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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毅衡:新批评与当代批判理论

更新时间:2014-12-06 20:13:58
作者: 赵毅衡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 本文回顾了新批评理论介绍进入中国后30年的历史,也回顾了形式文论,尤其是符号学与叙述学在中国艰难的进展,并且列举了中国青年理论家对新批评理论的吸收以及在批评实践中对该理论的发扬光大。本文指出,无论是新批评,还是整个形式文论潮流,都对当代文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起的作用不可忽视。在今日各派理论竞争的局面中,形式文论更必须发挥“现代批判理论四大支柱”之一的作用。

   一、新批评派与我们

   为什么新批评派值得重视?可以说这个问题不必回答:任何在理论史上起了重大作用的派别都必须重视。问题是为什么新批评更值得我们重视。最近美国有几本文集,新一代的批评家感叹:“讨论具体作品时,我们仍然像个新批评派”;“新批评派仍然像哈姆雷特父亲的鬼魂,依然在指挥我们”。

   对我,对每个文学学生,研究新批评是一个必要的阶段性工作。我们面对的知识集合,就是历史投射在今日的影子:我们无法跳过历史的演变而直接掌握今日,就像不可能不读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直接读拉康。要了解现代文论,无法不读形式论,而要想了解现代形式论,就绕不开新批评。

   然而,还有别的几个理由,让我们中国批评家更加必须重视新批评派。第一个理由是,这个理论派别与中国现代文论特别有缘。我的学术研究领域之一是中西文学关系史,当年我选择新批评作为研究课题,是由于新批评与中国现代文论史的诸多关联。

   新批评与中国现代学术的关系,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至今没有得到充分研究的课题:瑞恰慈(Ivor Armstrong Richards, 1893-1979)数次留在中国执教,对中国情有独钟;燕卜荪(William Empson, 1906-1984)在西南联大与中国师生共同坚持抗战,戎马倥偬中,靠记忆背出莎剧,作为英语系教材,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则传奇。穆旦,巫宁坤,郑敏等人,40年代末在芝加哥大学直接师从芝加哥学派的克兰(R.S.Crane,1886-1967),埃尔德·奥尔森(Elder Olson, 1909-1992)等人,他们算是新批评核心耶鲁学派的论战对象(现在看来他们同多于异),中国学生也不得不熟悉导师的对手。1948年燕卜荪从北京去美国肯庸学院参加兰色姆召开的会议,在今天看来似家常便饭,当时恐怕创造了几个记录:这是新批评唯一的一次国际集会,“文学理论”竟然重要到召开“国际会议”,现在是家常便饭,当时是匪夷所思;二是远道从中国乘飞机赴会,煞风景的是燕卜荪夫妇不得不用整整一麻袋“金圆券”去买机票。

   新批评是中国知识分子从二、三十年代就向往的课题:中国的介绍,几乎与新批评的发展同步:卞之琳、钱钟书、吴世昌、曹葆华、袁可嘉等先生先后卷入对新批评的介绍,而且这些前辈70年代末都在社科院工作。当时,已经见不到的还有朱自清、叶公超、浦江清、朱希祖、李安宅等等,都对新批评情有独钟。卞先生解嘲说:“30年代初瑞恰慈在清华开‘现代文学理论’,我也去听了,一点也没有听懂。”他是要我去完成他们那一代人想做而时代不允许他们做的事。

   后来我读到1964年出版的那本《现代资产阶级文艺理论论文选》,其中第一篇就是卞先生翻译的艾略特(T.S.Eliot, 1888-1965)的“传统与个人才能”,那是无人能重做的定译,这本书中还有杨周翰先生译瑞恰慈,张若谷先生译兰色姆,麦任曾先生译燕卜荪,袁可嘉先生译布鲁克斯,几乎是借“批判资产阶级”的名义开一场与老友老同事的聚餐会。80年代中期,我借编《新批评文集》的机会让他们又集合在一起,虽然到那时除了韦勒克和燕卜荪,大部分新批评派已经退出人生舞台:1978年6月瑞恰慈在青岛讲堂上倒下,陷入昏迷后再没有醒来。

   研究新批评,还有一个原因,今天的学子听来或许匪夷所思;70年代末,新批评已经“过时”。那时,连结构主义也正在“过时”,形式论已经可以一言蔽之:转向了。这个局面,恰是当年卞之琳先生指导我研究形式论的动机,也是我们今日重访新批评的价值所在:可以通读一个学派的全部文献而不怕遗漏,可以从头沿着现代形式文论的脉络走一遭。那时候中国学界没有追赶新潮的狂躁:既然一辈子做学问来日方长,何不悠游源头,再顺流而下?把一个个派别的来龙去脉和优点缺点都研究清楚。

   记得1980年,见到钱钟书先生,他问我在做什么题目,我说在细读新批评。他马上问:“也读威姆塞特?”我说是的。“那么读了《Day of the Leopards》?”我说读了,先生眉开眼笑。《豹的日子》(Day of the Leopards, 1976)是威姆塞特去世后1976年出版的文集,是他一生最才气纵横的文字。当时中国进西书不易,虽隔了4年,绝对算新作。钱先生读西方理论之及时,至今很少有钱学家注意;普遍认为《管锥编》的作者喜欢引中西古人。无独有偶,耶鲁解构主义的主将之一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在著名的文化批评杂志《Boundary 2》上发表的一篇访问记,深情地回忆他刚到耶鲁见威姆塞特,畅谈《豹的日子》。好书的确就是好书,岁月只能让它变得更好。

   在日丹诺夫式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粗暴统治的半个世纪中,中国知识分子心中还记得另一个传统。这个多年的潜流,是我们不应忽视的传统。

   同所有重要的“过时”学派一样,新批评作出了今天的文学批评家无法跳过的重大贡献。如今写文学评论,无法不使用新批评留下的一些基本的分析路线,例如张力、复义、反讽、悖论等等。新批评还有一个好处,它与作品结合的很紧,主要的新批评派人物大多以创作鸣于世(艾略特之诗人地位不用介绍了,燕卜荪被视为英国现代诗歌奇才,兰色姆、退特等都是美国现代诗选本不可或缺之人,沃伦的小说极受欢迎,名著《国王的全班人马》两次被拍成电影并获得奥斯卡奖),因此很少做架空之论,其批评方法简便清晰,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哪怕不引用新批评派原作,也可以不露痕迹地运用新批评的观点与方法。

   “超越”了新批评的诸家,不得不具体分析作品时,用的依然是新批评开创的细读。雅克布森与列维—斯特劳斯分析波德莱尔的14行诗《猫》,一首诗读出几十页的分析;巴尔特读巴尔扎克中篇《萨拉辛》,读成一本更长的书;苏珊·库巴《阁楼上的疯女人》细读《简·爱》,从对一个“次要人物”的反讽处理,引出全新的女性主义文学观。最近,“后经典新叙述学”的代表人物费伦分析石黑一雄的小说《长日廻光》,从极细致的细读中抽丝剥茧地引出论辩。我先后在一些国家指导文学博士生写论文,我再三强调的基本原则是:“先细读作品再进入理论,无论你的理论是后殖民还是后现代”。我发现其他教授指导学生,可能措辞有所不同,用的却也是这条原则。

   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在社会科学院读硕士。那时精力比现在好,心气比现在高,做学问讲究一个“彻底”,也有做苦功夫的劲头。当时我的原则是:凡是做一个题目,落笔之前必须通读全部必须读的文献;一旦书成,要准备后人提出新的更高明的见解,但是至少在资料详备上不会轻易过时。

   1978年,我到社科院跟着卞之琳先生读莎士比亚,每过一个月左右到先生干面胡同的书房里。按先生的布置,写一些读莎笔记呈交先生,他说可以才写成文交给刊物。记得是第二年,卞先生突然说:“我看你的兴趣在理论”。我听了有点吃惊:70年代末的青年学子,避“理论”唯恐不及:觉得尽是一些“理论家”在吵闹不休,争论上纲上线互指祸国殃民,说的都是一些近乎弱智的废话,有出息的学生应当读出作品灵气,写出优雅文字。卞先生怎么会发现我“兴趣在理论”?

   回想起来,应当说先生眼光极准:我的确是太喜欢在品赏文字中说出一个名堂。当时先生不等我结束犹疑,直截了当地说:“你就从新批评做起,一步步做到当今”。

   二、当代批判理论的“银河效应”

   新批评派不断卷入争论,是在争论中成长的,因此成为第一个“成功的”形式论派别。这点《重访新批评》一书中讨论得很多:也只有在论战辩驳中才能看清一个理论。我在这篇引言中想把新批评以及形式论放在更大的学术背景中,看新批评“之后”,形式论与其他批判理论派别的分合大势。

   20世纪初是个很神奇的时代:艾略特和瑞恰慈没有听说过什克洛夫斯基或雅克布森,索绪尔与珀尔斯①也没有听说过对方名字;有人追述形式论潮流起自德国,这种历史追索反而可能是“非历史的”,因为这些理论家不形成一个历时环链:正在英国开始叙述形式研究的詹姆斯、福斯特、勒博克等人完全不知道在德国或俄国出现的叙述形式研究。形式主义文论各流派,自发同时出现在欧美各国:从莫斯科、彼得堡、布拉格、日内瓦到大洋两岸的两个剑桥,他们不了解别人也在思考类似的问题。他们很不同的回答发展出不同的思想体系,相似课题就有了多样的答复。

   比较文学家多罗采尔在《西方诗学传统与进程》一书中称这种现象为“星座效应”(Constellation):相近学派几乎同时出现,群星灿烂,虽然没有中心,但围聚在相似问题周围。多罗采尔认为这是由文化气候决定的:“浪漫主义之后,形形色色的诗学有个共同点,都是广义上的形态学研究”(Dolozel 34)。艾略特和瑞恰慈或许与罗素相熟,但是大部分理论家互不相识:他们可能感到,却不可能知道,西方整个哲学思潮在经历一个“语言转折”。既然所有的哲学问题都被归结为语言问题,文艺学当然带头拒绝作例外。

   但是20世纪文论的群星爆发,规模实际上大得多。这个现在被称为批评理论的庞大体系,实际上是由4个支柱理论汇合起来形成的,形式论是其中之一。

   20世纪文论的第一个支柱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虽然是19世纪下半期形成的,却在20世纪初由普列汉诺夫、卢卡奇、葛兰西、布洛赫、布莱希特等一大批人推进为文化理论,到法兰克福学派完成文化转向。对当代批评理论影响最大的福柯思想,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延伸。可以说,当代著名批评理论家,大多数是马克思主义者;而当代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从事的是批评理论而不是革命实践。

   当代文论的第二大理论体系,是精神分析。这一支的发展,一直不被看好(例如鲁迅的讥评,巴赫金的嘲笑,新批评派斥之以“意图谬见”,伊格尔顿近年的讽刺),但是其发展势头一直不减,大师不断。我想一个基本原因是当代社会明显的闲适化,“快乐原则”渐渐超出“现实原则”,弗洛伊德理论不再显得那么怪异奇特。精神分析用于文化批评,适用性远远超过心理学,就是证明。

   第三个理论体系,是现象学/存在主义/阐释学,这条发展线索,是典型欧洲传统的形而上学讨论,虽然他们一再声称结束形而上学。因为这一传统顽强,所以需要努力才可能结束。这个几乎是纯思辨的路子,使存在主义在本世纪余音不断。这条线索与阐释学方法的结合并非没有困难:伽德默与德里达在80年代的著名论争,显示了严谨的方法论与解放的哲学观之间的差别。

   形式文论/符号学/叙述学这一体系是现代文论中最重要的方法来源。从“前结构主义”的各学派(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前期叙述学)到结构主义回合各种理论,进入后结构主义,它保持了形式分析的基本方法,着力点一直没有变,符号学是这一系列工作的集大成者,与泛文化研究的结合构成了近年的“叙述转向”。

对当代文论作出重大贡献者,侧重点各有不同,目标有所区别,但总是结合几个体系,而且少不了形式论。80年代前,学者们似乎满足于两线结合,自从30年代初燕卜荪等人试图结合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此后几乎成了所有文论家的两门看家本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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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符号学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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