游戏却乐此不疲,还把一个好端端的戊戌变法贬作宫廷政变的牺牲品,使守旧势力纷纷回潮,沉渣泛起。慈禧还视国家安危如儿戏,鼓动义和团民众帮她发泄私愤,攻打西方使馆,屠杀西方外交官,结果引发八国联军的血腥报复,换来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诚如两江总督刘坤一所言:“此次创剧痛深,实与亡国无异”。

   还在狼狈西逃的慈禧见势不妙,开始反思,对身边的随从说:“我总是当家负责的人,现在闹到如此,总是我的错头,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人民,满腔心事,更向何处诉说呢?”她就借光绪皇帝的名义下罪己诏,宣布变法,启动“新政”,先是从筹饷、练兵、兴学开始,继而受日俄战争的刺激,破天荒地派遣欧美政治制度考察团,出洋考察宪政,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于是,清朝政府不仅变革官制,还开列预备立宪清单,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计划以9年为期,推行君主立宪制。

   清末新政无疑属于全方位的改革,颇有新的气象,问题在于它来得太晚,千古皇权的神圣灵光已在丧家之犬的角色扮演中逐渐退化,主持改革的清朝统治者已经进入没落期,财力与人力都很欠缺,力不从心,社会精英与民众却对新政的期望过高,失望就更多,加上满汉矛盾的存在,慈禧与她的政治接班人载沣、隆裕太后等总是担心改革会把权力改到汉人手里,特别是慈禧于1908年病逝后,威望与手段都比她差得多的摄政王载沣等人轻率地开缺手创北洋新军的能臣袁世凯,还愚不可及地抛出“皇族内阁”,羞辱那些炙手可热的国会运动请愿者,载沣等人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武昌起义爆发不久,不仅国会运动请愿者纷纷转向反清行列,而且实力在握的袁世凯也充当盟友,策动逼宫。正是三者的联手,汇成辛亥革命的洪流,结束了清朝的皇统,开启民国纪元。

   中外史书都习惯说,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统治,在我看来,此话并不十分确切,因为早在辛亥年(1911)之前,清朝政府毕竟就已着手改革君主专制体制,迈出预备立宪的步伐,并且有所行动,此时此刻的君主制毕竟已经不是千年一式的君主专制,皇帝的权力也要通过《钦定宪法大纲》来确认。准确的表达应该是,辛亥革命斩断了清朝的预备立宪,推翻了帝制。清朝虽被推翻,但它在末期也看到了民主自由的世界潮流,曾经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推行预备立宪,迈出宪政的第一步,今天的历史学家都不会遗漏这个闪光点。当然,较之孙中山三民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民权主义,以及《临时约法》确定的主权在民的政治原则与相关条款,清朝预备立宪中的民权分量还不可同日而语。

   2011年,时值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中国大陆标语林立,大江南北纷纷高呼“弘扬辛亥精神”,至于何谓“辛亥精神”,我找过很多文章与讲话,都没见到清晰的答案,罕见直接回答。最直接的表达莫过于当年10月9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的讲话,其中有一句话与此有关:“为振兴中华而矢志不渝的崇高精神”。在我看来,负责写稿的胡锦涛主席的秘书班子也没有完全把话说到点子上。在近代中国,能为振兴中华而矢志不渝的,并非只有辛亥先驱们,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是如此,实业救国的张謇也是如此,即便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封疆大吏,又何尝不是如此。至于辛亥精神的特质究竟是什么,还需要细化,不能兜圈子。应该说,孙中山、黄兴等辛亥先驱们与其他救国者迥然不同的,共有三个方面:一是屡败屡战的进取精神,特能吃苦;二是置生死于度外的牺牲精神,毫不怕死;三是坚定不移的自主精神,外争民族独立,反抗西方列强的侵略,内争自由民主,反抗专制独裁。只有这样,才能把辛亥精神说清楚。

   辛亥革命的作用与影响是多方面的。就政治体制来说,正是由于辛亥革命,中国的脑袋与双腿不再为磕头而准备着,而是为思考和走路而准备着。就文化方面而言,辛亥革命的一个巨大贡献,就是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党”字由贬义变成褒义,借助于西方政党政治的理论框架与实践,革命党与政党政治得以登堂入室,成为历史的主角,影响深远。

   不过,完成民权主义的政治革命任务,并不比推翻帝制来得容易。民主立宪模式的到来,毕竟只是反满成功之后的必然产物,虽然它能同孙中山的理论倡导相吻合,却并非辛亥革命的主观与客观条件成熟使然。何况,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的期限是短暂的,民权主义的建设却是长久的。反清革命固然可以为民权建设开辟道路,却无法取代建设本身。

   二次革命失败后,随着护国、护法运动的渐次展开,孙中山在屡败屡战的政治生涯中,一直未曾停止对自身革命实践的省察。他的基本结论就是:革命并未成功,只有失败,仍需坚持武力奋斗。1920年5月16日,他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演讲时,还向听众宣告:“现在的中华民国只有一块假招牌,以后应再有一番大革命,才能够做成一个真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有国家共和之名,无国家共和之实”,“尚未见享有真正共和之幸福”。迄今为止,许多后世学者都乐于把当时的中华民国描述为一块“空招牌”或“假招牌”,其实就是出自孙中山本人的原意。

   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胜利带来南京政府的重建,孙中山的政治继承人蒋介石出任国家元首,建国的进程与抗日战争相伴而行,步履维艰。现存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的蒋介石日记表明,蒋介石一直把他所领导国民党称作“革命党”,他以革命领袖的身份自居,主导国家建设,强调“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推行训政,延迟宪政,他的朋党意识却多于民主素质,民权思想十分有限。及至1945年抗战取胜,和平建国的良机已经到来,蒋介石虽“以人才缺乏,百不如人为耻”,“尤以军队之幼稚、军官之无识更为忧愤不置”(《蒋介石日记》,1945年9月之首,“上星期反省录”),深感“我干部之落后幼稚与社会之腐败零乱,不胜为民族前途起无穷之殷忧,除非天父赐其殊恩,显其奇迹,否则实不能生存于今日之世界”(《蒋介石日记》,1945年11月18日),却不愿效法孙中山当年的举措,开诚布公,团结党外,他的胸怀还容不下中国共产党,还低估了中共的力量,依然不愿放弃一党专政的模式。他在中共与民盟都拒绝参加的情况下,主持国民大会,颁布宪法,竭力排挤中共。蒋氏在选举总统、副总统的过程中,既体现了对提名胡适做总统候选人缺乏诚意,也充分暴露了对桂系李宗仁等国民党同仁的极不信任,不仅民主素质很差,而且政治智慧很低,连国民党内部的团结都做不到,那就只有节节败退了。

   正是在反对蒋介石一党专政的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中,中国共产党承诺重建一个民主、自由、人权、宪政的新政权,赢得包括部分国民党人在内的多数政治精英与全国人民的尊重和支持,一路高歌,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还在1940年12月,刘少奇在《论抗日民主政权》一文中就写得很清楚:共产党及其军队“永远不会忘记革命的任务是争取中国的独立自主与人民的民主自由”, “有人说: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污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刘少奇还说,敌后抗日民主政权,“只要一有可能,当人民的组织已有相当的程度,人民能够选择自己所愿意的人来管理自己事情的时候,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就毫无保留地还政于民,将政权全部交给人民所选举的政府来管理。”(原载《江淮》创刊号,中共中央中原局宣传部主办,《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2—176页)

   江山易主,百废待兴,民国的六法大全废除之后,新法体系亟待催生。大致说来,1950年代的国家建设还是比较顺利的。当毛泽东在1957年发动反右运动,通过打击说真话的人,压制执政党之外的政治力量,国家形势开始逆转,民权建设好事多磨。十年之后,毛泽东想通过群众性的文化大革命,清理党内的官僚作风与特权阶层,结果却是种瓜得豆,法纪破坏,国家陷入新的灾难,还政于民的政治任务没有完成。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等人引领的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胡、赵还想启动政治体制改革,跃跃欲试,却因种种缘由,半途而废。

    

   二、依法治国的兴奋点为何不高

为期30余年的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建设带来我国物质世界的巨大变化,综合国力迅即增强,人民的物质生活得到改善,与此同时,权贵资本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捷足先登,特殊的利益集团与经济寡头得以形成,官商勾结的现象尤为普遍,党政权力纷纷不仅寻租,贪腐成风,而且数目惊天,贫富悬殊显著,地方党政与司法机关威信扫地,官民冲突日益加剧,医疗、食品、教育、学术等领域的各类假冒伪劣现象充斥国中,举世瞩目。凡此种种,比经济体制改革更重要也更艰难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命题再次浮现,新一轮国家领导集团面临机遇和挑战。如果有人说,65年来,我国失去过政治体制改革的机会,此话并不过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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