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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平:比《平凡的世界》更平凡

————路遥笔下的流星年华

更新时间:2014-12-10 21:33:31
作者: 马平  

   【65年前的今天,中国当代作家路遥出生于在陕北一个世代农民家庭。其代表作《平凡的世界》以恢宏的气势和史诗般的品格,全景式地展现了改革时代中国城乡的社会生活和人们思想情感的巨大变迁,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1992年11月17日,路遥因肝病早逝,年仅42岁。

   以路遥名字命名的民间文学奖路遥文学奖,原定于今日(12月3日)路遥诞辰日公布最终结果,岂料首次评奖就面临难产。从设奖到奖项揭晓这一年来,不少人至今还在表达着对设立路遥文学奖的担忧,其中就包括路遥的女儿路茗茗。】

   1 源于生活 高于生活

   第一次读《平凡的世界》是20多年前。

   那年我12岁,读初一,比主角孙少平第一次出场还小五岁,每个周末我都忙着搜罗最新的游戏卡,好插上小霸王游戏机大战到半夜。但是,在邻居家发现这套书的那一周,我扔下了游戏机和朋友,废寝忘食地读完了路遥这部绝笔巨著。全书大大小小上百角色,恐怕比我12岁之前知道名字的熟人都多。这群陕西乡党带着自己鲜活的形象,在一周内闯进我的记忆,就此安营扎寨,到今天也没离开。你可以想象我当年那一周受到的冲击。

   20多年过去了,重读《平凡的世界》,我的年龄已经和全书结束时的孙少安一样,主角见了我也要称一声大哥。这几年,我自己做编辑工作,看过许多文字,也对构造虚拟人物形象有了一点经验。此时再细细咀嚼书中人物的生平,感触和12岁又大不相同。

   当编辑,看别人写文章,看别人改文章,我发现了一个规律:没有谁的文字能做到绝对客观。这个道理很简单,但自己码字的时候就是发现不了。带着这个认识,回头再读《平凡的世界》,我先得看看路遥的人生(不是那部著名的《人生》)。

   路遥大叔从延安地区走向全国,成为知名作家的第一篇作品是1980年的《惊心动魄的一幕》,获得了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之后才有《人生》、《在困难的日子里》,乃至影响了一代人的《平凡的世界》。现在看来,《惊心动魄的一幕》也是当时流行的“伤痕文学”套路。在文革中并不如意的邓小平认为,伤痕文学专注于从个人角度诅咒文革,“哭哭啼啼,没有出息”。

   当然,我不是说路遥写伤痕文学有啥问题,那是时代的产物,写了也不算丢脸。何况路遥这篇小说的格调颇为不俗,不是一味诅咒刚刚过去的时代,反而塑造了一个富有男人气概和悲悯之心的县委书记主角,愿意以自己的生命来平息文革各派的争斗,把现代小说写出了古典悲剧的风范。《惊心动魄的一幕》在80年代初一片纯粹的“哭哭啼啼”中脱颖而出,自然不是浪得虚名。

   不过,问题也正出在县委书记的故事上。从故事背景和细节来看,这个县显然就是路遥的故乡延川县。而路遥大叔——文革初起之时还是路遥小弟,在文革中不是个旁观者,甚至不是个普通参与者,而是延川县的文革风云人物。

   文革中,延川县有两大派群众组织:延川红色第四野战军、延川文化革命造反司令部。红色第四野战军基本支持原县委班子,坚决要求保留原县委书记的职务;文化革命造反司令部则推出了另一套组织方案。两派争斗不休,县委书记夹在其中成了傀儡。路遥——王卫国,当时就是保县委书记的“红色第四野战军”军长。王军长的战绩颇为不错。在延安援军和本地军火库的支援下。“红四野”胜多负少,还有以寡击众的战绩。最终,“红四野”控制了县城局势,王卫国也升任县革委会副主任。

   文革旧事,谁对谁错,至少在这篇文章里我并不关心。但路遥作为核心当事人,再来把延川县的文革事迹写成小说。我不知道便罢;知道了,自然会在路遥亲身经历和小说情节之间做一番对比:

   现实历史中,当时那位县委书记如果说有影响力,也是通过支持自己一派的“红四野”,以及延安地区的援军实现的。但在小说里,这位县委书记深得民心,在县城外有十余万农民做后盾,几乎成了两派争权的决定性砝码。这个改动,显然给路遥当年的选择增加了“合法性”乃至道德制高点。

   现实中,路遥是群众组织的领导,是发起人,是武斗夺权的主持者。但在小说里,和他酷似的的学生造反派周小全只是个冲锋在前的副队长,是夺权领导可以呼来喝去的打手。这客观上给路遥的行为做了很大的开脱。

   现实中,路遥先是以群众组织领导人的身份进入县委班子,然后因武斗中的过火表现,丢掉了县革委会副主任的职务,被“发配”回老家劳动。但在小说里,即将获得正式干部身份的周小全被自我牺牲的县委书记感动,主动弃官而去,表现出了对文革强烈的反思和思想升华。这一“拔高”举动,效果不言而喻。

   把一系列对比摆出来,我并不是想“黑”路遥大叔,相反,我很理解他的写作。做军史研究的时候,老兵的回忆录往往做不得数,许多老兵的回忆录读起来宛如神话,必须把多方回忆摆到一起,再参照战时文件实地踏勘,才可能接近真相。不过我并不认为那些老兵有意造谣。在故事与真相之间,障碍物不仅仅是时间和谎言,还有人的潜意识。人的记忆从来就不像自己认为那样客观,过五关斩六将的回忆永远比走麦城要鲜明。修订自己的记忆,在潜意识指示下删除一部分内容,这是人之常情。

   作家在这个问题上和普通人还不一样。普通人最多是酒后吹吹牛,向来采访的记者炫耀一下自己的半段英雄传奇。作家一旦动笔写历史,是要讲一个逻辑完整、血肉丰满的故事给人听,不是简单的说段子,不能仅仅靠自己的回忆动笔,还要查证资料,寻找更多的故事融入作品。这意味着他有太多的机会来迎合自己的潜意识,有太多的细节可以逐步修订。每个细节的方向稍微转一点,作品的风向就完全不一样了。这其中的转变,往往不能全用“蓄意”来形容。

   所以,路遥书写的文革和史实大相径庭,并不是很值得指责的事情,毕竟他写的是小说不是县志。80年代整体的政治气氛是把文革期间的一切批倒批臭,梁晓声甚至不敢大声承认自己的工农兵学员身份(梁比习近平高一届,比路遥低一届)。路遥在这种“政治正确”的恐怖气氛下,能顶住压力写出一定的真实记忆已属不易。就算今天,完全不了解文革,却喜欢用“文革余孽”这顶大帽子砸人、用“清算文革”的利齿咬人的家伙,还是千千万万。

   2 平凡的世界不平凡

   回到最初的话题,《平凡的世界》是一部成书于80年代中前期的作品。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作者的一部准自传作品。尽管这本书倾注了路遥全部的心血(不是形容词,路遥修订全书后即一病不起),但在时代背景和作者个人的潜意识影响下,许多情节免不了也会被“修订”,直至偏离历史常态,偏离人之常情。这些有意无意的偏离,我当年看不出,现在再读,已经觉得有些扎眼了。主线情节从眼前滚滚而过,依然跌宕起伏;顺畅感却不如20年前。

   艺术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没错。但路遥拼上生命写《平凡的世界》,要描绘的是整个时代,不是一两个天生骨骼清奇的主角。路遥把自己人生的精彩部分加上双倍的色彩、把人生的遗憾填补完整,给主角(准主角)都带上“主角光环”。无形中破坏了他自己塑造的那个时代的完整性。

   比如说,主角孙少平与女一号田晓霞的爱情,显然糅合了他和北京知青林琼、林达的情感经历,再加以理想化的改造,把生活的一切美好元素都寄托到田晓霞身上。改造的结果是他塑造了一个绝对完美的女主角,以至于到任何情理之中的结局都无法容纳她。第三部刚写到一半,完美无瑕的女神田晓霞已经走投无路,向人生的任何方向迈一步都会损害自己身上的光环。路遥不得不翻开地方志,找了一场时间地点都真实的大洪水,把田晓霞丢了进去——与这段情节对应的现实是王卫国刚被免职回乡,林琼就写信分手。我能理解路遥的心情,但从读者兼粉丝的角度来说,路遥先以完美主义制造矛盾,再用“杀人”的方式来回避矛盾很不值得,损害了长篇作品的艺术价值。

   再往后,看到金秀向孙少平递上情书(主角第2.5次和顾养民做了情敌),我几乎可以认定路遥把自己代入了孙少平的身份,要替孙少平“找回场子”,挽回当年被抢走女友(郝红梅)的“耻辱”。这种“主角光环”未免太刺眼了一点。田晓霞的堂姐、田福军的侄女田润叶,一方面不满意父母设计的“美满”婚姻,另一方面单恋童年的伙伴孙少安——虽然两人已经多年没什么交流,以至于婚后让丈夫独守空房多年。这个设定怎么看都勉强。重看全书,我对这个生硬的剧情最合理的解释是:路遥要塑造一个近乎完美的农村兄长形象,无意中也给孙少安带上了准主角光环。

   除了田晓霞、田润叶姐妹,田氏家族还有个人物看起来颇为扎眼——高大全的西安市委书记田福军,嫉恶如仇,两袖清风,做事雷厉风行,做官青云直上,从基层干部迅速变成镇抚一方的高干。尽管这也反应了80年代初知识分子干部(田福军有大学本科学历)跨越式提拔的事实,但怎么看这田福军也不像个食人间烟火的80年代干部,倒像是样板戏里走出来的主角。到了第三部,不仅孙少平的女朋友是高干的女儿,就连孙兰香也变成了省委常务副书记的的准儿媳妇, “儿子带回来的是这么个潇洒漂亮姑娘,而且言谈举止没一点农村人味道”。读到这里,我实在忍不住要吐槽一句:路遥大叔你是扎根于陕北农村的大作家,看在前两部的份上,眼睛不要总向大城市高干家庭瞟……

   虽然我列举了这么多的抱怨,但我绝对无意否定《平凡的世界》的巨大艺术价值。相反,我重读之后,对这本书的评价反而比当年更高。20年过去,我从娃娃变成了中年人,虽然远不敢自诩读懂人生,至少对大多数事情也不会只看皮毛。书中描述的那个年代,我第一次读的时候,距我不过六七年,许多细节和身边的现实几乎一样,所以对时代背景并不在意;现在,路遥描述的年代已是30年前的旧事,我对那个年代的理解反而更深了。除了开篇令所有读者印象深刻的“欧洲馍、亚洲馍、非洲馍”之外,我又读懂了许多原来看不懂的配角生活细节,发现每一件都是时代的铭牌。

   比如说,公社副书记徐治功宁愿平调回城,也不愿意就地提拔,体会当公社书记一言九鼎的地位。这个情节当时只是一眼看过。现在参照80年代的回忆,才知道这反映的是80年代县城和乡村的天壤之别,以及当时交通条件的恶劣。

   那时候的县城虽然又小又旧,但的确是一个功能齐全的现代文明“据点”,有电影院,有图书馆,有百货公司和定期发往大城市的班车,偶尔还有专业艺术团的巡演。几千甚至几万有稳定收入的受教育人口聚集在这里,既享受着最低限度的工业文明,也为彼此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封闭乡村的文化环境。

   与县城相比,那时最繁荣的乡镇也不过是一条土路两侧的几排砖瓦房,在最热闹的十字路口向四周望去,几乎肯定可以看到农田和猪舍。至于普通的乡镇,就如书中所说:“一条约摸五十米长的破烂街道”。如果通往县城的电话线断掉,整个乡镇和外面世界的联系立刻就退化到了大清朝的水平,必须在土路上颠簸好几个小时才能和现代文明恢复最低限度的联系——这在现代足够飞机飞过半个中国,高铁跨越整个省区了。换句话说,那时的普通乡镇,距离现代文明比现在的西部荒野还要远。

   这样的乡镇,如果从供销社调剂一些物资,在物质生活上未必不能接近县城,但对于受过教育,见识过现代生活的人来说,乡镇完全不能提供城市的精神生活和归属感,完全不是一个让人长期安心生活的地方。所以就算是公社书记也不愿留在这里,更何况比他年轻许多,对现代文明认识更多的孙少平?有了徐治功书记作时代背景,孙少平拒绝留在农村和哥哥一起经营家业,宁愿背上布满血疤当小工也要留在城市的选择才符合逻辑:

“谁让你读了那么些书,又知道了双水村以外还有个大世界……如果你从小就在这个天地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你现在就会和众乡亲抱有同一理想:经过几年的辛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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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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