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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砺锋:论杨万里诗风的转变过程

更新时间:2014-12-08 11:45:16
作者: 莫砺锋 (进入专栏)  

   杨万里诗无疑是南宋诗坛上风格个性最为鲜明的一家。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中以人而论的各家中,南宋仅有“杨诚斋体”一种,即为明证。然而当我们考察“诚斋体”的具体特征时,却有一个很棘手的问题,那就是杨万里平生诗风多变,宋末方回甚至认为“杨诚斋诗一官一集,每一集必一变”(注:《瀛奎律髓》卷一。)。今存杨诗共分九集,其创作年代的跨度则为44年。既然杨诗始终处于频繁的变化之中,那么我们应该依据哪个阶段的作品来把握“诚斋体”的特征呢?为了较清楚地把握杨诗的风格特征,本文拟从其诗风的变化过程入手,对杨万里诗歌创作的阶段性作一些探讨。

   一

   杨万里诗风多变,几乎是历代论者的共识。然而当我们把这些言论排检一番,却发现它们大多源于杨万里的自述。例如南宋后期王应麟说:“诚斋始学江西,既而学五字律于后山,学七字绝句于半山,最后学绝句于唐人。”(注:《困学纪闻》卷十八《评诗》。)这几句话照抄杨万里本人的《诚斋荆溪集序》,仅稍变语气而已。再如清人黄宗羲说:“昔诚斋自序,始学江西,既学后五字律,既又学半山老人,晚乃学唐人绝句。后官荆溪,忽若有悟,遂谢去前学,而后涣然自得。”(注:《安邑马义云诗序》,《黄梨洲文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65页。)更是明言转述杨万里自序所云。那么杨万里自己的总结是否准确呢?让我们先对他编集和作序的情况检查一番。

   南宋大诗人中存诗较多的有陆游(1125~1210)、杨万里(1127~1206)、范成大(1126~1193)三人,他们的年岁十分接近。然而际游的存诗始于18岁时(注:见钱仲联:《剑南诗稿校注》卷一《别曾学士》注。),范成大的存诗始于19岁时(注:见孔凡礼:《范成大年谱》,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41~46页。),而杨万里的存诗却始于36岁时,此前的诗作千余首都被他付之一炬了。于是,杨万里现存诗作的写作时间跨度不但比不上享年较永的陆游,而且也比不上年寿较促的范成大。杨万里所存的诗共有4200多首,编为九集,其写作年代与作序年月的情况如下表:

  

   ⑥《朝天续集》共四卷,其末卷(即《诚斋集》卷三十)中的诗已有作于绍熙元年秋季者,如《秋夕不寐》。然而此集的序却署曰“绍熙元年四月九日”(《诚斋朝天续集序》,《诚斋集》卷八一),两者不符。今按序中称此集“得诗凡三百五十馀首”,而今本《朝天续集》实存诗402首,可见作序在前,编集在后。从此表可知,这九种诗集中前四种的写作时间长达25年,而4篇序言却是在3年之内写出的,而且是在时隔多年之后才补写的。于是,杨万里在诗集自序中对其诗风的转变过程的自述,就是一种事后的回顾,而不一定是准确的即时感受。钱钟书先生曾准确地指出,杨万里“把自己的创作讲得层次过于整齐划一,跟实际有点儿参差不合”。(注:《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84页。)这与杨万里作序的时间不无关系。

   根据杨万里的自序,其诗风的变化主要有以下几次:

   予生好为诗,初好之,既而厌之。至绍兴壬午,予诗始变,予乃喜。既而又厌之。至乾道庚寅,予诗又变。至淳熙丁酉,予诗又变。……嗟乎,予老矣,未知继今诗犹能变否?延之尝云予诗每变每进,能变矣,未知犹能进否?(《诚斋南海诗集序》,《诚斋集》卷八十)

   予之诗,始学江西诸君子,既又学后山五字律,既又学半山老人七字绝句,晚乃学绝句于唐人。学之愈力,作之愈寡。……戊戌三朝,时节赐告,少公事。是日作诗,忽若有悟,于是辞谢唐人及王、陈、江西诸君子,皆不敢学,而后欣如也。试令儿辈操笔,予口占数首,则浏浏焉无复前日之轧轧矣。(《诚斋荆溪集序》,《诚斋集》卷八十)

   昔岁自江西道院召归册府,未几而有廷劳使客之命。[砺锋按:此事在绍熙元年(1190)]于是始得观涛江,历淮楚,尽见东南之奇观。如《渡扬子江》二诗,余大儿长孺举似于范石湖、尤梁溪二公间,皆以为余诗又变,余亦不自知也。(《诚斋朝天续集序》,《诚斋集》卷八一)

   上述序言中说到的诗风变化共有四次:(1)绍兴壬午(1162);(2)乾道庚寅(1170);(3)淳熙丁酉(1177)、淳熙戊戌(1178)之间;(4)绍熙元年(1190)。让我们先对其中第一、二、四次进行分析。

   第一次变化发生在绍兴壬午(1162),此时杨万里年36岁。杨万里说:“予少作有诗千馀篇,至绍兴壬午七月皆焚之,大概江西体也。……予尝举示数联于友人尤延之,如‘露窠蛛恤纬,风语燕怀春’、如‘立岸风大壮,还舟灯小明’,如‘疏星煜煜沙贯月,绿云扰扰水舞苔’、如‘坐忘日月三杯酒,卧护江湖一钓船’。延之慨然曰:‘焚之可惜。’予亦无甚悔也。”(注:《诚斋江湖集序》,《诚斋集》卷八十。)这几联是杨万里举示尤袤的,当是他所焚去的“千馀篇”中较为得意的句子。但今天看来,它们都是刻意模仿黄庭坚而尚未臻于高境的作品,其中第一、第四两联句法生硬,第三联中“舞”字颇为怪诞,未得黄诗之长处而对其短处则变本加厉,可称是画虎不成反类犬。第二联与其说是学黄,倒不如说是学陈师道的,也未见精采。把这些不成熟的少作焚去实为明智之举,但杨万里在此后的写作中仍然在模仿前人,不过改变了模仿对象而已。而且事实上他对“江西体”的模仿也并未从此绝迹,所以此次变化对“诚斋体”的形成没有起到关键的作用。

   第二次变化发生在乾道庚寅(1170),此时杨万里年44岁。这次变化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乾道庚寅年前后所作诗皆收于《江湖集》中,据杨万里自己所说,《江湖集》所收诗是“学后山及半山及唐人者”(注:《诚斋江湖集序》,《诚斋集》卷八十。),又说其顺序是“既又学后山五字律,既又学半山老人七字绝句,晚乃学绝句于唐人”(注:《诚斋江湖集序》,《诚斋集》卷八十。)。由于《江湖集》的时间跨度长达11年,所以上述变化过程应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从现存作品来看,也很难看清乾道庚寅这一年究竟是哪一步变化的关键。今检《江湖集》,从卷五的《庚寅正月送罗季周游学禾川》至卷六的《夜宿杨溪晓起见雪》是作于乾道庚寅(1170)的,共33首。以后的几年中作诗更少,乾道七年辛卯(1171)仅作诗5首,乾道八年(1172)作诗14首,乾道九年(1173)也作诗14首,可见在乾道庚寅的“予诗又变”之后,杨万里的创作并未出现高潮,反倒正处于“作之愈寡”的低潮阶段。细察庚寅以后数年间的作品,确有不少七言绝句受到王安石和晚唐罗隐、陆龟蒙诸人诗风的影响,但并无明显的先后次序。例如作于庚寅年的《戏嘲金灯花上皂蝶》:“花须为饭露为浆,黑雾玄霜剪薄裳。飞绕金灯来又去,不知能有几多香?”分明是学晚唐诗的。而作于4年之后的《感秋》:“旧不悲秋只爱秋,风中吹笛月中楼。如今秋色浑如旧,欲不悲秋不自由。”却反而类似王诗。所以所谓的乾道庚寅年诗风之变,并不是杨诗风格演变的明显标志。

   第四次变化发生在绍熙元年(1190),此时杨万里年64岁,诗风变化的代表作是《渡扬子江》二首,范成大、尤袤二人读此诗而认为杨诗“又变”。今检这两首诗见于《朝天续集》卷一(《诚斋集》卷二七),原诗如下:

   只有清霜冻太空,更无半点获花风。天开云雾东南碧,日射波涛上下红。千载英雄鸿去外,六朝形胜雪晴中。携瓶自汲江心水,要试煎茶第一功!

   天将天堑护吴天,不数殽函百二关。万里银河泻琼海,一双玉塔表金山。旌旗隔岸淮南近,鼓角吹霜塞北闲。多谢江神风色好,沧波千顷片时间。

   方回把第一首选入《瀛奎律髓》卷一登览类,且评曰:“诗格尤高。”清人纪昀则评曰:“五六极雄阔,自是高唱。”(注:《瀛奎律髓刊误》卷一。)今人周汝昌先生对此诗的写作背景和思想意义作了很深刻的分析,指出它们“以表面壮阔超旷之笔而暗寓其忧国虑敌之夙怀,婉而多讽,微而愈显,感慨实深。”(注:《杨万里选集》引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8页。)显然,这两首诗所显示的壮阔沉郁之风与杨诗的主导风格是颇为异趣的。此时杨万里以焕章阁学士之衔任接伴使,前往淮河迎伴金国的贺正旦使。诚如周汝昌先生所云,“诚斋此一行,写出了一连串极有价值的好诗,甚至可以说在全集中也以这时期的这一分集(《朝天续集》)的思想性最集中,最强烈。”(注:《杨万里选集》引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6页。)除了上引二诗外,如《初入淮河四绝句》、《嘲淮风进退格》、《雪霁晓登金山》等都是最能体现杨诗中的时代脉搏的爱国主义杰作。所以杨诗的此次变化首先体现为:在题材取向上由刻画自然景物转向反映国势时事,在风格上也由活泼轻快转向雄阔沉郁。由于杨诗的主要特征是前者而不是后者,所以此次变化实际上偏离了杨诗的主导风格,是特殊的生活经历引发的诗风突变,与“诚斋体”关系不大。正因如此,当范成大、尤袤“以为余诗又变”以后,杨万里仍说“余亦不自知也”,意即他对此次诗风转变并未怀有充分的自觉。

   二

   经过上面的排除式论证,我们可以肯定杨万里自己认可的诗风转变以发生于淳熙丁酉(1177)、淳熙戊戌(1178)年间的那一次为最重要,这是“诚斋体”形成的关键。下面让我们以其创作实际为据,分析一下其自述是否合乎事实。

   淳熙四年丁酉四月,杨万里赴常州知州任。在此之前,他对自己的少作进行了一番整理,编成《江湖集》,认为那些少作都是模仿前人的,并宣告与之决裂。他初抵常州时尚忙于公事,“欲作未暇也”。到了淳熙五年戊戌(1178)的正月,他忽然跃入了全新的创作状态:

   戊戌三朝,时节赐告,少公事。是日即作诗,忽若有悟,于是辞谢唐人及王、陈、江西诸君子,皆不敢学,而后欣如也。试令儿辈操笔,予口占数首,则浏浏焉无复前日之轧轧矣。自此每过午,吏散庭空,即携一便面,步后园,登古城,采撷杞菊,攀翻花竹。万象毕来,献予诗材。盖麾之不去,前者未雠,而后者已迫,涣然未觉作诗之难也。盖诗人之病去体,将有日矣。方是时,不惟未觉作诗之难,亦未觉作州之难也。(《诚斋荆溪集序》,《诚斋集》卷八十)

   这一段话极受后代论者的重视,大家不约而同地以此为据而论述杨万里诗风的转变以及诚斋体的特征。我也认为这段话很值得注意,尤其是下面两点:第一,杨万里此前作诗模仿前人,从那以后则“辞谢”前人,从而结束了模仿阶段而开始自创一体。第二,杨万里此前作诗甚觉艰难,从那以后突然有悟,于是进入了挥洒自如的自由状态。那么,这两点符合杨万里诗歌创作的实际吗?它们是否体现了诚斋体的特征呢?我觉得应该以杨万里的作品为依据来检查其自述是否如实,而不应以其自述为依据,先入为主地论述其诗风。下文分别对这两点进行分析。

首先,按杨万里所说,他在“戊戌三朝”以后就“辞谢唐人及王、陈、江西诸君子,皆不敢学”,也就是一空依傍地自创新体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即使是他再三声明早就抛弃的江西体,事实上也是藕断丝连,始终没有彻底地“辞谢”。钱钟书先生说杨“对黄庭坚、陈师道始终佩服”,“江西派的习气也始终不曾除根,有机会就要发作”(注:《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80页。),确是一个极为细致的观察。论者往往举出杨万里晚年推崇黄、陈的许多言论为证,我觉得那也许有推尊乡贤的动机在内,况且论诗主张不一定与创作实际完全吻合,所以那些言论虽然值得注意,但尚不能算是很坚实的证据。(注:参看拙著《江西诗派研究》第八章《江西诗派的影响》,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235~236页。)杨万里在创作中对黄庭坚的艺术造诣有较多的借鉴,甚至对黄诗中一些很独特的字句也一再模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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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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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求索》(长沙)2001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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