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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幼蒸: 论80年代人文学术的先天不足及其后果

更新时间:2014-12-06 20:31:19
作者: 李幼蒸  

   简目:

   前言

   1。人文学术的多重历史滞后背景及其80年代根源

   2。西语系文化和人文学术发展的特色

   3。台湾人文学术的发展潜力问题

   4。儒学和国学的前科学性格

   5。史学需要理论科学意识

   总结

   前言

   人文学者无不抱怨历史现实带给自身的负面遭遇,但人人避谈由此同一历史带给自身的知识缺欠。不要忘记,任何冲突中的“攻守双方”都产生于同一历史社会环境,都“分享”着同样的时代特点。一些人文学者因为性格软弱,不敢正视历史带给自身的知识欠缺问题,遂把一切推到外部原因,以求自安(“察其所安”)。如果不承认或不正视80年代中自身在教育、知识上的缺欠,也就不会努力弥补这些缺欠或协助后辈弥补这些缺欠,也就因知识不足及其后果的逐代循环而难以充份处理高层次的学理问题。于是,大家在“学术话语集体”中苟安,满足于相互肯定的默契与精神慰藉,也就形成了彼此在“生存哲学上的共识:某种功利实用主义”;并因此而集体地排除了对共同具有的知识缺欠的关注。“学术历史滞后力系列”也就可长期存在于学界并决定着中国人文科学发展的方向和特点。其最终结果是:人文科学将长期落后于世界水准。根本的自我解决之道(我们在此不谈客观条件的改善问题)在于自省,而不少学者们则专门到自身以外去找寻各种借口或安慰,此乃因一向并无“学为己”之胸襟也。如持“学为人”的生存态度,就必转而成为(在不同自意识程度上的)学术求名利者。其学术思想的积极发展也就“先天地”被禁锢住了。学者经常“求问”学术前途和个人选择之道,却不明确自己的“求问”究竟是什么?是求成还是求真?这个人生观问题,其实可说是学者一生行迹走向的一个“总源头”。青年学者面对的基本问题是人生观而非知识论,对此人们能够加以左右么?很难。“好仁者稀”,正是这个意思。因此,本文所论所言,虽是“诊断”,却并非“处方”。我们没有可实用的“处方”。这就是事实之真际!我们只能“认识”,却难以“解决”。古人云:知不可为而为之。本文的目的,因此可以说,就在于“促使”读者认识其所不愿认识者;就在于促使读者“面对真实”。如此而已。不过,其中也有一个实际性收益:促使学者在自我功利主义选择思考之外产生另外一种有关学术事实真相的认知;在个人实用性的思虑之外增加一个“知识论总图背景”,以作为相关于个人“学术选择学”的一种“学术形势参照图”。习惯性的实用思维和理论性的认知理念二者之间或可形成一种认识论压力,此压力的存在对于不同的学者会有不同的影响效力,或可因此而增加少数“读书种子”的“自我完成”之机会。至少,也可使得人文学者在其认知系统和实践哲学中减少“自我欺瞒”的浓度。

   1、人文学术的多重历史滞后背景及其80年代根源

   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这三大片的学术情况非常不同。固然三者之中都有共同的“学术腐败”问题,但这类“公共道德”类的问题,可以出现于社会任何领域,非人文学界所特有,本文无意对此学风问题进行讨论。本文所讨论的是人文学术所特有而不易察觉的某种“学术因革关系。人文科学难以提升的历史根源及其循环后果:80年代知识教育条件之历史性延误。

   现代中国学术问题涉及多阶段的“历史滞后”背景,可大约将其划分为三大阶段:1949年前,1949-1978阶段,以及“80年代”。最后一个历史阶段正是新时期的奠基期,它的内容和结构决定着其后各阶段的发展态势,所以最为重要。其特殊的重要性还表现在它所表现出的一种特殊含混性:长期以来“80年代”被视为新时期的“启蒙时代”,该时期具有的重大历史分水岭的正面社会作用,往往与其“学术条件”的负面实情混为一谈。其实,就人文学术而言,奇妙的“80年代”本身包含着向前推动和向后拉扯的矛盾力量,因为它从旧时期发展或变革而来,其本身仍然包含着大量旧时期的历史因素,后者在新时期已成为具有继承性、传染性的人文科学发展之隐性阻力。80年代的“老中青”学者无不“来自”文革时代,他们不少人都不知不觉地以不同方式“分沾”了“文革”的各种习气(人际关系态度和行为方式)。新时期开创了新的生活方式,但“旧习气”仍然大量地残存于各种“新行为”之内,并成为左右“新行为”特点的重要相关因子。这种情况,对于自然科学来说并不严重,不仅因为自然科学百年来在中国“一以贯之”地连续发展,基础坚实,而且自然科学本身的实证性特点,提供了学术方向和质量的客观检验标准。新建立的社会科学(特指政经法等学科中的实用性部分)虽然是重新开始,却相对来说也较少受到上述历史影响。一方面,正由于欠缺其历史“前身”机构(旧时期取消了现代政经法等西学学科)的存在,旧的学术势力也就较少介入新创建的相关学科领域。同时,由于研究对象涉及社会现实,后者也为其提供了较客观的科学检验标准,学者们遂难以随心所欲地闭门造车。

   问题就出现在广义的人文科学领域。其情势不仅受到上述三重历史滞后力的影响,而且还处于“古今中外”的“多维性”思想张力之中。没有坚实的客观基础,没有可靠的检验标准。于是,在新时期获得的较自由的发展条件下,一朝醒来却可能发现:我们往往在做无效之功。这就是说,看起来各门各路都在生产越来越多的人文学术产品,而这些产品的个别质量和总体质量如果问题重重,其近期及长期学术思想功效自然不会显彰。而更令人担心的是,由于产品门类和数量的不断增长,数量压倒质量一事,会误导人们以为我们正在正确的道路上逐步前进着,从而滋生惰性,放松积极努力。的确,产品五花八门,越来越多;标新立异,名利日丰。而不少学人可能堕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囫囵吞枣”境地。为什么?其中含有远近因,其最近因即发生于80年代此一新旧阶段过渡期之中。

   一位大刊主编在其为80年代“正名”的文章中认真提醒:不要对80年代“落井下石”。该文其实混淆了两种现象:整个时代的社会向前正面发展,包括人文科学的开放和知识的进步;以及作为新时期的第一阶段,80年代人文学术受到在前历史滞后力直接作用的历史事实。总体的前进和局部的曲折重合并列。按照简单的符号学观点,学者应学会把社会历史的综合、复合现象分解为不同层次、方面、成分,然后再思考其中各项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时至今日,学界能够这样观察思考的学者还是不多的,毕竟我们是从“文革”一步跨入新时期的。因此,就人文科学而言,我们不是讨论时代的整体问题,也不是讨论时代的社会现实问题,而是讨论新时期的人文科学现状、根源和前途。对于后者,必然要涉及对80年代人文科学初起阶段的“评价”问题。该主编的文章似乎涉及到与不同学派辨析学术贡献大小的史实真伪。似乎这也正是当前大陆学界的普遍心态:在回顾学术历史时,争谈自身的成绩,避谈自身的不足。不是朝前看,努力致新知新学,而是朝后看,着眼于评功摆好。不仅对自己、本派如此,而且积极为自身、本派自愿归属的前辈学者们树碑立传。学者急于对已完成的学术成绩加以肯定,而对大量新知新学的知识压力,熟视无赌。在反省80年代时,也就自然着眼于谁的贡献大小(所谓“贡献”,主要指“影响”);只关注于自身的成绩,而少关注于自身的治学缺欠,而该缺欠正是根植于时代的“历史滞后力”结构之中的,并已成为自身今日学术难以长进的根本原因之一。学者不关心自身、本派、民族等学术如何前进之大局,只关心本人本派当前及身后的社会“承认度”之“小局”;即如何使自身的学术成绩获得学界社会的肯定(此正为孔子所说的“学为人”:追求社会对自己的肯定。孔子思想的伟大超前性,哪里是今日靠孔子大名取利之辈所能领悟的!),而不关心如何有效提升自身的知解能力(“学为己”即要求“三省吾身”,即首先要求“自我检讨”。如此简单道理,今日能行者几人?特别是那些成天孔孟不离口的儒学家们!),也就是不敢正视自身的学术缺欠。结果,我们看到,今日人文科学界中表现出的一种普遍现象是: 材料虽多,却不知“剪裁”。只知产品多多益善,却不知如何进一步理解和运用各种新知新学。个人和民族的“学术力量”,并不表现在数量和品种的丰富性上,而是表现在学术实践主体对学术成果的判断、运用和继续创造的能力上。后一能力是不可能仅靠学术产品的数量积累而自然增长的。人类一切实践活动中所最忌者即为“杂乱无章”。中国人文学术要想真正发展,必须培养知解力、思想力和创造力,如此才能对众多人文科学材料加以有效整理和综合判断。在当前世界全面商业化时代,没有他族人愿意看到中国学界的思想力和创造力的实质增长。他们所鼓励的是在中国学界发展崇洋、崇古的文化风气,鼓励对洋与古的“学术崇拜”,而不是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和批评。后者则直接相关于学者的真实学术与思想能力。此能力又直接相关于学者的治学心态或心术。“仁学心术学”,今日岂能被理解作夸诞虚妄之言!如果学者以争名夺利为目的、以投机取巧、党同伐异为手段,我可断言,其“产品”虽必丰,而其知解则必弱。学术实践及其产品将成为学界争名夺利的工具和程序,并可反因此而获得某种内在的延存稳定性。结果,学术将不以其“内在品质”(学术价值标准)而是以其学术市场的“竟争效力”(社会价值实惠)来加以评价了。

   80年代的青年学者今日都已成为各学术领域的主力了。他们是不是都去除了“70年代”留给青少年时代自己的历史印记呢?前述那位大刊主编应思考一件事实:80年代的导师精英们是不是经历过了“十年浩劫”?如果是,这个10年里他们学业上耽误了没有?如果有,他们自觉补课了没有?如果有,他们的补课是充份还是不充份?然而谁都知道,那时的精英们有几个有补课意识的?大家积极于了解新知,但多为浅尝辄止,很少人为此先行准备补课的基础。这正是后来对于新知新学只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时代根源。结果,难于消化,不能判断,更谈不上应用。其实,面对着各种新知新学,所耽误的又岂只是10年。在前的两大学术“历史滞后”的几十年呢?在此之先的“古今中外”张力环境呢?所有这些滞后力的合力,足以造成当代中国(其实是两岸四地)人文学者的知解机制的障碍(我们绝不能误将海外“依存型”华人人文学术当做大陆学术理想的典范,那将导至另一种学术思想幼稚病的蔓延),而他们对此可能并不自知。因为他们可能不关注自己的学业实情,而只关注自己在现实环境里的知名度大小和竟争力强弱;只关心于市场竟争的技巧和功效,而不关注自身学业的真实提升。当然,这位主编并非完全属于此处描述的负面情况,他也批评了80年代西学界青年冒进者一些弄虚作假的现象。注意:学术批评中往往足以自蔽误人的观察角度却是:通过选择对立面的不当行为主题并予以“正确”批评,以此间接表明本身某方面思想的正确性。但是,所批评的对手方面和所暗示的己身正确方面,可能并不属于同一论述类别。对对方某一主题提出的批评可能(甚至于多半)正确,而这一批评的“正确性”并不等于自身主张的另一主题的“正确性”(批评坏人坏事者,不等于证明了自身即为好人好事!)。其实这正是从古到今人们惯用的、误导性的辩论修辞术:通过正确批评对方以暗示自身的正确(这是几千年历史上面对大众时屡试不爽的一种“攻守策略”)。其实,自身的正确与否和所批评者的正确与否毫无关系。这位主编文章中的偏误正在于未能深刻正视自身(本派)的不足。其根源也在于80年代:他那一代的授业导师所需的新知新学足够了么?对研究生的要求足以应付新知新学的研读了么?自己如果没有条件充份应付新知新学,这其实并不相关于个人的才智能力问题,而是相关于自身所处历史时代的教育条件之局限问题。对此客观局限,今日主流学者是愿意正视以图弥补,还是企图掩盖以求躲避呢?这就又涉及到学术心术学问题了:有什么样的动机结构,就有什么样的生存态度,也就有什么样的行为选择,也就因而有什么样的学术成果。

显然,80年代人文教育与学术复兴过程中的根本问题是(大学)老师和(研究生)导师的知识是否合格的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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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李幼蒸《仁学与符号学:通向人文科学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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