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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幼蒸: 论80年代人文学术的先天不足及其后果

更新时间:2014-12-06 20:31:19
作者: 李幼蒸  
属于半个文学创作,可以不谈。学术翻译,根本上是个专业知识问题,其中哪有什么“翻译学”问题?为学术翻译的所谓“高低”设置奖项,是多么外行的做法。只有不懂学术翻译为何物者才会利用这种评奖办法来党同伐异,哗众取宠(通过设置奖项,主宰高低评判,乃十足的商业化行为,妄图以此方式造成颁奖者较被评选者“水平高”的假象也!)。更糟糕的是;这种风习在直接鼓励学者“走捷径”,即靠“直译名著”来迅致大名。这是在鼓励学术翻译事业,还是在败坏学术翻译事业呢?的确,很多翻译者循此名利路线不事研究而讲究所谓翻译技巧。其实其主要办法就是广泛收集他人翻译名词,以便直接确定专业名词的“译法”,并据此再加以文字性的修改,以便“超过”前译作的译法。(当然,如我以前指出的,还有一些“学术翻译家”,专门找在前已发表的译本,据之进行重译,以为自己在文字上改善了的新译本“超过”了原译,也就是等于自己的学养“超过了”原译者。若干年后,时人如何分辨彼此的高低?结果必以译本本身的质量来评判译者的高低。这一轻而易举的通过偷取他人劳作以图将来永久享有“名誉”的念头,遂成为一种学者内心阴暗的动机。而当这类人在公开场合经常发“道义言论”时,我猜想他们并不是在自意识地说谎,而是实行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双面人格”:追求各种名利实惠,左右兼收)在一般情况下,即对于不太专门的著作,的确可以因此办法而“行得通”,也因此为社会提供了一些具可读性的译本,但译者本人决难据此提升自身学养,影响所及,学界急功近利之风却可相继蔓延了。如果仔细辨析此中过程会发现,这种“直译法”的确与学术研究关系甚浅。直译过程大部分相当于“准抄袭行为”。用中文抄袭、编改中文作品,读者一见即知其性质;而不了解会外文者在“直译”原著时,百分之95的文本部分都与上述中文抄中文例无别。试想:对于会外文者,“用中文”和“用外文”进行“抄袭”,其抄袭性质有异乎?正如英语流利者可进行双语同声对译,毫无障碍,其中(中文间的转述动作和外文间的转述动作)哪有难易差别?读者不要把此一“发现”(哪里谈的到发现,只是时人不查而已)当做小题大做,无事生非。很可能,我们的百年来西学理论研究不佳的一个实际性原因正在于此。读者再试做设身处地的想象:懂西文者,一侧是对西学了解甚少的中国读者大众,另一侧是可了解大部分文意的西学文本。该人遂立即产生一种工作意念:只要“转译”一下就把西学思想变成了中文思想,自己也就成了此同一思想的“承载者”、“传布者”和“荣誉分享者”。本来这正是中西交流中应有之意,其中却潜伏着一种具传染性的动力:此一转译意念可以在中国学术文化环境内循环往复,而此思想“承载者”可以永远以此方式运作下去而引致个人实际获益。从事者就会满足于这种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如果他的主要动机是名利的话!他不须深化其学术修养,因为通过外语进行“转译”的事,一辈子也做不完,而根本目的已达!孔子说的“学为己”,岂虚言哉!

   其实,学术翻译,特别是理论翻译,根本不是什么“翻译家”的事,而是专业工作者的事。学术和理论翻译工作,乃专业学者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并不是“翻译工作者”的工作部分。后者只应是指非专业性的文本或科技类文本。而学术翻译的质量取决于译者的专业知识之深浅,而非相关于其“翻译技巧”之高低。翻译正确,即使文字有所不恰,亦并不妨碍该译品之质量。近年来的学术翻译则由许多非专业人士进行,所以才会出现中国特有的所谓学术理论翻译家的名目。此一现象正好暴露了当前学术翻译活动的不成熟性以及其商业化背景。现在,随着出版商业化的发展,追求“国际品牌”风气已经无“微”弗届。国外学术大家被当成学术商品追求的目标,学术翻译事业也就被“批量生产”了。我们的学术翻译事业,其实很难赶上日本(中国人的外语发音都比日本人强得多,但中国人的人文学术认真程度则比日本人差得多);其次,就是赶上了日本,也会和日本一样会永远以跟随西学、亦步亦趋为满足!本节所言,应该是二、三十年代“全盘西化论”者所没有客观条件判断者。他们只知道西学引进的重要性,却尚无机会观察到其中包含的另一严重负面因素:人文学术“名利至上实践机制”的形成及其长期惰性持存。因为那时社会的商业化尚未充份展开,更没有“文革”这样的全面“虚无主义”精神运动的出现。此外,那个时代怎么会预见到知识分子和学者的自利主义人生观日后会如此普遍地膨胀呢?

   3、台湾人文学术的发展潜力问题

   谈到新时期中国人文科学的发展,自然会提到港台美华学术问题,对此我已颇多论述。但在此可再予补论一二。港台美华三地的人文学术的中心实为台湾学术。台湾学术问题包含两部分:民族主义国学传统和欧美留学生学术。前者的本质是功利主义(民族主义是对峙于异域之学的一种实用工具),后者的本质是西学跟随主义。前者由于其落后的传统实用主义而欠缺介入世界学术的能力,后者由于其满足于职业性制度要求而永远难以有面对西学进行创新的能力。欧美世界以外,本身历史断续并曾经长期为西方殖民地的印度除外,最成功的西学跟随主义国即为日本。在人文科学领域,百年前日本学者的眼光和努力与今日无别,均远远超过其他非欧美地区,但是其欠缺创造力的倾向,也一如往昔。台湾西学人文科学(文史哲)界的水平比起日本来当然不如。同样具有中华人文传统却难以创造性前进的原因在于:台湾社会的彻底商业化转型已经完成。地域窄小而全民朝向科技工商实业的社会结构是不可能产生仁学人文创发精神的。具体而言,上述趋势的运作背景为:西学人文科学的留学生在国外留学时其学术地位仅为(例如)五级、六级,而回国后很快提升为一级、二级,其本人学术水平却不需要相应提升。教育制度化和“全球化”的发展,一切按照形式化的外在要求(学历,年资,论文级别等)进行安排,根本阻塞着个人创造性思维的机会。

   台湾早期的国学民族主义今日比起二三十年前当然已逐渐蜕化,但仍然成为社会和学界的历史资产,今后可能需要依附于大陆相应领域借以存立。此一学术民族主义传统含有不同历史阶段的“遗产”。各种遗产都具有前述实用主义背景:当局不区分学术本身要求和社会意识形态要求,而是致力于“学以致用”。据说两蒋当初败退台湾后,蒋氏曾对陈立夫说:“我们败就败在读书不够”。但蒋氏并未对“书”与“学”的现代涵义具有任何理解而即如此笼统立论。据说张其昀氏(正如我已谈过多次的港台新儒家派一样)据此而力倡“文化救国”,配合蒋氏的阳明学而在所建文化大学中企图发扬所谓浙东学派精神。表面上看,这岂非正是(阳明)的诚学和(宗羲)的实学(史学)之结合?其心术学的大方向岂非也与传统仁学精神合辙?让我们在此长话短说。史语所,新儒家,阳明学,浙东学等“国民党学术文化”的根本问题是“泥古不化”:不能区分历史精神和现代实践,不懂得二者之间的“解释学”区别的绝对必要。不懂得:“学为己”之学字,不能局限于历史上的具体(直指)内容,而应将“学”字扩展至(涵指到)人类一切相关学术。不懂得:如是方为“尊孔”,否则则为“泥孔”和“泥儒”。有没有这种区分意识,不仅关系到当事人的见识,也关系到当事人的“诚学”品质。不能做此解释学的语义扩展,岂非正表现出其“诚学成分”之不纯?岂非正暴露出其为学之不诚和深刻意义上的“自欺”?现举一例。本来是要发扬国学本位主义,而结果中研院的文科院士反多为“外国人”(美籍华人)。当然存在着一个表面的理由(局限于此表面层次,岂非也属不诚?):外籍文科院士所治之学的课题也是广义“国学”(国际汉学)范畴。于是完成了一个巧妙的结合:国学的意识形态至高点和西方国籍的至高点结合了起来。结果:本来要强调国学的最高地位,结果这个地位倒让具有西方身份者所拥有;也就是,只有能够先取得西方资格者才能享有最高的国学地位!这样的“中西结合”能够产生仁学精神么?这是真的民族主义么?我多次指出,海外广义汉学是不能够和大陆的“一国之学”(中国人所治之学)目标混同的。当然谁都明白,台湾一隅,客观上也是难以形成某种积极的人文科学基础的,所谓“中华文化复兴”大计,其尖峰也就只能移至西方来安置了!这难道不是一种巨大的历史性、民族性的讽刺?重要的是,各处中国人都似乎是一个脾气:没有自省之诚,只想弥缝以往错误,并一味夸赞自身和本派之过去成就。海外中文媒体至今仍以台湾国民党报业系统为主,其读者主要是历年来从台湾移民美国的科技工商人士。这些人中虽然颇有爱好文史者,却完全欠缺现代人文科学的知识。他们把能够在美国大学汉学界任教者就当成是已走向世界的“人文科学”大师了(在西方不过是一名教授,到了本土就“晋升”为“大师”了。崇洋慕外如是,却自认为最尊重民族传统!中国人的阿Q精神何时才能终结?)。海外的台湾移民学者的普遍心态是:极力为自己的现状和过去辩护并加以颂扬,而对大陆人文学界几十年来追求新知新学之事,不闻不问,也根本不懂现代人文科学为何事(把“理论无知”当作“无所不知”,已成为一些“海外科技精英”自以为是的媒体言谈风格)。

   等到两岸交流开通后,港台美华人文学界的最大自信,不仅来自其西方制度化背景,而且来自对大陆旧时期学术的否定。在此,我们再次看到中国学人,不分内外的普遍毛病:通过对对方的正确批评以作为自身正确性的理由和根据!他们不是面对西方主流和时代历史需要以正视自身缺欠,而是以自身未经历大陆旧时期诸阶段而“廉价地”自满自足。然而也正如大陆被平反者在新时期的作用一样,海外被大陆今日“正名”者,也被大陆一些人视作有“正规学术训练”者。当然,也同样因为将文化统战的要求和学术交流的要求混为一谈,关注眼前实利之“小”,忽略民族学术发展之“大”,此可谓国人一贯之习。

   再回过来谈台湾人文学术的前途问题。本来有港台美华新儒家运动几十年的鼓吹,今日正应该展开或强化仁学精神传统,怎么六十年后台湾学界反成一片功利主义呢?我们先不谈台湾人文学术在知识论上的长短,而只考虑其仁学精神之有无。因为没有仁学精神,就谈不到学术思想之真实创发,就谈不到学术上的知难而进。港台学界和大陆学界的关系中,为什么老是出现比高比低的意识,而不是在仁学的高度上检讨自身的新知新学的缺欠?为什么台湾学者对于大陆某些高层学术明显超出他们的成就不是心悦诚服,虚心学习,而往往是不以为然呢?欠缺“学为己”心态,就等于“说儒违孔”,即为“因泥儒而违孔”。因为他们不能本至诚而面对社会、历史、思想、学术之“真实”(今日之“实学”内容不可能再是历史上的某种“实学”内容了。今日一切打算通过圣化古人以借之轻易谋利的思想史学者,应该对此特别警惕)。

   台湾人文学术及其美华分支遭受着多重传统和现代积习的压力:美国的学术实用主义,台湾社会的彻底商业化,国民党文化中含有的“假大空传统”,社会上下一体的追名逐利,以及到处弥漫着的土洋迷信风俗。因为幅员窄小,颇可发展为成功的商业化社会,随之科技工商知识继续提升。政经法自然向美国看齐,并肯定会不断进步。那么文史哲呢?上述诸商业化环境因素,与赚钱文化自然相互合拍,彼此相得益彰。而人文科学则必将日渐成为附庸。大陆学界对此应该充份吸取教训。仁学是向内之学,是自诚之学,学术事业方向不可能由各种权势力量加以左右。台湾社会文化全面商业化的外在标志是什么呢?还不是人人比“身价”、人人做股票之事。而是:遍地歌舞和各寺“拜拜”,这是社会文化商业化后的民众自然情感需要和表现。我们能够据此以期待于大陆未来文化发展的方向么?这种商人化文化社会能够成为高级人文科学发展之环境吗?

台湾人文科学状况可资大陆借鉴者反而是其教育制度全面西化后之后果检讨问题。应该注意,百年来,大陆人文学术界最有成就者,或为并无留学经历的家学渊源者,或为虽留学而并未受西学科班训练者。这就是说,在哪怕是有关西方人文科学学术领域内,直接来自西方教授训练的部分比例并不高。我们的问题是:如果中国留学生的知识主要来自西方教育程序的训练,其后果会是什么?我的观察和推测是:平均水准一定程度上的提高,而创造性思考能力的反而降低。一些呆板的教育程序只能产生某种“标准型”的优等学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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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李幼蒸《仁学与符号学:通向人文科学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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