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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涵:蒋经国与台湾的改革

更新时间:2005-08-12 00:23:14
作者: 陶涵  

  

  (陶涵,前美国资深外交官、『蒋经国传』作者 (JAY TAYLOR)

  

  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生平,道出中国现代的四次大改革,其中有三次发生过了,一次还在进行中。若我们把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传记加上来平衡,这四人的传记,将会涵盖:(1)上个世纪初,中国的民族主义与共和政体革命;(2)共产主义革命,包括其军事胜利及对中国社会的大规模改造;(3)台湾和平渐进的民主改革、经济现代化与生活水平提升;(4)正在进行中的是,大陆极权社会和平渐进的解体,包括区域资本主义急剧涌现与较为开放的社会。我们今天的主题,将集中在蒋经国与上述的第三次改革,也就是台湾的现代化与民主化过程。

  1960年代早期,我在台湾停留了5年,其中曾谒见过蒋经国几次,但都没有机会深谈。我对他没什么印象,不觉得他有多可怕。1965年离台后的20年间,除了婆罗洲的两年和南非3年外,大多数的时间,我都在负责中国大陆的事务。直到1995年,受哈佛大学出版社与时报出版社之邀,为蒋经国写传,才又重新开始研究蒋经国。

  当1960年代早期,我在美国驻台北大使馆任职时,曾写过无数台湾政局的分析,并大胆地论断台湾和平民主改革的可能性。我不得不承认,当年我完全无法想象,国民党那种稳定的独裁体制,又加上外省族群的支持基础下,政权怎么可能和平转移给多数台湾人?

  后来我调任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的「中国观察员」。我们的想法慢慢改观。例如:1971年夏天,季辛吉造访北京前后,我们发现大陆局势突现异象。报章上蜂涌的昵名批判,终结了林彪的时代,也宣告他的死亡。

  当然,季辛吉深入禁区,憾动了我们和华府的国务院。但1971年当时,不管季辛吉还是毛泽东,都无法想象毛泽东死后,中国竟会发生了铺天盖地的大改革,造成整个意识型态和极权政体的瓦解。

  1980年代,部份人士开始认为,邓小平的改革,终会造成政治、经济、社会上的大震荡。其中一位就是蒋经国。当时,大多数岛内外的观察家都还无法预见,接下来的八年中,台湾即将发生的政权和平转移。当时经国以为他的岁月还很充裕。他私下派代表去找即将接任美国在台协会处长的李洁明,告知他的政治蓝图,包括了自由普选,以及普选后不可避免的结果:台湾本土化。

  经国去世后15年的今天,不管怎么说,台湾都已经是完全民主的社会──就像在美国,真正的民主往往杂乱无章。蠢事到处都有,连贪污也没啥稀奇。我记得季辛吉曾说,在民主政治中,九成的政客,坏了剩下那一成的名声。经国若还在世,当然不会乐见国民党2000年总统大选败选;然而,对于和平进行的选举与政权转移,必然会感到非常欣慰。这才是民主真正的试炼。

  陈水扁就职典礼的意义,不只是民主制度下的政权转移,更反映出敌对政党间迅速适应的颠峰。虽然中间或有波折,但各党派都相当尊重民主法制。此外,大家也保持良好风度,派系间彼此自制。像1988年1月经国去逝时,执政当局发布30天的国丧期,民进党也跟着取消原订的抗议活动,就是一个例子。

  我的书里所述的场景,和南非的情形,其实很类似。台湾的党派和解,就像非洲民族议会和南非国民党和解一样戏剧化。比起南非经过长时间的内部流血冲突与国际调停,台湾的党派和解也许更值得借镜。

  在经国去世的1988年1月时,政权转移的雏形就已经具备了。言论、集会和出版自由都有了。反对党在街上示威游行,在国民大会对总统叫嚣,并严辞痛批国民党和国民党党主席家族。1988年1月13日那天,经国的助手马英九原本要向他报告,40年前从中国各省选出来的老国代和老立委终于全部点头同意退休了。依当时规划,不久即可举行立委国代补选,让台湾多数族群主导国会。大陆国代和大陆立委虽不合时宜,但他们竟肯自愿放弃薪俸,反映出经国要求外省菁英配合改革的决心。

  民主是蒋经国一项很特殊的遗产。之所以说特殊,因为蒋经国正是国民党独裁的推手。他是1949到1950年代早期白色恐怖的执行人,光是被警察镇压枪决的就有18,000到28,000人,比例上相当于杀害二十万美国人。像台湾这样的警察国家,要进行民主改革非常困难:首要的阻力就是既得利益阶级。经历过高压统治后,执政当局在害怕被报复的心态下,非常不愿交出政权。这样的的心态,在主导高压统治的那一代中,特别明显。

  经国一手建立的情治系统,像总政战部主任王升这些人,都反对政治改革。然而,也正是因为经国长期领导军情系统的背景,及他与高层的关系,使他能带领这些政治高层,迈向改革的道路,最终将政权移交给台湾本地人。

  除了这些警察国家中常见的权力惰性外,国民党也被一群特殊的少数族群所掌控。这群统治阶层,当然是由两百万1949到1950年间,跟随蒋介石从大陆来的外省人及其后代组成。即使移居来台十年后,外省人还是垄断了大多数的官职,其范围遍布军事、情治、行政、立法、司法、党政与国营事业部门。

  一旦危及这些少数统治阶层的薪俸、政治权力与各种既得利益时,要把政权和平转移给多数台湾人就会非常困难。就像南非一样,在1980年代,大多数观察家都认定,南非除了种族隔离政策本身的因素外,要白人放弃官俸和政治、经济上的种种垄断特权,还给占多数的黑人族群,是不可能的。

  外省菁英一厢情愿反攻大陆的意识型态,让整个体制更僵化。此外,台湾政治改革的远景,则掺杂了执政者本身的因素。到1980年时,蒋家统治中华民国已经超过半个世纪。接受多数统治对他们而言,无疑等于王朝的终结。

  因此,僵化的台湾有四道坚固的防护墙:官僚体系、外省族群、意识型态与家族主义。

  那么,改革从何而来?经国如何说服国民党的外省精英,以启动民主改革,终结他们自己的政治权力,并威胁他们八十年来赖以为生的政治土壤呢?他又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如何说服长期被镇压的反对运动势力,在互谅的基础下依法转移政权呢?他又怎么会以为,新当权的台湾多数族群,会公平对待原来统治的外省少数族群呢?

  原因当然很复杂。首先,台湾的情况就像南非一样,有一个重要的特性或叫作人的因素,也就是蒋经国本身的性格。

  研究蒋经国多年后,我深信他的性格深具民主、平等与同情心……在我1960年代在美国驻台北大使馆任职的那个年代,这些对我或大多数台湾人,都像是天方夜谭一样。

  但在各个阶段对他了解较深的人,尤其是许多垂暮的老者,几乎都对他的个性赞扬有加。这些人包括:中国人、美国人、俄国人、共产党、国民党、自由派与台湾人。若回溯到1940年代,那还要加上许多犀利的美国驻外特派员,和美国海外事务协会里,看不惯国民党官员的中国问题专家。

  在大陆出版无数的蒋经国研究中,我只看到一篇比较不正面的评价。在二次大战期间,美国外交官和海外特派员对国民党官员的批评都不假辞色,只有经国是例外。美国海外事务官(American FSO) 罗勃特 (Rovert Service)也对我说过,经国的谦逊、善良、风趣与活力,也让他深受感动。他说,美国驻华官员一致认为,经国主政的赣南,彷佛「在中国打造出乌托邦」。

  有人说,童年生活扭曲的人,和受到重大挫折的人一样,比较容易体会人生的无常,想法也比较务实宽广。这种人同时看得到理想和现实,会成为比较务实又有远见的领袖。

  经国从小就经历了很多创伤。他十岁出头时,亲眼看到他父亲殴打母亲,一个是他最崇拜的人,一个则是他最敬爱的人;十五岁时领导上海学生示威,并决心放弃法国,远赴莫斯科求学。当时他不只崇拜父亲,更把国民党当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大本营。但他十七岁时,开始反过来抨击自己父亲是中国人民之敌;不到一年的光阴,他就放弃了他热衷的托洛斯基主义。但他仍然没有放弃对共产主义的热情,也继续担任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小队长。他以红军军政学校第一名毕业。此后十年,他几乎只与俄国朋友为伍。这些朋辈大多死于斯大林大屠杀。他当过莫斯科市郊一座集体农场的主席,也曾在斯大林的示范工厂「工厂中的工厂(Factory of Factories)」中,乌拉山区的乌拉马许 (Uralmash) 担任商店经理,亲身体验苏维埃式的生活。

  他后来娶了俄国女子蒋方良,并打算在苏联渡过余生。然而,1936年12月,在他即将获准加入共产党的前一天,他的入党申请被退件。……三个月后,他回到中国,在他父亲身边做事,并重新加入国民党。……抗日战争期间,他不只把江西省专员做得有声有色,也创设了两所军事干部训练班……但他知道这些工作,要拓展到国民党统治的整个中国,还有太多的困难。

  他明白国民党致命的弱点,也清楚国民军内的腐化和理不清的派系斗争。他组织了青年军,却没能赶上对日抗战。他想让青年军取代国民党……但到最后还是放弃了。他在东北与苏联斡旋,在上海打老虎,对抗通货膨涨。这些都是不可能的任务,他也都在最后关头功败垂成。他唯一的成功,只有在国民党败退时,成功负责把故宫收藏品、国民政府的黄金和外汇存底通通撤到台湾,并因此成为他父亲的左右手。最后,他父亲交给他一个更大的任务,要他负责肃清共产党奸细和台湾潜在的反对派。这是他最不情愿做的事,但他还是做了,蒙上一生的污名。

  1960年代初,经国的务实性格,已经预见外省人不可能无限期统治下去。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政治洞见。例如,1966年他告诉美国代办 (U.S. Charge)说,美国在越战中越陷越深,他怕美国到最后会耗尽人力物力,被美国人民背弃。当时还是1966年,在美国也只有乔治布雷 (GeorgeBall) 和几个先知预见得到这件事!

  经国的害怕有他的道理:他怕美国在中南半岛过度扩张后失败的结果,对台湾造成严重的后遗症。此外,自1960年代晚期,他也预见了美国在中苏边境冲突后,从官方到民间,对中共态度上的结构性转变。国务卿艾奇逊预言成真──中苏的连盟关系生变,北京开始采行狄托不结盟主义(Titoism)。艾奇逊因此深信,美国和中共终将化敌为友。

  当时还夹杂许多因素,像:越战越陷越深,国内战争疲劳和反战示威越演越烈,还有中共原子弹试爆成功的威胁。事态的发展,一步步逼着美国人,要和中国握手言和。经国很清楚,1967尼克松在外交事务上发表的文章,里面写的「我们不能永远使中共隔绝于国际社会之外」,所代表的意义。他1970年访问华府时,曾和尼克松会餐长谈,不过真正的关键是,季辛吉亲自步行到接待经国的布莱尔宾馆(Blair House),不用译员陪同,和他单独密会了一个小时。

  在我访谈季辛吉的时候,他说他没有做记录,真的完全不记得那时说了什么。不论真相如何,当经国离开华府时,他对尼克松和季辛吉打算和北京修好一事,已经心里有数了。

  1950到1960年代间,美国把国民党统治的台湾,当成对抗共产主义中国扩张的重要伙伴。因此,美国舆论也不大在乎台湾有没有自由人权。只有在1961年,国务院要驻台北大使庄莱德(Drumwright),为雷震组党被诬罪入狱一案,向蒋介石抗议。庄莱德回复国务院说,雷震破坏国民党的统治安定,蒋氏的确逮捕了雷震。不过,庄莱德也说,蒋氏不会理会我们的抗议,而且我们也没有立场这样要求。

  但无论如何,到了1960年代晚期,蒋经国也意识到,美「中」关系的和解,代表台湾的现状终会结束,美国政府和民间迟早会开始注意台北政府独裁的问题。

  除了这些世界局势外,台湾社会的发展也改变了经国对未来统治的想象,包括:经济快速成长,都市和受教育人口持续增加,台湾人与外界频繁的互动等等。

  即使在1970年代之前,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与外交局势发展,在在都让蒋经国体认到,国民党必须要有更长远的目标,转型成一个全民政党。也就是说,逐渐走向开放民主,最终成为一个由本土台湾人主政的政党。因此,他于1960年代末期,就开始他的党政宪政改革计划。

  按计划,经国和他的改革同志,原本想要缓慢渐进,一步一步转型的。一开始,他们预计转型要花二十年左右,他们也有二十年的时间可以用。改革的路上会有各种阻力,有进有退,也常摇摆不定……但经国心中的目标从未动摇──追求一个全民的民主。

  经国把1970年代早期美国对中共外交政策的逆局,转化为他和台湾的利基。

  对他来说,美「中」关系与世界局势的大逆转,不是政治保护的借口,而是向前进步的动力。

  在此,经国再次展现了灵活的手腕。美国自1971到1979年间对台政策的冷淡,促使党外人士和外省族群为共同利益团结起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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