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方朝晖:礼治与法治:中西方制度的基础研究

更新时间:2014-12-09 12:19:58
作者: 方朝晖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一个多世纪以来因为学习西方,中国人抛弃礼教、盲崇法治,一切诉诸于制度、政策和法律,一味寄望于竞争、利益和奖惩。结果,对于人的防范和不尊重,成为现实制度和管理模式的主要特征。这种治理思路无视中国人的心理需要和精神渴求,导致人心狡诈、风气败坏、道德沦丧。必须从整体上重新思考中国文化中的制度建设问题。数千年来中国人以礼治作为制度建设的基础,其内在精神在于对人的信任和尊重;通过尊贤使能,敦风俗、明人伦,让人心得到温暖、让人性得以复苏,所以能建立行为的准则,塑造集体的风尚,铸就行业的传统。所以,礼是中国文化中衡量文明与野蛮、进步与落后的主要标准。没有礼,中国社会就会像一架没有灵魂的机器,失去生气与活力。必须彻底改变一种思路,即忽视人情和人心,完全靠法律和制度来治国;这是西方法治的影响,在中国往往流变成压抑人性、摧残活力的法家式管理。今天,必须重新认识礼作为中国社会制度之本的问题,惟此方能走上中华文明的康庄大道。

  

   【关键词】礼治 法治 中华文明

  

  

   本章研究中西文化中的制度基础异同,即礼治与法治赖以存在的文化心理基础区别,认为法治(rule of law)在西方文化中有深厚土壤,但是在中国文化中则不然;中国文化需要法治,但迄今为止最有效的制度基础仍然是礼治。

   下面先论礼之义。

  

   礼的特征与本质

  

   “礼”源于祭祀[①],进一步演变成一系列重要场合的礼仪活动,即所谓典礼(亦称礼典),与今本《仪礼》内容相应。典礼应当是“礼”最初和最主要的含义[②],包括吉、凶、宾、军、嘉五礼,又有冠、婚、丧、祭、朝、聘、射、乡饮八礼之分(参《礼记·昏义》,《大戴礼·本命》),此外还有郊、社、尝、禘、馈、奠、射、乡、食、饗十礼之说(《礼记·仲尼燕居》),等等。

   “礼”也进一步引申为代表正式的制度体系,即所谓“礼制”。在《周礼》一书中,我们看到那么宏大的王朝制度,包括三公六卿的等级,春夏秋冬四官的配置,各级官员的职守和待遇……等等,皆被纳入礼的范畴[③]。此外,《礼记·曲礼下》所述天子五官如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之分,以及“天子建天官六大”,“天子之六府”,“天子之六工”之类,皆属礼制范围。

   “礼”还可从上述人间世界的秩序,延伸到自然世界甚至整个宇宙,代表天地间一切秩序。《左传》记载子大叔论礼,一方面把礼的范围大大拓宽为涵盖一切事物的规矩,有声、色、味之律,有喜、怒、哀之度;[④]另一方面,又把礼的地位大大提高到“天之经,地之义”的地步,成为“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有人说,礼本来就源自天地,代表天地间最高秩序和法则,所以无比神圣,“本于大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列而为鬼神”(《礼记·礼运》);“体天地,法四时,则阴阳,顺人情”(《礼记·丧服四制》)。[⑤]正因如此,古人认为礼保证了天地万物及人间社会一切事物的有效运行,“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时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万物以昌,好恶以节,喜怒以当”(《荀子·礼论》)。

   沈文倬认为,[⑥]礼可分为曲礼、典礼和礼制;如果说典礼指特定场合中的礼节,曲礼则指日常生活中的礼节。[⑦]严格说来,这些只是礼的形式,无论曲礼、典礼还是礼制,代表的都是人物交接的恰当方式。所以古人也把礼定义为恰当的、合乎分寸和尺度的行为或行为方式。《说文解字·礼》曰:“礼者,履也。”[⑧]《礼记·祭义》云:“礼者,履此者也。”《礼记·仲尼燕居》曰:“言而履之,礼也。”《荀子·大略》云:“礼者,人之所履也。”现在,我们可以将礼的几种不同层次的含义区分如下:

  

  

   上面四个不同层次的“礼”中,从第1到第4,范围不断扩大,但其根本含义是一致的,无非是人与事物之间某种规范的关系,“礼”或许可以定义为人与人、人与万物(包括鬼神和自然)交接时的伦理规范。无论王朝制度的礼制,还是天地宇宙的法则,都可以看作这种规范的进一步延伸或客观外在表现。所以,古人也把礼看成“人道之极”(《荀子·礼论》),“理万物者”(《礼记·礼器》)。

   古人特别强调礼的主要功能在于塑造行为规范,确立生活秩序。“夫礼,禁乱之所由生,犹坊止水之所自来也”(《礼记·经解》)。“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礼记·礼运》)?“朝觐之礼,所以明君臣之义也;聘问之礼,所以使诸侯相尊敬也;丧祭之礼,所以明臣子之恩也;乡饮酒之礼,所以明长幼之序也;昏姻之礼,所以明男女之别也”(《礼记·经解》)。“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礼记·礼运》)。[⑨]

   但是,把礼的本质理解为规范或秩序,同时需要区别它与传统、习俗。至少在儒家看来,礼并不是某种机械的规矩或被动接受的习惯,“礼”的目标在于追求和谐、健康的共同体生活——:人们相互尊重,彼此敬让;人人各安其分,不相僭越;人们彼此关爱,和乐融融;人民秩序井然,有条不紊,即所谓“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礼记·礼运》)。[⑩]如果说礼代表的是规矩、规范,那也只是它的形式,而不代表其实质,礼的实质是实现人与人相互尊重、彼此恭敬、和谐相处。单纯的规矩、规范可能演变成机械、死板的条条框框,与人性的内在需要相对立。正因为礼的本质功能在于创造理想、充满活力的生活共同体,才被称为“国之干”(《左传·僖公十一年》)、“国之纪”(《国语·晋语》)、“政之舆”(《左传·襄公二十一年》)、“治辨之极”(《荀子·议兵》)。

   为什么礼有上述功能呢?这是因为它有如下一些重要特征:

   一是重分。“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荀子·非相》)。“礼莫大于分。”(《资治通鉴卷第一·周纪一》)所谓“分”,严格说来,是指根据每个人在人伦关系中的年龄、身份、位置、姓别等来确定每个人的职责,以实现人人各司其职、各安其分、各尽其能。古人认为,先王害怕人欲膨胀无度、导致混乱,故“制礼义以分之”(《荀子·礼论》);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礼记·曲礼》);“使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贤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荀子·荣辱》)。所以,“分”的问题,反映了礼因人、因事、因地制宜的特点;“无别无义,禽兽之道也”(《礼记·郊特牲》)。[11]这与反对考虑每个人特殊情况和具体情境而随时变通的“法”存在着本质区别。[12]

   二是主敬。礼标志着对生命的敬畏。“礼者,敬而已矣。”(《孝经·广要道》)礼源于祭,祭礼塑造着对生命的敬畏之心。荀子认为,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荀子·礼论》)在祭祀中,对人间权威的服从被对超人间权威的崇拜所代替,从而使人间的秩序获得了神圣内涵,使共同体生活有了神圣基础。没有这个内涵和基础,共同体生活及其礼仪规矩就不稳固。此外,祭祀实现了对人间权威的驯化,使之走向理性。当然,敬畏绝不仅仅体现在祭祀之中,古人认为一切人类行为都要主敬,才能体现礼的精神。《论语》中“敬”字出现二十多次,“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论语·颜渊》),正是把礼的精神转化为日常生活中每一个行为的细节。

   三曰称情。荀子又谓礼为“称情而立文”,多述喜怒哀乐之情合理发泄之道。在人生的道路上,人们有痛苦也有欢乐,有悲伤也有喜悦。一方面要让人们的真情实感得以发泄[13],另一方面又要使情感的发泄合乎分寸和尺度,这就是“称情立文”。文者,饰也。“事生,饰欢也;送死,饰哀也;祭祀,饰敬也;师旅,饰威也。……创巨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迟。三年之丧,称情而立文,所以为至痛极也。齐衰、苴杖、居庐、食粥、席薪、枕块,所以为至痛饰也。”(《荀子·礼论》)“人情者,圣王之田也,修礼以耕之。”(《礼记·礼运》)“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史记·礼书》)。相互尊重、彼此敬让、秩序井然、和乐融融的共同体生活之所以出现,正因为每一个人的情感都得到了满足;更准确地说,是每一个人情感都得到了适度的满足。[14]

   四曰养性。“礼者,养也”,“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荀子·礼论》)[15]当人的情感、欲望、需要得到了恰如其分的满足、没有逾越分寸时,对人的生命构成滋养。“孰知夫出死要节之所以养生也!孰知夫出费用之所以养财也!孰知夫恭敬辞让之所以养安也!孰知夫礼义文理之所以养情也!”(《荀子·礼论》)《左传》昭公25年谓“淫则昏乱,民失其性”,“是故为礼以奉之”。《汉书·礼乐志》亦引刘向谓“礼以养人为本”。可见礼的本质不在于通过一套规范或规矩来统治别人,也不是人为地追求统一或一致,而是要让每一个人的生命得到健康的成长、健全的发育。“五四”以来,人们多指责礼教“吃人”,这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的差距问题,即在现实实践中礼有时被当成了机械、死板的礼仪规矩,但那岂是礼的本义?

   综而言之,“礼”不是硬性的约束机制,而是同一共同体中多数人在心理上认同、在情感上接受的行为规范,其根本精神在于对人、物的尊重。可以这样说,一套政策或制度就其本身而言也许不是礼,但当被人们从心理上广泛接受为人与人相互尊重的行为方式、从而赋予它以某种道德意义或价值时,就成为礼了。

   有了这些理解,我们可以总结一下礼与法的区别。应该说,礼与法的区别主要不在形式上,而在内在精神上。梁漱溟先生曾这样区分礼与法:

   凡一事之从违,行之于团体生活中,人情以为安,此即谓之礼……大家相喻而共守,养成这么一种习惯。成为习惯即叫礼。所谓‘礼’这个东西,除了道德上的义务或舆论上的制裁之外,它没有其它的最后制裁(如法一样有打有罚)。[16]

   凡一事之从违,行之于团体生活中,借外面有形的,可凭的标准以为决定,可行者行,不可行者止;取决于外面,于事方便,此即所谓法。在法表面上的标准很清楚,很明白,很确定;然与内里人情不一定相恰。在法上来解决一切问题,凡不合法者,他都有一个解决或制裁。[17]

   李泽厚曾对礼、法之别总结如下:[18]

  

  

   同时李泽厚也对中国历史上所实际存在的“礼法交融、合情合理”的治理方式及断案特点进行了非常好的总结,认为共包括四个方面:①屈法伸情,②原心定罪,③重视行“权”,④必也无讼。[19]

由于礼以人们在心理上、情感上认同为特点,导致它不像法那样强调统一的、一刀切的形式,而是更强调其处境化、人情化的特点。[20]尽管一些礼后来被以书面形式确定、表面上与法无异,但对人的约束方式仍有所不同:违背了礼可能被人嘲笑、批评,甚至给自己带来严重后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81110.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