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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秋:费孝通的“社会学主义”

更新时间:2014-12-09 22:33:32
作者: 刘亚秋  

   那么,对于实用与学术之间的张力,该如何把握?至今依然为一个紧迫的问题。从以上的讨论中可以看出,呼吁“有用”不仅为学者自觉的,也是他人要求的。但费先生的度是把握较好的:“一个研究者在研究时,为了方法的需要,最好忘了实用的问题,专门用心观察,分析了解事实。”[9]这时,事实上他的研究理念受到了史禄国的学术传统影响,这应该也是他践行的“社区研究”的基本要素之一。

   关于实用与研究之间的关系,费先生认为,并不是社会研究“是否”有用,而是社会研究“能否”有用:“使一个研究工作能切于实用是研究者本人可以努力的,但是要使一个研究得到应用,却出于研究者能力之外了……知和行虽说是应当合一,但是在一个大社会中,对于一社会的设计上,因为知和行需要不同的训练和不同的人才,所以不能不分工。”[10]如上所述,他提出“研究时忘记实用”的观念是他在1949年前学术研究的重要特点,也是“从实求知”取向上,一种较为完满的实用与学术关系的处理。而以实用为旨趣的求知方式,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在知识领域的评价,往往会以“庸俗化”及简陋评价之。恰如当年史禄国先生对于风行当年的社会调查的评价。

   (二)史禄国对费先生的影响

   史禄国的观念对费先生的影响是较大的。费先生在1937年《从社会变迁到人口研究》一文中,提及当时人口研究的局限:人口现象的研究迄今仍停留在“问题”式的阶段上,“所谓问题不外乎,一,人口清查的方法;二,数量变迁的计算方法;三,人口涨缩和国势的关系,就是所谓人口过剩问题;四,人口的优劣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从实用上出发的,甚至可以说是宣传某种政策或某项买卖的传单,推其极亦不过是‘警察局’或‘公安局’工作的指导。若我们把人口现象作为科学研究的一部分,似乎应当另行找出一套问题,而且这套问题是要可以客观事实叙述出来的。”可见,尽管秉持从实求知的学术品格,费先生并没有完全从实用的角度来看待社会学。

   在学术与社会实用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吴文藻与费孝通的思想是较为一致的,他们作为中国人,共同面对如何“救中国”的问题。在深入开弦弓村进行民族志调查之前,费先生已然以其姐姐之口吻写了两篇有关“技术下乡”必要性的问题。这一热望事实上也表达了他虽与姐姐费达生的方式不同,但是志向是同一的。不过,显然史禄国先生对此是疏离的。据费先生的回忆,史禄国先生对于当年中国进行的人口调查研究是颇为不满的,甚至对于费先生之后做的《江村经济》也不甚满意。具体原因,费先生未做深入分析。从费先生多次强调他当年师从史禄国时,史先生为他制定的五项计划中可以看出,史禄国的学术训练是极为严谨的。在晚年的学术感悟中,费先生愈发认识到史禄国先生的学术品格,他对心态研究的抒发,基本上来自史禄国先生的启示。

   史禄国作为费孝通的老师尽管只有两年,但是在费先生的生命长河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在早年费先生的文章中,多次提及史禄国先生,其在《中国文化内部变异的研究举例》(1933年6月10日)中首次提到史禄国先生,表明史先生的观点对其本科论文的影响:“在人种方面论,亲迎系周族婚俗之说亦有互相证明之处,据史禄国教授的研究,中国人种最重要的有三种。”③其后费先生在吴文藻先生的举荐下,师从史禄国先生,史禄国为其设定了一套严格的人类学训练路径,但因各种原因,其仅用两年时间便计划毕业并前往英国留学。在史禄国的指导下,他要在国内做一民族志调查,按费先生的说法,以不辱没曾为史禄国先生的学生。

   在《桂行通讯之王桑三日》(1935年10月30日)中,他第三次提及史禄国,深刻反映出史禄国在费先生学术历程中的重要意义。费先生初入社会学门,吴文藻先生影响了其“社会学中国化”及社区研究的方向。其从事人类学研究始,深入社会调查,一方面来自派克的直白的激励;另一方面,在学术调查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来自史禄国先生的督促。史禄国认为,作为他的学生,如果没有一点实地调查经验,就唐突出国,显然是不合格的。而在学术研究方面,史禄国的方式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如人类学培养的几个阶段:从体质人类学入手,稍后还有语言学等课程,费先生在晚年反思中,多次提到因没有训练语言学,使花篮瑶的调查逊色很多。

   在学术调查的具体指导上,史禄国先生似乎又事无巨细,如给费先生夫妇准备了两双结实的长统靴,并深得大瑶山民众的赞赏:“什么东西,他们都觉得好,最受人赞许的是我们的两只长统靴”。费先生甚至认为这双结实的长筒靴救了他的腿甚至生命。而在具体调查实践中,史禄国传给费先生一些默契知识,例如喝酒问题:“要做民族学研究工作的人,不会喝酒是不成的,史禄国先生已屡次劝过我学习。在一生人面前,不能畅饮豪饮,无形中就会在主客之中造下一道心理上的隔膜和怀疑。这时我才感觉到喝酒的重要了。”[11]

   费先生还在《论马氏文化论》(1937年4月14日)中,将马林诺夫斯基与派克和史禄国做一比较,“如马氏所谓:我们的理论不再道破宇宙之谜,只是帮你多看见一些切用的事实,‘理论无非工具’的说法从此而来。在讨论文化变迁时他的态度更是显然,他没有老派克的气魄大,当然更赶不上史禄国。”[12]显然,他将史禄国的学术思想放在较高的地位。

   史禄国先生对费先生的影响,可归为一种纯粹的学术旨趣,如社会学的人文性(心态概念)及科学性(体质测量、模式概念的提出)的结合。当然,不能否认,费先生的思维习惯多与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学派相亲近。可能恰是这样的原因,在当年《江村经济》大受马林诺夫斯基赞赏之时,还在中国的史禄国先生表示不满意。费先生也无从得知他为什么不满意。斯人已去,亦给世人留下待解的难题。

   (三)费先生与利奇的分歧

   回到20世纪30年代林耀华与费先生的分歧。林耀华当时作为费先生的同学以及学术共同体的一员,提出“为研究而研究”的理念。但是被费先生回驳了。费先生主要从当时中国时势角度,提出:

   “为研究而研究”是引不起人真正的兴趣,尤其是“象牙之塔”早就动摇,“为研究而研究”亦不能得到一般的同情,尤其是“读书人的特殊高贵”的心理,早就发生了怀疑。我们已到了应当常自省的关头,认明自己的功能,用成效来获人的同情……一个研究文化的人是没有理由把自己的工作放在文化之外,用另一种标准来对付的。在过去很多人以为思想这东西是个怪东西,超于一切,现在我们知道思想亦不过是一种文化功能,有它时空的情境,有它对于人类生活的作用,我们自己就得明白地考究自己思想发生的情境。[13]

   费先生批评象牙塔中的学术,与其功能学派主张有一定关系。功能学派认为一切的存在都需要以功用来论处。同时,可以看出,费先生所批评的“为研究而研究”也是为了社会学在中国的合法化及其发展寻一理由,他认为,社会学能否得到世人的承认,在于要证明社会学的功能,即一种实用的功能,而非象牙塔中读书人的高贵心理。

   与此问题相似,1990年,费孝通将爱德蒙特•利奇(Edmundleech)的学术提问转换为实践的问题,并提出,这样的回答可能不会令利奇满意。[14]利奇提出的两个问题被费孝通概括为:一是像中国人类学者那样,以自己的社会为研究对象是否可取?二是在中国这样广大的国家,个别社区的微型研究能否概括中国国情?费孝通从文化传统角度来回答第一个问题。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天然有种儒家的家国情怀,并指出他为学的根本态度:一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二是“学以致用”。事实上有关此问题的答案,早在20世纪30年代,费先生在论述自身学术取向时,多有讨论,也算事先就回应了利奇的提问。尤其体现在费先生1936在《花篮瑶社会组织》的“编后记”中,对于王同惠先生的逝去,费先生在悲痛中秉持一种鲜明的态度:“本来,任何事业不能不以勇敢者的生命来作基础的……同惠可以无愧此一生,我只是羡慕她……希望我们这次不幸并不成为他人前车之鉴,使大家‘裹足不前’。我们只希望同情于我们的朋友能不住地在这道路上走。”[15]

   费先生立足于中国文化复杂性的研究,其立场和目标已经十分坚定。如这篇编后记提到的:

   还有一种研究中国文化的困难,就是它的复杂性,不但地域上有不同文化形式的存在,就是在一个形式中,内容亦极错综。又正值激变之中,若不受相当训练,一时极难着手。在这种种困难之下,使我们想到边境上比较简单的社区中去,开始我们的工作。[16]

   其中体现了他为理解中国社会而研究的热情。费先生所言“本来,任何事业不能不以勇敢者的生命来作基础的,”这未必只是单指王同惠为学术事业献出生命,它还可以用“热血”、“热情”等来代替。而后者一直是费先生的事业践行原则。他在20世纪80年代多次提及他的一生中还要完成两本著作,其一是延续王同惠的遗志,完成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志;此外,其学以致用的热情体现为他想认知中国文化的热望,并希望以此造福于民(志在富民)。

   对于利奇提问的直接回应,还可在费先生1936年的《江村通讯》(7月3日)中发现答案:做江村研究动机之一是出于有些人觉得民族志的方法只能用于文化较简单的野蛮社区,不能用于我们自己本地的文明社区的误解。因为文明和野蛮,不过是不同族团相互蔑视时的称呼罢了。但我们承认一点,就是研究者很不容易获得一个客观的态度来研究他们自己所生长于其中的文化,但并不是不可能的。一个有相当训练的研究者,在研究自己生长的地方时,亦有特别方便之处,如语言、访问及观察机会等。[17]

   以上也是对利奇的回答。即在利奇20世纪80年代提问之时,费先生事先就想到了遇到的困难。他早已意识到异文化与己文化研究之间的张力。在己文化中难以获得一个客观的态度,主观性可能会影响到求知的旨趣。这是利奇的忧虑。而费先生认为对己文化研究自有便利之处,但对于知识客观性的观照,显得相对弱了些。费先生也提到预防的方法:即研究者与名利分开,以知识为目的。④不过不得不承认,这往往受制于环境及人之私心而难以完全实现。事实上,对异文化的观察,始终是认识自我文化的一种较好的途径。即便费先生也没有否定之,如他的游学散记(旅美的文字及英伦感受),也有此方面的追求。这对于他认识自身文化是有震撼作用的,也是比较社会学的价值所在。也就是说,有关利奇提问中暗含异文化研究的意义及可能性,费先生是肯定的。从异文化入手从而达到认识自身文化的目的,是利奇的方式;从自身文化入手认识自身文化,是费先生的方式。前者看起来更费力一些,路途更遥远些;后者看起来更便利一些,但实际效果上可能不是太好,后者看起来更像是一种急于求成的心理,而容易陷入“务实”的泥沼中。

   那么,20世纪90年代,为什么费先生又另辟文来郑重回应利奇的提问?笔者以为,这一方面来自利奇提问在其内心中激起的波澜,另一方面表明这是费先生治学的一个根本方法问题。

   (四)费先生的学术旨趣及其反思

   费先生的社会学主义,始终是一种围绕社会学中国化的路径及其方法论的思考。因其一生在回应“社会变迁”问题,也因其目标以救国救民为宗旨,“让农民吃饱肚子”这一朴素追求,乃是持续费先生一生的学术追求。这一点尤见于1979年后。在1979年后,费先生的学术更强调实用性,强调社会调查的意义,更近于救中国(表现为“迈向人民的社会学”)之志,而纯学术主张看似弱化了。

从费老与利奇的对话中可以明显看到这一特征。费老认为与利奇的对话是一种基于文化差异的对话,不同的研究者可以各美其美。但是从一个学科发展角度,是否可以就此停止思考?这是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费老的务实态度表现在,对于“人类学在现代世界上还是少数人的珍品,远不是普遍人的常识”持一种深为遗憾的态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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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研究》2014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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