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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曾瑜:宋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更新时间:2014-12-08 22:06:57
作者: 王曾瑜  

    

   一、近代宋史研究的开创

   近代中国经历了一个饱受凌辱的时代,形势迫使中国吸收先进文明。直到本世纪,中国人才开始用比较科学的观点和方法,重新研究自己的古史,但最初尚无断代史的概念。中国古史绵长,史料丰富,非任何个人所能贯通,因而很快形成了各断代史的分支。大约直到二三十年代,方才出现了相对独立的宋史研究。本世纪的上半期,大致可作为近代宋史研究的开创期。

   张荫麟是中国近代宋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他的学问渊博,在20—40年代,先后发表论文二三十篇,涉及宋代的政治、法律、军事、经济、文化、科技等。宋史研究的不少课题是由他发轫的。例如《宋朝的开国和开国规模》、《宋太宗继统考实》、《北宋的土地分配和社会骚动》、《宋代南北社会之差异》、《沈括编年事辑》、《燕肃著作事迹考》、《顺昌战胜破贼录疏证》等文,至今仍有相当参考价值。可惜他逝世过早,未能给我们留下更多的作品。

   邓广铭、蒙文通、陈乐素、张家驹等在本世纪上半期都已发表了论著,学术大师钱穆也从事宋代经学史等研究。由于他们的研究工作持续到本世纪下半期,为便于叙述,留待后面再作介绍。

   陶希圣实际上是用马克思主义重新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的倡导者,他在主办的《食货》杂志中也撰写了若干涉及宋代经济的论文。全汉昇吸收西方经济理论,包括马克思《资本论》的论述,在研究宋代经济史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他的论文先后编成《中国经济史论丛》和《中国经济史研究》两部论文集,涉及了宋代农业、商业、行会、市场、货币、物价、漕运、经济重心南移、城市、海外贸易、寺院经济等诸多问题,是近代的宋代经济史研究的开创者。到本世纪下半期,他的研究重点转向了明清经济史。

   聂崇岐学问广博,他的宋史论文都是很见功力的佳作,后来编成《宋史丛考》一书。其中如《宋役法述》、《论宋太祖收兵权》、《宋词科考》、《宋史地理志考异》、《宋代府州军监之分析》等都是其代表作。聂崇岐逝世较早,他后来转入中国古代官制的研究。

   朱希祖著有《杨么事迹考证》、《伪齐录校补》、《伪楚录辑补》等,张须著有《通鉴学》,李埏著有《北宋楮币起源考》、《宋代四川交子兑界考》、《宋代交子发展史》等,吴天墀著有《烛影斧声传疑》,都有相当学术价值。对王安石变法的讨论,成为近代宋史研究的一大热门,梁启超和柯昌颐都著有《王安石评传》,对此次变法持肯定意见,柯昌颐一书的内容较为丰富。主要从事辽史研究的傅乐焕对宋辽关系等作了深入研究,他的论著已收入《辽史丛考》一书。

   有些著名学者虽非专治宋史,但也有若干重要论著传世。王国维是近代学术大师,他对宋代文化有独到研究,如《五代两宋监本考》、《两浙古刊本考》、《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摩尼教流行中国考》、《宋代的金石学》等,都是他的代表作。以《古史辨》创导史学思想解放运动的顾颉刚著有《郑樵著述考》、《郑樵传》、《郑樵年谱》等。陈垣著有《通鉴胡注表微》,对《资治通鉴》的胡三省注作了透彻的论析,也表现了作者本人的爱国精神。其他如《书全谢山〈通鉴分修诸子考〉后》、《火祆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等,也都是重要论文。余嘉锡撰有《宋江三十六人考实》和《杨家将故事考信录》,对民间流传很广的《水浒》和杨业的历史作了考证。主要从事先秦史研究的张政烺在40年代著有《宋四川安抚制置副使知重庆府彭大雅事辑》、50年代著有《宋江考》,都是很见功力的佳作。方志专家朱士嘉著有《宋元方志考》、《临安三志考》、《宋临安三志版本考》等。治魏晋南北朝史的缪越对宋代诗词造诣颇深,撰有《论词》、《论宋诗》等。中外关系史专家张星烺著有《中世纪泉州情况》、《宋初华僧往印求经的经过》等。古代科技史专家李俨著有《宋杨辉算数考》,王振铎著有《指南车记里鼓车之考证及模制》。张须候的《通鉴学》,是近人第一部系统研究《资治通鉴》的专著。

   总的说来,在最初的二三十年间,不少前辈学者在艰难的国运中,筚路蓝缕,开创了独立的近代宋史研究,我们不能忘却他们的功绩。从另一个角度看,作为开创期的研究,还处于分散、零星的阶段,缺乏系统性,无论就深度和广度而言,都留有很大余地,而有待于后人继踵。断代史研究领域的扩大和深入,不能不与史料的丰富程度有极大的关系。中国古代史料绝大部分集中在宋、明、清三代,宋史研究的扩大和深入余地虽然大不如清史,却远胜于前朝史。现实生活的发展,也会使史学家们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二、本世纪下半期的中国大陆宋史研究

   本世纪下半期,中国大陆和港台学者是在不同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中从事宋史研究。为便于介绍,本文采取分节叙述的办法。

   中国大陆从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的大约十五六年间,宋史研究有一定成绩,但总的说来,不算景气,为宋史研究支撑门面的,还是邓广铭、陈乐素、张家驹等少数知名学者,新人不多,与其他断代史研究相比,处于落后状态。十年浩劫期间,始而取消对祖国历史的研究,继而影射史学之类泛滥成灾,成为中国史学史上可耻的一页。因此,在1980年中国宋史研究会成立会上,会长邓广铭强调说:“从我国史学界对各个断代史的研究情况看来,宋史的研究是较为落后的。这表现在:不但在各种报刊上发表出来的有关宋代史事的论文,比之其他各代显得少些,甚至连一部篇幅较大的宋史专著也迄今无人撰写出来,而其他断代却多已有了。在国外,例如在日本的中国历史研究者中,其每年发表的有关宋史的论文和专著,也比我们的多。没有一定的数量,当然就很难谈到质量。因此,关于宋代史事的研究,还亟需我们继续尽最大的努力,去生产成品,去培育人材,去追赶国内各断代史的研究水平,并夺取国际上宋史研究的最高水平。”在所谓文革后的20年间,应当说,中国大陆的宋史研究有了相当大的进步,与其他断代史研究相比,虽非成就最大,却已跃居前列,新人辈出,发表了众多的专著和论文,无论就研究的深度或广度而言,都有很大的进展。当然,宋史研究也存在不少缺陷。以下就近50年间的中国大陆宋史研究分别作一些简单介绍。

   邓广铭是目前年龄最大、从事宋史研究最久的著名学者。早在30年代,他就开始发表论文,他的研究并不以宋史为限,涉及了广泛的方面,对不少重大课题,都作了开拓性的、精深的研究。其重要论文已编为《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专著和校点古籍有《陈龙川传》、《韩世忠年谱》、《岳飞传》(增订本)、《辛稼轩年谱》、《辛弃疾(稼轩)传》、《稼轩词编年笺注》、《稼轩诗文抄存》、《王安石——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校点增订《陈亮集》、校点《涑水记闻》(与张希清合作)等,目前正在编著全集。他强调治史者的基本训练,提出年代、地理、职官和版本目录是治中国古史的四把钥匙。邓广铭治史勇于创新,敢于以精微的论证,推翻前人的定论,无论是他对岳飞、辛弃疾、陈亮等的研究,还是对《宋史》的《职官志》和《刑法志》的考证,都反映了这种特点。他对辛弃疾的研究,更是实现了传记、年谱、词与诗文的完整组合。

   蒙文通是一位著名前辈学者,他学识渊博,自30年代开始,就先后发表了《论北宋变法与南宋和战》、《从〈采石瓜洲毙亮记〉认识到宋代野史中的新闻报道》、《从宋朝的商税和城市看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等文,编入《蒙文通文集》之中。

   陈乐素是另一位著名前辈学者。早在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他因痛恨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而开始了历史研究,发表了《宋徽宗谋复燕云之失败》、《三朝北盟会编考》、《徐梦莘考》等文章,网罗弘富,考订详实,也寄托了他忧愤国难的爱国精神。他的《主客户对称与北宋户部的户口统计》一文,是中国第一篇论述宋代主户和客户的重要论文,而《宋史艺文志考证》所下功夫尤深。其论著已编入他的《求是集》。

   张家驹早在30年代,就发表了《宋代分路考》等论文,他在五六十年代著有《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赵匡胤传》、《沈括》等专著。何竹淇编著了《岳飞抗金史略》和《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戴裔煊《宋代钞盐制度研究》一书,对宋代盐的生产、运销和钞盐制的沿革作了相当深入的论述。华山对宋代客户等问题有专门研究,他的论文已编为《宋史论集》。程应镠早年从事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后著有《司马光新传》,其论文编为《流金集》。徐规在40年代已发表了《陈傅良之宽民力说》,60年代又发表了《李焘年表》,但他的大量作品主要还是发表在70年代以后。李埏著有《〈水浒传〉中所反映的庄园和矛盾》等文,重点研究货币等经济史。王云海长期从事《宋会要辑稿》的研究,但因当时特殊的政治原因,他的成果直到70年代以后,方有发表的机会。姚瀛艇也有同样情况。李涵著有《范仲淹传》和一系列论文。关履权著有《两宋史论》、《宋代广州的对外贸易》(增订本)和其他论文。朱家源对宋代土地制度等多下功夫,撰有《谈谈宋代的乡村中户》等文。陈光崇对宋代史学多有研究,撰有《欧阳修的史学》、《资治通鉴述论》等文。郦家驹著有《两宋时期土地所有权的转移》、《试论关于韩熙胄评价的若干问题》等。王瑞明编有《文献通考研究》和著有《宋代政治史概述》等。沈起炜著有《宋金战争史略》、《文天祥》等。他们都是五六十年代有成就的前辈学者。

   漆侠是继邓广铭之后的又一著名前辈学者,他的学识渊博,其研究领域不以宋史为限,而以宋史为重点。在50年代,他就发表了专著《王安石变法》。长期以来,他的研究重点是经济史,80年代,他发表了《宋代经济史》的长篇巨制,无论就中国经济史或宋史而论,这部书都是里程碑式的作品,它首次对宋代经济及其在中国古代经济史中的地位,作了系统、深入的论述。漆侠的大部分论文编入了《求实集》和《知困集》。目前,他的研究又转向了宋代思想史,《宋学的发展和演变》一文是其代表作,此文的一大特色,是摆脱以往思想史的模式,这在后面思想史部分另叙。

   过去往往将宋代视为中国古史中一个贫弱而无所作为的时代,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对宋代的评价愈来愈高,其经济文化成就大大超过唐代,已成为人们的共识。邓广铭甚至认为,“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其物质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古代是空前绝后的。以下对主要是80年代以来的研究成果分别予以介绍。

   (一)社会经济

   除了前述漆侠的《宋代经济史》以外,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经济》一书,继张家驹之后,对宋代地域经济的不平衡问题作了相当深入的论述。尽管此书的某些论点可以商榷,但对两宋区域经济首次作了全方位的研讨,无疑超迈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在史识上别具慧眼。韩茂莉《宋代农业地理》一书的特点,是运用现代地理学的知识和理论体系,全面地研讨宋代的农业地理,在许多方面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此书重视对宋代的人口、耕地等作定量分析,但似须注意古代统计数字往往不准确的问题。贾大泉的《宋代四川经济述论》是在某些重要史料不足的客观困难下,对宋代四川经济作了尽可能详细的论述;他与周原孙合撰的《四川通史》第四册,又在此基础上,对宋代四川的政治、文化、经济等各方面,以及宋代四川在四川通史中的重要地位,作了全面论述。粟冠昌、许怀林、周宝珠、朱瑞熙、彭友良、王曾瑜等也发表了若干有关区域经济的专文。葛金芳《宋辽夏金经济研析》的优点,是试图从整体上建立自己的中国经济史宋辽夏金阶段的理论体系。但理论架构固然需要吸收别人的研究成果,却也同样需要对自己论述的各个细节,都在史料上作细致的爬梳。吴晓亮和林文勋主编的《宋代经济研究》是云南大学历史系宋代经济史研究的论文集。

宋代是中国城市发展的重要阶段,不仅有一批人口超过10万的大城市,还有成千上万小市镇的勃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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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199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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