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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砺锋:论杨万里诗风的转变过程

更新时间:2014-12-08 11:45:16
作者: 莫砺锋 (进入专栏)  
才是真正的证据。例如:

   《山谷内集》卷六《咏雪奉呈广平公》有句云:“夜听疏疏还密密,晓看整整复斜斜。”据说苏轼曾称道此联:“正是佳处。”(注:见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一。)金人王若虚对此说极不以为然:“予于诗固无甚解,至于此句,犹知其不足赏也。当时所传妄耳!”(注:《滹南诗话》卷中。)此联确实非黄诗之佳者,但下句用“整整”、“斜斜”形容雪飞之状,用字甚为奇特。杨万里对此深为心醉,再三仿效:

   卷一《晚寒》:“约雨斜还整,吹花合且离。”(隆兴元年1163)

   卷三《次主簿叔晚霞》:“却嫌醉墨欹倾甚,整整斜斜半似鸦。”(乾道元年1165)

   卷六《诏追供职学省晓发鸣山驿》:“数店疏仍密,千峰整复斜。”(乾道六年1170)

   卷七《醉后拈梅花近壁以灯照之宛然如墨梅》:“整整斜斜样样新。”(淳熙二年1175)

   又如《山谷内集》卷十五《次韵中玉早梅二首》之二云:“罗帷翠幕深调护,已被游蜂圣得知。”任渊注指出这是仿效韩愈《盆池五首》之五:“泥盆浅小讵成池,夜半青蛙圣得知。”(注:《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九。)王若虚批评说:“退之诗云:‘泥盆浅小讵成池,夜半青蛙圣得知。’言初不成池,而青蛙已知之,速如圣耳。山谷诗云:‘罗帷翠幕深调护,已被游蜂圣得知。’此‘知’字何所属邪?若以属蜂,则‘被’字不可用矣。”(注:《滹南诗话》卷上。)应该承认,王氏的批评是有道理的,因为黄诗在句法上确实欠妥。然而杨万里却对之颇为心折,两次仿效,且句法与黄诗如出一辙:

   卷一《夜离零陵以避同僚追送之劳留二绝简诸友》之一:“夜深一叶逃盟去,已被沙鸥圣得知。”(隆兴元年1163)

   卷二十《寒食雨中同舍约游天竺得十六绝句呈陆务观》之一:“游山不合作前期,便被山灵圣得知。”(淳熙十三年1186)

   前一组例子的写作年代从隆兴元年至淳熙二年,几乎等于《江湖集》的时间跨度。然而据杨万里自称,他在绍兴三十二年(1162)就已焚去学习江西体的少作,也即不再模仿江西体了。后一组例子则下及淳熙十三年,此时上距杨万里“辞谢”前人的淳熙丁酉(1177)已达九年,下距他写《诚斋荆溪集序》的淳熙十四年(1187)也只有一年了。可见杨万里虽然在理论上以“辞谢”前人自期、自许,在创作上却并未完全做到这一点。杨诗中模仿陈师道、王安石诗风的情况也与之类似,兹不赘述。

   其次,据杨万里所说,他在“戊戌三朝”以后作诗“浏浏焉无复前日之轧轧矣”。按陆机《文赋》云“思轧轧其若抽”,形容文思艰涩之状。而“浏浏”则谓顺畅无碍,从“轧轧”到“浏浏”,显然是一种飞跃。那么,杨万里的创作果真在此时发生了此种突变吗?从作品的数量来看,似乎确有其事。我对今存杨诗各集按时间作了数量分析,结果如下:

  

   从《江湖集》的每年67首,一跃而为《荆溪集》的每年258首,其写作速度确实发生了惊人的变化。这个速度在此后的15年也即其创作盛期中,也没有太大的跌落。除了绍熙元年(1190)至绍熙三年(1192)杨万里往淮河迎伴金使的特殊人生经历激发了第二次创作高潮(编诗为《朝天续集》和《江东集》外,结集为《荆溪集》和《西归集》的2年零9个月就是他一生中作诗速度最高的时期了。

   然而仅仅从写作速度来判断诗人的创作状态是不够准确的,因为正如杨万里所云,他在“戊戌三朝”之前的半年间作诗甚少是由于“阅讼牒,理邦赋,惟朱墨之为亲,诗意时往日来于予怀,欲作未暇也。”而“戊戌三朝”却“少公事”,故而诗思泉涌,环境的闲暇与否是作诗多寡的重要原因。那么,从诗人的心态来看,杨万里是否真的在“戊戌三朝”以后忽然从“轧轧”之境跃入了“浏浏”之境呢?让我们仍以其作品为根据来进行分析。

   在“戊戌三朝”以前,杨万里经常说到自己苦吟的情形,例如:

   卷一《立春前一夕二首》之一:“拈须真浪苦,呵笔更成挥。”(绍兴三十二年1162)

   卷一《仲良见和再和谢焉》:“不辞拈须断,只苦句难安。”(隆兴元年1163)

   卷七《谢傅宣州安道郎中送宣城笔》:“老里苦吟翻作拙,拈须枉断两三茎。”(淳熙二年1175)

   不但反复说到苦吟,而且反复使用“拈须”这个形容苦吟的陈辞(注:唐卢延让《苦吟》:“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全唐诗》卷七一五)是形容苦吟的名句。),这当然不免有些夸张,但至少可见杨万里时时陷于属思艰涩的窘境之中。更值得注意的是“戊戌三朝”之后的杨诗中仍有类似的情形,例如:

   卷十二《书莫读》:“吟诗个字呕出心。”(淳熙六年1179)

   卷十二《春夜孤坐》:“老来觅句苦难成。”(淳熙六年1179)

   卷十四《中秋病中不饮》:“自笑独醒仍苦吟,枯肠雷转不禁搜。”(淳熙六年1179)

   卷二七《湖天暮景》:“雕碎肝脾只坐诗。”(淳熙十六年1189)

   卷四二《淋疾复作医云忌文字劳心晓起自警》:“荒耽诗句枉劳心,忏悔莺花罢苦吟。也不欠渠陶谢债,夜来梦里又相寻!”(开禧元年1205)

   这些诗句的写作年代分别在“戊戌三朝”之后的一年到二十六年,它们不再一味用“拈须”之典,但形容苦吟的状态则一如从前,至少绝不是“浏浏焉”、“未觉作诗之难也”!杨万里于开禧元年也即他去世之前一年秋季作《夜读诗卷》(《诚斋集》卷四二)云:

   幽屏元无恨,清愁不自任。两窗两横卷,一读一沾襟。只有三更月,知予万古心。病来谢杯杓,吟罢重长吟!

   论者皆认为这是诗人对于平生创作的总结,甚确。诗人临终前念念不忘并深恐后人不解的,难道不正是他在诗歌艺术上惨淡经营的一番苦心吗?这种心态与唐代的苦吟诗人贾岛的“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注:见《全唐诗》卷五七四,又《唐才子传》卷五。)又有什么不同呢?后人往往只注意杨万里自序中关于“浏浏焉”的夸大之语,遂认为他后期作诗挥洒如意而全不费力,其实是与事实不完全符合的。

   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确定杨万里诗风的转变其实是一种缓慢进行的渐变,而不是像他本人所夸张的“忽若有悟”式的突变,“戊戌三朝”只是这个转变过程中较为关键的一个环节而已。那么,杨诗在“戊戌三朝”前后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呢?这与“诚斋体”的形成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试从两个比较明显的视角来进行观察。

   首先,杨诗中七言绝句的比重发生了变化。我把杨诗各集中七绝的数量作了统计,情况如下:

  

   从上表可知,杨万里诗的各种体裁中,七绝一体独占一半,它是“诚斋体”最重要的载体。同时又可知,在杨诗各集中,《荆溪集》、《西归集》、《南海集》三集七绝的比重最大。也就是说,从淳熙四年(1177)四月到淳熙九年(1182)六月的五年中,是杨万里最倾心于七绝这种诗体的时期。(注:淳熙九年(1182)七月,杨万里丁母忧,停止作诗两年多。淳熙十一年(1184)十月至十四年(1187)六月,杨万里在临安任职,此期诗作编为《朝天集》,由于此期内作应制诗甚多,较少有性情之作,故而七绝的比重也随之下降至最低点,至《江西道院集》又恢复常态。)不妨认为,以“戊戌三朝”为标志的杨诗之变化,七绝比重的增加是一个重要内容。

   我们知道,在五言、七言诗的各种体裁中,七言绝句是最易写得活泼生动的一类。它既不像律诗那样会因对仗而造成严谨乃至板滞,也不会像古风那样需留意章法之安排。甚至与五言绝句相比,七绝也因便于安置语气虚词等因素而更显灵动多姿。杨万里模仿前人的最后两个阶段是“既又学半山老人七字绝句,晚乃学绝句于唐人”,当与七绝的诗体特征不无关系。杨在“戊戌三朝”那天的“口占数首”没有留存下来,但《荆溪集》中题作《戊戌正月二日雪作》的二首以及其后的几首诗都是七绝,而且《荆溪集》卷一的100首诗中,七绝竟多达85首,即可证明七绝确是杨万里创造“诚斋体”时最钟情的诗体,所以我们从七绝来探索“诚斋体”的形成,也许是比较合宜的。

   然而应该指出,早在“戊戌三朝”之前很久,杨万里就已经写出很好的七绝了,例如:

   卷一《过百家渡四绝句》之四:“一晴一雨路干湿,半淡半浓山叠重。远草平中见牛背,新秧疏处有人踪。”(隆兴元年1163)

   卷三《闲居初夏午睡起二绝句》之一:“梅子留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乾道二年1166)

   这两首诗常得后代选家之青睐,细读起来,前一首通首对仗,写景精丽,分明还有王安石绝句之风味,尚不算是“诚斋体”的代表作。后一首则风格愈趋活泼,已呈杨诗自家面目。及至“戊戌三朝”前后,这类作品便大量涌现了,例如:

   卷七《小池》:“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已有蜻蜓立上头。”(淳熙三年1176)

   卷八《入常山界》:“昨日愁霖今喜晴,好山夹路玉亭亭。一峰忽被云偷去,留得峥嵘半截青。”(淳熙四年1177)

   卷十一《冻蝇》:“隔窗偶见负暄蝇,双脚挼挲弄晓晴。日影欲移先会得,忽然飞落别窗声。”(淳熙五年1178)

   卷十一《寒雀》:“百千寒雀下空庭,小集梅梢弄晚晴。特地作团喧杀我,忽然惊散寂无声。”(淳熙五年1178)

   卷十三《宿灵鹫禅寺》:“初疑夜雨忽朝晴,乃是山泉终夜鸣。流到前溪无半语,在山做得许多声!”(淳熙六年1179)

   卷十三《过石磨岭岭皆创为田直至其顶》:“翠带千环束翠峦,青梯万级搭青天。长淮见说田生棘,此地都将岭作田!”(淳熙六年1179)

   卷十四《戏笔》:“野菊荒苔各铸钱,金黄铜绿各争妍。天公支与穷诗客,只买清愁不买田!”(淳熙六年1179)

其次,杨诗从自然景物中汲取灵感的倾向加强了。应该指出,在现存杨诗中,重视以自然景物为诗材的倾向是始终存在的。《江湖集》中便有许多写景的好诗。然而当时杨万里更注意的是细参前人的诗歌艺术,所以当他提笔作诗时,心中首先涌现出的倒是前人的好语妙句,他说:“句中池有草,字外目俱蒿。”(注:《和李天麟二首》之一,《诚斋集》卷四。)周汝昌先生以为下句“关系忧世爱民”(注:《杨万里选集》引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43页。),我觉得虽然“蒿目”出于《庄子·骈拇》“蒿目而忧世之患”,但“蒿目”本身仅有“目乱”之意,与“忧世”并无必然关系。杨诗全篇大意只是说诗法,此联也只是说作诗应细琢字句,又须使风格清新,这正是当时杨万里作诗的特点。于是,当他描写春雨时,首先想到的是杜诗中的名句:“未爱少陵红湿句,可人却是道知时。”(注:《又和春雨》,《诚斋集》卷三。)当他描写鸟语花香的春景时,竟先想到江西诗法:“参透江西社,无灯眼亦明。”(注:《和周仲容春日二律句》之二,《诚斋集》卷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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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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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求索》(长沙)2001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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