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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幼蒸: 论80年代人文学术的先天不足及其后果

更新时间:2014-12-06 20:31:19
作者: 李幼蒸  
他们普遍地、足足地耽误了文革10年;在前17年的学养也是在与世界主流学界脱节情况下形成的;而再往前的战乱12年,人文学术基本上也已接触不到多少新知新学了。1978年我进入国内“最高”学府后发觉,那里的一级、二级研究员(后来才知道海外华人人文学术精英亦然,虽然原因不同。乏于理论知识则可以说是“海内外一体”的,因均同属“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范畴)已是均不可能读懂新知新学理论文字了。理论学科的导师们按自身资历招收初步掌握外语的研究生,以便借助研究生的外语“拐棍”了解些国外新理论。但是,一些文史哲名流,老迈之躯,荒废日久,自身学业不可能有多大长进,也不可能对研究生进行系统的、深入的教学。于是大批研究生们在“学苑”里大多靠自学而速成为各种新文史哲“专家”。这样的速成过程当然也使得青年精英们较前有所进步,其关键问题却表现在:学业难以深入,而且欠缺创造力。二三十年代的学人西学理论未足,但到处散发着生动活泼的思考力和创造力。现代中国前后两个“启蒙时代”的主要区别就在于青年教育过程本身的完善性差异上。此一完善性差异,还会逐代传递下去。教育的成果还不表现在知识的吸收上,而尤其表现在学者人格的养成上。后者直接相关于学者在世俗环境内的人生态度和行为选择。新时期的人文科学发展问题,还不是显而易见的“学术打假”问题,而是隐蔽甚深的“弄虚作假”问题。为什么学者这么“不争气”?因为文革习气引生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意识。旧时期固然学术闭塞,而当时青年颇多富有某种理想主义,因此不致于产生普遍弄虚作假的动机和行为(正如在今日西方和日本人文学界,尽管也存在着各种学术作风问题,却极少有这类“没出息”的不端行为趋向。因为各种“小动作”如此无聊,哪有正常的学者会稀罕去想、去做呢?对此,我们只能将其归结为“文革后遗症”了。此外,一些人文学者之“名利经营法”竞可兼括左中右三个实践方向,以获取多方位的、综合性的(即高度机会主义的)声名收益。于是并不乏见的是:一些人前门唱一出戏,后门唱另一出戏;对他人用一种标准和策略,对自己用另一套标准和策略)。而对一些人来说,从“文革”中“解放”,首先意味着其“自我之解放”,即自我利益第一的意识之悄然觉醒。当机会来时,个人名利追求的目的自然会借“自由学术”(liberal arts)的技术性方便(因乏明确标准)而蓬勃发展起来。其实,我们应该有一门“80年代研究”学,即对该特殊时代进行方方面面的解剖分析。这个关键性的过渡期,成为新世纪面临的种种正负现象的第一历史根源。立场上的左中右,学术上的文史哲,国学和西学,各类迷信现象,(不时相互易位的)社会活动中的攻方和守方,如此等等,其各自的负面倾向和特点,无不可溯源于80年代及其相连历史背景。而人们常常忽略的是,80年代种种相互冲突的各路派系却也相当程度上分享着颇为类似的行事风格:此因大家都曾来自同一文革“大染缸”也。

   本文以下论述中选择几个典型的相关学术现象,以为具体说明。

   2、西语系文化和人文学术发展的特色

   七、八十年代之交,大学生、研究生在学制停顿10年后仓促成军,学生的职业追求和学术特长之间欠缺明确联系。因时代所需,西语系遍地开花,所学不过实用外语,而纷纷成为科研队伍备选人,因一些不会外语的导师们正等待着他们作为“助手”。“外语系文化”本来就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与文化中的特殊推动力,在中西文明对峙中,从正反两方面,决定着中国文化、思想、学术的发展方向和性格。80年代新旧交接时期,此一外语现象,主要是西语现象,比以前更严重地影响着新时期中国人文科学的展开方向和特色。正规教育的不足,教条主义时期的思想限制,西语教学的实用性程度,导师的新知新学不足,书籍的欠缺,新时期强化的功利主义诱因,等等等等,共同决定了新时期一个最具有中国特色的“西方学术思想理论界”的出现(旧时期,此一学术领域是遭到全面严格禁止的,一朝解禁,遂致怪象频出)。新世纪以来,原先残存的意识形态顾忌已然完全消失,甚至于出现了逆反现象:今日可以说,大陆甚至于比西方人文科学界更重视西方人文科学理论的研究。此一现象,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者因新一代学者爱好理论思维;忧者为:西学学者的主要动力为:在全面崇洋慕外时代把西学理论当做人文科学界最能争名夺利的手段!在此动机下形成的中国西学科研机制,将可持久地与国内外学术市场化机制和国内外学科职业性机制“挂钩”,遂成为中国人文科学未来发展的基本模式。这种模式及其产物,不仅可获得国内相关机构的支持,而且可获得国外相关学术机构的鼓励和维系。因为其功利主义治学目标,不仅符合国内学术商业化、市场化的“需求”,而且符合国外相应学术商业化、市场化的对应“需求”。国外人文科学理论传播的根本目的在于扩大其本国学术理论在海外的知名度或崇拜力度,也就是“影响”。这个“影响”,分析到最后,不是指他国对本国学术的深刻认知,而是指他国学界对本国学术的崇拜和依附。那么,谁最能有效履行此一国际学术交流任务呢?西学界的“以译代研”派学者。他们将成为永久的有效国际学术“仲介者”,其“资格证书”可由西学学术原创国颁发和扶持。至于如何在国内完成各种相关“配套”操作,以确保仲介者的权威地位,则属于另一套学术社会权术学范畴了。如我在另文中所论,以译代研现象的最重要后果是:学者话语中有“看点”的部分,可能主要来自对原创思想的直接、间接之“引用”。此种由翻译者和以译代研者所表达的来自原创方的思想内容,因其(身体上)“发出于”本国学者之口,而(通过读解过程)移花接木地被读者误以为“产自”本国翻译学者。并使本国学者因此关系而获得了独立学术声誉,从而助其在学界内占据了势力,产生了影响。而实际上其本身学术思想并未真正形成,不过是寄存于原创者的话语上,但却造成了“张冠李戴”的效果。对此实情,行外人罕能洞见。

   80年代过渡期的人文学术现象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西学理论界。新知新学主要来自西学,西学理论本来即不为前几代西学者所熟悉,而新时期率先关注和相对有能力引介现代西学理论者,多为具西语系背景者;而此西语系背景却并未同时提供青年学者以所需的必要知识基础;再者,此过渡期出现的“西学理论工作者”之形成,带有相当偶然性因素,包含着正反两方面效果。当然,他们是直接介入现代西学理论的主要引介者,对此而言有功不可没的一面。而其负面效果则是:由于欠缺必要的知识准备而始终停留在“舶来学术”阶段,不仅本人难以思想创发而且难以鼓动合格后进的养成。让我们举一个具体例子。本人参与的当代西方电影理论研究,曾经引起若干西语系人士的积极参与。但是20年过去了,我们发现,该领域竟然已“后继无人”。为什么?当初新电影理论研究兴起时力度甚猛,其成果则主要是翻译和以译代研式的写作。因为从事者此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该学科及相关文史哲知识,只是在得悉了该学术确为时下西方显学之一时,才积极参与的。可惜在此功利主义动机下,行不能远,终于停滞下来。至于电影符号学,则更是浅尝辄止,难以存立。为什么特别举出这个领域来?和哲学领域不同,中国电影研究领域几十年来欠缺理论性关注,缺乏研究师资和相应机构,所以新时期的电影理论难以形成气候。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国外电影理论大国,二十年来学术事业也欠缺发展,不再能成为“显学”,中国电影学者的相应兴趣也就欠缺了外在刺激力。那些80年代投身西方电影理论研究的西语系人士,他们当初并未领悟电影理论的来龙去脉和学术背景,而是因外在因素的激发而参与了研究事业,所以其内与外的“学术动机”都难确立。那么为什么还能维持一段时期呢?因为“以译代研”方式可以通过直接和间接的“译介法”,把原作的内容“转换为”中文,形成了有“可观内容”的“产品”。引介,直译,研究,三者得以混而不分,持续地造成某种综合学术效果。但是,这样的方式可以维持于初步阶段却难以进入学术高层,更难以促进真正持续性的创造性研究。现在客观回顾一下80年代电影理论界出现的一大批青年学者的经历,特别是具有西语系背景的学者的经历,我们会清楚地发现他们的共同特点:有一定的理论兴趣,而会外语者均能援引一些原著充实自己的论文,但均欠缺较充份的相关知识准备。十年中,也都在刊物上有所论述,而其“内容”主要来自“引介”部分。(一个有些不伦的比拟是:从前大批判时代,人们多能从“批判文章”中留意被批判的直接、间接“引用文”,读者对这类文章的兴趣大小,取决于其中“反动思想材料”被引用的多少)但也正因为学者的知识只能用于“引介”,所以难以提升研究水准。当“外缘”消失后,“跟进”的动机也就减弱了。最后剩下的就是“肯定”一下以前的工作成绩。根本问题在于:时代西学者欠缺求知动机,而是被名利牵着走!因此,新时期的电影理论“发展”,主要即为将一些西方电影理论名词和当代中国电影现象“相结合”的论述(以为插入了一些似是而非的时髦名词就表示了自身学术级别的提升),却并未能形成一个新学科基础。这也同样因为论者以浅尝辄止、概念附会方式形成的电影理论论述,欠缺其坚实知识基础。为什么电影学者不能循序渐进,逐步深入?因为他们急于求成,而“浅尝辄止”方式最有利于“快捷成功”。既然谈深了读者还不感兴趣,为什么不采取“多快好省”的办法呢?这个“好”,不是指真知灼见,而是指媒体上的知名度。后者还牵引着其后学人随之效法。顺便指出,这也就是为什么学术越活跃反而越多出现名实不符现象的实际原因:名利场的扩大和强大,促进了学者急功近利之心;为了达到事半功倍的目的,只得投机取巧,并必然浅尝辄止。(与此策略相配合,对于打算认真求进者,则必然“合逻辑地”以策术权谋相对应:抄袭、排挤、压制,以图防止出现业界产品间的“高低对比”而有损于自身通过 “操作技巧”所形成的“准垄断性”学界地位)。

   不难理解,在此种西方理论知识传播方式下,大陆的一般电影理论研究必然受其影响而难以持续发展。于是,我们二十年来看到不少随意利用西方理论名词论述电影理论的文章。用生拗的翻译名词表达俗常的文艺思想的文章不时见于电影文坛。一些惯于借用翻译品语言以标新立异的“电影文论”家们,正如80年代一些脱颖而出的哲学新秀一样,他们通过把西方抽象名词加以某种通俗化,以扩大读者范围,遂趁势博取了西方理论专家的名声(对于自身的理论知识真正来源,则往往讳莫如深,以暗示均来自其自身独立的学术积累)。而其知识来源不少都是通过本人和他人的“以译代研”方式获得的零碎理论资讯。以这种方式形成的知识和理论能够继续发展和创新么?如果文史哲现象,因面积过大,其投机取巧倾向不易直观把握,电影理论界三十年的发展曲线,则颇可对以译代研的西学负面后果提供一个具体例证:仅靠外语直译方式所积累的知识和所造成的一时流行,并不足以成为学术思想持续前进的基础。对此而言,固然有电影文论家自身急于搏名的原因,但也直接与“翻译家”和“西学家”未能为其提供有效的、被充份消化了的新知新学有关。

说到根本,一切均源于西化以来,“翻译家和研究家”借助西语方便,企图通过直译法的便捷以速取名利的动机和实践。我们于是到处看到“名著翻译家”自己的学术文字反无甚可取的例子。为什么自己的原著学习不能帮助其提升知识和思想的水平?因为他只是在“直译”原著,而未暇对其进行真正的研习。对同一本书进行研究和进行直译,是本质上完全不同的过程,而人们对二者之间的区别并未留意。例如,一位被自己先前老师(这位动员过许多学生翻译理论名著的老师,后来又通过不通中文的原著国之西方人士的支持,开始煞有介事地参与推进中国学界理论翻译水准提高的工作!其实他本人有没有能力真正翻译一本理论名著还是不无问题的)邀请来翻译某理论名著者告我,他在翻译该书前从来没有看过作者的任何一本书,只是“上来就译”。我认识的这类翻译家相当多,他们多满足于如何将书“翻译好”。于是我们有了“翻译家”的专业。但是,有这样的专业么?什么叫“翻译专业”?文学翻译靠的是中外文学和语言的知识,学术翻译靠的是学术知识。其中的所谓“翻译技巧”所占的比例其实少之又少。文学翻译涉及译者的文学语言天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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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李幼蒸《仁学与符号学:通向人文科学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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