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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秋:费孝通的“社会学主义”

更新时间:2014-12-09 22:33:32
作者: 刘亚秋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重点课题“民国以来中国社会学的思想传统”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刘亚秋,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社会学系博士生,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编审(北京,100872)。

   摘要: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已历经百余年,但仍然面临一些质疑。笔者以为已有的质疑与社会学的学科特点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费先生作为中国社会学尤其是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物之一,探索其对这一问题的回应及其态度,一定程度上,可以管窥社会学这门学科的特点,同时也是思考中国社会学思想传统的一条较为有效的路径。本文通过阅读《费孝通全集》,试图梳理一些相关概念,探索费先生的社会学主义特征及其形成,阐述他对社会学的期待,回应社会学所面临的质疑并探索未来社会学的可能路径。

   关键词:费孝通 社会学主义 从实求知 务实

   本文试图从费先生的治学理念中,探寻他对社会学学科的期待,从而思考中国社会学的思想传统。马林诺夫斯基在给《江村经济》写序时提到,费先生的可贵文风是抛弃学院的装腔作势。联想到西方学界对他的治学风格的评价,如脱缰之野马精神。①他自己也说,不愿受任何学科界限的约束,故晚年写成《试谈拓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那么,费先生突破社会学之学科界限与费先生的社会学坚守之间的关系何在?

   笔者以为可以从费先生从事社会学的宗旨及其对社会学的学科期待入手来探讨以上问题。本文将费先生对社会学的坚守称为费先生的社会学主义。事实上,即便在2003年的“拓展学科界限”主张中费先生坚守的依然是社会学的底线,而不是在拓展界限中将社会学消解在其他学科中。

   一、社会学面临的质疑及相关问题

   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已历经百余年,但仍然面临一些质疑。有来自其他学科学人的“剩余学科”之质问,亦有来自学科内部的庸俗化和西化之自省。追溯过往,社会学被质疑,也不是当今社会学面临的新问题。甚至在潘光旦先生最早接触社会学的民国时期,虽社会学研究的风格不一致,存在各种特点的社会学,但“浅薄”、“常识”都是被常用来攻击社会学的概念,与当今社会学面临的局势如出一辙。

   (一)庸俗化质疑与社会调查之渊源

   首先的问题是:以上的质疑是否合理?从学科自身特性而言,或者已经潜藏着被质疑的问题。从吴文藻早年区分“社会调查”与“社会学研究”的态度中,亦可看出当年社会学的另一种倾向(即“社会调查”倾向)是较为强劲的。20世纪30年代布朗来燕京大学讲演时,提出社会调查和社会学调查的区分:“社会调查只是某一人群社会生活的闻见的搜集;而社会学调查或研究乃是要依据某一部分事实的考察,来证验一套社会学理论或‘试用的假设’”,后一种研究理念直接影响了社会学的中国学派,如吴文藻和费孝通等人。但是,正如布朗所说,“多年以来,人所咸知的社会调查,已倡行于世界各处,中国也受了这风气的影响。”[1]在早年,社区研究学派力图与肤浅化的社会调查划清界限。一定程度上表明:社会学在早期即已面临庸俗化挑战。对此,史禄国先生曾不客气地批评过,当时中国的一些人口调查不像是学术研究,倒像是警察署做的日常工作。

   在费孝通的早年治学时代,社会学的命运同时是一个问题。在救国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之际,社会学曾被质疑“其用处”及“肤浅空虚性”。那么如何做充实的、深刻的社会学研究才能使社会学这种“不利的命运”出现转机?在20世纪30时代,费孝通认为转机的方式是做实地的调查研究,走出一条与传统向书本求得知识不同的道路。

   就社会学如何“深刻”这一问题,费先生当年读了廖泰初的《汶上县的私塾组织》后,提出社会学可以“转机”。这里,费先生依靠的是社区研究方法。1979年恢复后的社会学倡扬的基调和践行的基本方法大体上也是这一类社区研究方法。但是在“恢复期”,对于中国社会学在这一方法下的发展,费先生深感不满意,以致他多次提及社会学应该补课,这也是我们今天应该继续思考的问题。

   (二)“从实求知”作为基本品格

   在新时期,费先生将自己的学术品格概括为“从实求知”。费先生早年的学术取向就包含这一特质。在1934年《从“社会进化”到“社会平衡”》一文中,费先生提出了概念与事实之间的关联问题,可窥见一斑:“科学的职务就在叙述和阐明事实。所以需要种种名词,种种概念。但这些名词,这些概念都是须依着所知的范围的逐渐扩展而修改和增加的。但是事实上,科学中的概念,在它做我们认识客观事实的工具外,常有一种副作用足以阻碍我们对于新现象的分析和限制我们知识范围的扩张。”[2]联系到早年派克到燕京大学的讲演,及费先生曾反复强调的派克对于中国年轻人的激励:到实际生活中去寻找知识。毋庸置疑,这一志向彼时已初步形成。

   费先生早年熟悉很多理论,包括当时流传甚广的许多理论:除1923年被明确为功能学派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理论外,还有在欧洲人类学中有一定影响的史禄国先生的治学理念,美国社会学的先锋派克的人文区位学,以及经典社会学家如韦伯、齐美尔、霍布斯等的理论。费先生从多种理论对比中,倾向于功能学派的较为务实的理论阐释。他提出自己对所谓理论的理解:不过是对生活的解释而已。事实上,从年轻时代到晚年,他一直反对从概念到概念的学问方式。

   他从进入花篮瑶社区便开始了“从实求知”的学术历程,也开始了超越吴文藻先生观念上的“社会学中国化”路径,而进入对研究者的“实践感”的强调。实地性对于重视实地研究(尤其大瑶山、开弦弓村、禄村等)的费老来说,成为其一生理论思考的源泉,也是批评其他学说(如社会史研究路径)的根据。

   而所谓研究者的实践感,是费孝通实地研究中的鲜明特点,也是对吴文藻社区研究方法的一个发展。“社会研究是要在实地里发生问题,不是在事先制定的表格里,这一个分别却很重要。社会研究贵在能在社会组织中看出各部分地位的轻重和搭配间的微妙,轻重之间,微妙之处,全在研究者在观察时的权衡体会。要得到正确的权衡,深切的体会,只有在实地里时时修正,刻刻校核,因为这里主观成分较多,一离实地就不免‘走样’了。”[3]

   晚年,在他着手大瑶山深入研究计划时,常因年龄,力有未逮而未能进入田野调查,并深感遗憾。尽管有深入调查的学生回来汇报,但他觉得亲历亲行的研究才会有深刻的体会和发现。

   (三)常识与社会学知识之争

   与“从实求知”的“实”讨论相关,来自日常生活的常识与社会学知识之间的关系如何?毋庸置疑,社会学知识是需要从生活常识中获取的。如在社会学恢复后,费孝通尤其强调社会调查在恢复中国社会学中的作用。当因年龄渐大,无法深入田野时,他自己践行的路径是:依靠各地干部提供情况,到当地座谈和访问取得感性认识,并认为这一方法在恢复期的社会学阶段,可起到“破题”和“开路”的作用。这延续了他一直尊重事实的学术取向。他坚信,在此基础上的记录,历经长年累月的积累,可了解当地历史及发展轮廓,从而可为社会发展提出大的发展战略。此为一脉由“尊重常识”到“总结社会发展知识”的方法。

   费先生1979年后尤其从社会发展、从“务实”角度来考虑“常识”对社会知识积累的作用。不过,也需注意,作为社会学家的常识处理方式与百姓对待常识的态度是不同的。社会学对待“常识”的态度是尊重,并需在研究中通过一定的科学方法和工具进行甄别,即便其得出的结论看似“常识”,但与散见民间的“常识”有着一种质量上的不同,是带有一定普遍性和适用范围的。

   20世纪30年代正值费先生大学毕业之际,他提出要“了解中国”这一目标,但这样一大题目,看来是“空洞”的。怎么下手呢?他认为必须从基本入手,那就是从人口最多的农民入手。因此他决定到农村里去看中国的农民是怎样生活的,他们有什么问题。

   《江村经济》调查发现:这个地方在封建剥削之下,老百姓处于饥饿状态中,必须解决土地问题,同时发展当地的手工业、副业生产,工农相辅。这个结论是从实际观察中得出来的,不是照书本抄的。后来他提到,“经过了50年,现在再来看,这话基本还是符合实际的。”[4]中国进入抗战时期,费先生及其学生在调查云南三个村庄后,在《云南三村》中提出:“中国农村要单靠农业生产的收入是绝对不够的,要想富起来,必须进行副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就是要将农村里的劳动力尽可能地转化为生产力。凡是发展了副业、手工业的村子,农民生活就比较好一点,相反不发展的地方,农民生活就差,这是一个基本认识。也是经得住实践检验的。”[5]1955年,费先生重回家乡,发现农民能够吃饱肚子,但是他们反映手头没有钱,就是商品经济没有发展起来。他将此写进《重访江村》,但这一观点与当时的政策相违背,所以被认为是反社会主义的。之后,他就没有机会再下乡搞调查,直到1980年才重新恢复活动。

   1991年费先生在《志在富民》一文中提到他在研究中尊重常识的经历及那些不尊重常识给人民带来的苦难。而真的、有用的“常识”是需要采用社会学等科学方法进行调查来证明其合理性及合法性的。只有尊重“常识”,才会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形成正确观点的现实基础。这一常识并非来自精英思想或者知识分子群体的阅读快感,而是比较直白的道理,甚至就是农民讲出来的“道理”。

   1985年费先生在谈及社会学的规划及建设时提到,人们对社会学的质疑,以及他秉持的从实践上升为理论的有效途径:“现在有人说我们不搞理论,这是误会,不是事实……我们坚持从实际调查研究中去总结群众的经验和创造,这是(从经验)概括提高到理论的必经之路。认为调查搞不出名堂,是鸡毛蒜皮也是不对的,认识总是从局部到全部,要有总的看法,但事情要一步一步做,饭要一口一口吃。一切大问题,是要从具体的小事情中看出来的。[6]在这次讨论中,他提出对于中国社会的研究还应是一个长线研究,而不能急于求成。

   费先生尊重常识的做法早年亦得到其师马林诺夫斯基的称赞。早在1938年,马林诺夫斯基为费先生《江村经济》所作的序言中提到,[7]费先生在科学研究中“勇于抛弃一切学院式的装腔作势”。他充分认识到,要正确地解决实际困难,知识是必不可少的。“费博士看到了科学的价值在于真正为人类服务”。他还提到,科学正经受着严峻的考验。真理能够解决问题,因为真理不是别的而是人对真正事实和力量的实事求是。当学者被迫以事实和信念去迎合一个权威的教义需要时,科学便被出卖了。在当时 的欧洲某些国家就有这种情况。与权威的信条相比,“常识”尤为高贵。当然,当前学界对于一些研究中出现的“证明常识”的质疑也是不无道理的,这是需要我们沿着费先生的思路进行深入思考的另一问题。

   二、社会学的务实性格与“为研究而研究”

   那么,社会学的“务实”性格与纯学术旨趣(“为研究而研究”)之间的张力问题,在费先生这里是如何得到解决的?可回到1930年代费先生与林耀华先生的分歧之处,②以及后来费先生的同窗好友利奇的提问,以便理解社会学务实性格之用及其局限。

   (一)实用与学术之间

学以致用,不仅是费孝通的治学目标之一,也来自中国人的普遍期待。1936年费先生在《社会研究能有用么》[8]一文中提出当时社会学面临的普遍问题:我们常听见朋友们觉得社会研究不切实用的责难:“现在国难这般严重,等你们研究清楚了,国家早已不知什么样了。”面对这一疑问,费先生是较为认同的,他提出,我们不怕社会研究的结果不能为社会问题的解决张本,而怕研究者和实用者不相联接,使社会研究的工作,对于国家的健全上不但没有功用,反而产生严重的结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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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研究》2014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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