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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德如 宝成关:严复对"自繇"思想的解读

更新时间:2014-12-09 18:53:03
作者: 颜德如 (进入专栏)   宝成关  

   严复尽管对"自繇"与限制的张力有理智的态度,但是当他看到当下饱受压制与剥削的社会大众发出愤怒的呼号,向现有秩序发起猛烈的冲击,力图斩去所有的枷锁时,严复的思考明显发生了摇摆。一方面他对封建专制所造成普遍限制嫌恶至极,另一方面又对无序的社会反抗指责有加。他想用开明专制为社会成员的"自繇"铺设必要的道路,但是那些干劲冲天的贫民大众,再也忍受不了任何管制带来的不适。严复的心灰意冷是可想而知的,他以译书来排遣心中的郁闷也顺理成章。也许严复的忧虑不无道理,因为"谁在自由中寻求自由本身以外的东西,谁就只配受奴役"[26]。

  

   三、"自繇"与信仰的关系

   严复对"自繇"进行概念转换,将其同限制联系在一起,他的用意是使人们了解"自繇"的真正意义。但是,现实的中国人总是享用"自繇"的诸多"劣义",为什么这样呢?就其本质而言,这关涉到人的信仰问题。因此,必须清楚"自繇"与信仰的关系,根本的是要理解什么是言论自由。

   何谓言论自繇?就是"平实地说实话求真理,一不为古人所欺,二不为权势所屈而已。使理真事实,虽出之仇敌,不可废也。使理谬事诬,虽以君父,不可从也"[27]。由此可知,严复认为言论自由,其实质就是求实存真。因此,无论你是古代的圣贤,还是当今的最高统治者,都必须遵循以事理本身的真伪来判定是非的标准。关于这一点,对于在戊戌政变和义和团造反期间开始翻译On Liberty的严复来说,委实感触至巨。随着维新事业的受挫,整个社会陷入压抑的气氛之中,而严复又深为朝廷所忌,他深尝失去自由的痛苦。也许正是这种郁闷相加,他以译书来遣怀;也正是在这种缜密的学理探讨过程中,他更加清醒地审视当时中国的政治社会问题。如果联系他对革命的谨慎与对教育启蒙的钟情,我们就不难理解严复此时的心境以及他对言论自由的强烈期待。但是,如何才能保障言论自由呢?

   非常遗憾的是,严复没有考虑到如下问题:维护言论自由必须有一套良好的机制。在严复看来,由于中国古代纲常名教的笼罩,人们即使行动不自由,但仍从思想家的著作中透露出一些叛逆之音,严复对此大加称道[28]。实际上,与其说他在赞赏言论自由,不如说他在激赏思想者的勇气!各朝各代的"特立独行"之人,不是冠以"名教罪人",就是沦为隐士,即便有狂狷之辈,也多身遭陷构,郁郁不得志。可以说,中国古代言论自由的土壤是何其贫瘠,维系它的规则又是多么脆弱,人们根本谈不上有信仰的"自繇"!

   严复对中国古代社会尚存的一点反叛之音的称誉,当然折射出他对现实社会思想言论不自由的不满。严复可能没有意识到言论自由与人身自由、社会自由的关系,但是他渴望说话、表达的自由,他希望社会进步、国家富强。霍布豪斯认为,"人身自由领域"是"人类最深沉的感觉和激情的最猛烈的斗争场所。其基础是思想自由--一个人自己头脑里形成的想法不受他人审讯--必须由人自己来统治的内在堡垒。但是,要是没有思想交流的自由,思想自由就没有什么用处,因为思想主要是一种社会性的产物;因此,思想自由必须附带有言论自由、著作自由、出版自由以及和平讨论自由[29]。由此可见,严复指的言论自由是极为狭隘 的。另外,他也没有注意到"言论和信仰只要是表达个人的虔诚,就都是自由的"[30]这一点,把古代贤士反抗统治思想的微弱声音误以为言论自由。实际上,"一个人被他人控制是不自由的,只有当他被全社会必须服从的原则和规则所控制时才是自由的,因为社会是自由人的真正主人"[31]。因此,只有适当的法律与制度才能创造一种思想言论自由的环境,使人们在其中进行无畏地寻求真理的活动,真正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与价值信仰系统。严复对此还是有所警觉的。当变法遇挫、新政勃兴之时,他不愿看到民众以复仇的火焰去点燃革命的种子,而是希望整个社会在有序的改革的推动下,步入一个健康的、进步的充满活力的社会。再联系他与孙中山的那次著名谈话,我们就可以更加理解严复的良苦用心了。

  

   四、"自繇"与启蒙的关系

   严复所引介的"自繇"思想之所以难以深入人心,除了思想的本身因素、人们的信仰问题外,还与当时人们的智识状况有关,尤其是那些关于"自繇"的知识的普及情况。在严复看来,"治化天演,程度愈高,其所得以自繇自主之事愈众。由此可知自繇之乐,惟自治力者为能享之,而气禀嗜欲之中,所以缠缚驱迫者,方至众也。""自繇云者,乃自繇于为善,非自繇于为恶。特争自繇界域之时,必谓为恶亦可自繇,其自繇分量,乃为圆足。必善恶由我主张,而后为善有其可赏,为恶有其可诛。又以一己独知之地,善恶之辨,至为难明,往往人所谓恶,乃实吾善,人所谓善,反为吾恶。此干涉所必不可行,非任其自繇不可也"。[32]也就是说,要真正洞察人类的"善恶"本性,就必须使人类享有"自繇",即"非任其自繇不可也"。质言之,人类拥有自由,是其本性的内在要求。严复的思虑是,人类怎样才能获取使其"自繇"本性得以展开的那些知识呢?

   对于深谙中国国民素质状况与服膺西方进化论的严复,他自然将目光投射到个体素质的提升与社会的改良上。在严复的意识中,个体素质表现为力、智、德三方面。因此,"自繇"的实现,便与民德的演进、自治力的培养和知识的增长即启蒙联系在一起。但是,严复在此处,与其西方思想导师有着明显的分歧。他将每个人个性的培育混同于整体国民素质的提升之中,并且以为个人自由的充分实现不过是一个促进民智民德以及达到国家目的的手段。由此看来,严复对自由实现程度的关注,是与他对中国现实问题的症断分不开的。因此,严复很自然地联想到社会进化这一大背景对其思想关怀的重要性,即"治化天演,程度愈高,其所得以自繇自主之事愈众"。实际上,当整个社会益加文明时,人类"气禀嗜欲之中"束缚其自由的成分就会得到最大程度的祛除,或者说人类远离"法同禽兽,生死饥饱,权非己操"的状况就会越来越远了。

   应当说,严复对当时中国的问题把握得还是相当准确的,至少从一个士人的眼光审视现实困境,他说出了他那一代人的焦虑。单就提高国民素质而言,严复就表现出了莫大的热忱。对于一个日渐孱弱的民族,思想文化启蒙是一项无法回避的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严复等辈以救世主的姿态,力求扫除整个民族的无知昏暗状态。就像人类自身的成长一样,家长的教养与教师的培育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当一个民族获得自我发展的能力时,这个民族才可能"郅治有必成之一日"。

   但是,严复对自由实现条件的关注,透露了其理论的困境。自由为人类本性所在,这是一种实然判断还是一种应然判断呢?从他对卢梭"斯民生而自繇"的不认同来看,他无疑同意这是一种应然判断。这就表明,中西方对自由学说探讨的逻辑假定的差异。严复很难想象人类曾生活在一个充满斗争的自然状态中,为了摆脱此种无休止的争斗,人们以和平协议的方式来安排他们的生活。对严复来说,与其让人们自订协议以谋求生存、自由与幸福,还不如让圣贤来启蒙他们,使其脱离无知之境。这里,严复显然有一种先知者的优越感。而那些群龙无首的民众,则处于一种迷茫的期待化育拯救的不安之中。这种知识精英对于无知民众的救赎,使民众很自然地滑入对权威主义的崇拜之中。所以,严复在晚清中国寻求自由之实现,充其量是一种精神的安慰与理论的偏好罢了。明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晚年的严复为何招来保守的骂名。

   在笔者看来,严复这种对启蒙的过分执着,暴露出他的如下倾向:一是对人类理性的乐观主义倾向;二是对英雄史观的向往。实际上,人类理性的有限性、认知的不完全可靠性和德性的不可信赖,一再击碎了我们人类的美好梦想;而那种对英雄创造历史论调的偏爱,迟早要被人民大众的正义力量摧毁。只有对人类自身的发展有一个较为客观的认识,对历史与传统表现出应有的谦恭与尊重,我们才可能真正推动人类进步与社会发展。这也许就是严复等辈对启蒙过分自信的内在困境及其启示吧。

  

   五、"自繇"与富强的关系

   如上所述,"自繇"思想在中国社会的受挫,与思想的自身因素,接受群体的信仰、智性水准等相关。除此之外,我们认为还同当时社会的主题有关。自1840年以降,晚清中国的时代主题是以救亡图存为中心的。严复和那时的人们一样,在进行思想选择时,是不可能回避这一主题的。严复以下的一段话就反映了此一趋向,他说:"如汽机兵械之伦,皆形下之粗迹,即所谓天算格致之最精,亦其能事之见端,而非命脉之所在。其命脉云何?苟扼要而谈, 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斯二者,与中国理道初无异也。顾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则自由不自由异耳"[33]。依此论述,西方兴盛的两大奥秘并非其独有,中国同样具备。但是,为什么中国没有富强呢?归根到底在于中国缺乏西方式的自由。严复的时代关怀,不仅没受到赞扬,反而被人认为是导致自由价值在中国的普遍失落的罪证。实际上是不是如此呢?或者说,"自繇"与富强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我们认为,要回答此问题应从以下三方面入手:严复为什么要把二者联系起来?即使把它们联系起来,二者有什么内在逻辑?在君主专制制度下,"自繇"与富强作为两大目标,到底是谁的职责?

   严复为何要把自由与富强联系起来?合乎情理的解释是:当严复身处繁荣富强的异国他乡时,难免会想起自己国家的没落贫弱,在两种判然有别的情境下,他内心受到强烈的刺激。因此,他自然会把自由与富强扯到一起,这是一种正常的反应。

   但是,把二者放在一起,就一定说明它们有某种内在逻辑吗?从表象上看,自由促进了国家富强,但它隐含的另一层意义就是专制阻碍了富强。从严复的那段话我们似乎得不出如是的结论。换句话说,自由是富强的必要条件吗?仅从中国历史上的几次盛世,就可以说明专制也可能创造了富强。因此,自由与富强并无必然之关系。事实上,自由与富强是一个国家的两大目标。正是这样,严复在当时国势日衰的逼迫下,一方面始终对自由深怀憧憬,另一方面又专注于民富国强之急务。关键在于,自由与富强这两大目标,如何做到并行不悖?

明白上述之后,我们再来探讨一下严复如何思考实现自由与富强的。自由,作为人类的本质性体现,前提是要使人们信仰与热爱自由,正如严复所说:"世间一切法,惟至诚大公,可以建天地不悖,俟百世不惑,未有不重此(指自繇--引注)而得为圣贤,亦未有倍此(指自繇--引注)而终不败者。使中国民智民德而有进今之一时,则必自宝爱真理始"[34]。既然,人类对自由的依恋,"依恋的是自由的诱惑力、自由本身的魅力,与自由的物质利益无关"[35],那它与富强到底是何关系?这就要求我们了解严复是如何认识富强的。严复说:"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反是且乱"[36]。很多人以为这段话讲的是自由与富强的关系,即自由可以促进富强。我们认为并非这样。实质上,这段话的中心意思有两层:一是政府(朝廷)与富强的关系;二是政府(朝廷)与被统治者(民)的关系。前者指向的是政府的职责(或目标),后者是基于前者的解决情况来确定与处理该社会的冲突问题。无论是执行政府的职责还是解决统治关系问题,居于主导地位的政府,其总代表是君主。我们知道,君主有两大职责,即教民与富民,这两大职责的中心是维护君主的统治。其实,这里隐含着一层意思:被统治者(民)是愚昧而低能的,必须依靠父母(君)来为其谋利与改善心智。严复虽然十分渴望自由与富强之实现,但是由于振衰起弱之急务的威逼,使他自觉不自觉地将自由看作促进富强的一种手段。也许,他以为如是之举,至少可以提供一种传播自由思想的合法性。事实上,即使严复在传布自由思想时,将自由与富强联系起来,密切关注当时中国的现实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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