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韩强:法教义学在商法上的应用

——以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15号为研究对象

更新时间:2014-12-05 20:28:28
作者: 韩强  

   【摘要】我国《公司法》第20条第3款所规定的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核心构成要件是股东与公司之间存在责任财产混同,股东对造成这一财产混同具有主观故意。指导案例15号不符合《公司法》第20条第3款的规定。但关联公司在控制股东的恶意操纵下形成责任财产混同与第20条第3款的核心构成要件具有相似性,适用连带责任的法律后果也具有妥当性,因此法院决定类推适用《公司法》第20条第3款的决定是正确的。类推适用是填补法律漏洞的重要方法,其适用的条件应符合如下四点:存在法律漏洞、法律解释工具失效、构成要件的相似性和适用同一法律效果的妥当性。商法作为民法之特别法,应适用与民法相同的法律方法论。当今中国商法学研究的重点不应再纠缠于商法的独立性和特殊性问题,而应转向以法教义学为基本方法的解释论研究。

  

   【关键词】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刺破公司面纱;类推适用;法教义学

  

   随着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15号“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诉成都川交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案”(以下双方当事人简称“徐工集团”和“成都川交”,案例简称“指导案例15号”)的公布,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再次引起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关注。其引起关注的焦点有二:其一,最高法院以指导案例的形式确认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案例尚属首次[1];其二,指导案例15号事实上确立了一种新的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案例类型,发展了《公司法》第20条第3款所规定的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

   指导案例15号的意义不是为《公司法》第20条第3款[2]提供一个典型的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案例,而是提供了一个非典型的案例。但依法官的见解,这一非典型案例究其行为本质和危害结果与《公司法》第20条第3款规定的情形相当,故决定参照试用第20条第3款之规定,创造了一种公司间人格混同、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权基础。

   鉴于国内外公司法学界对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已有较深的研究基础,故本文拟从法律适用的角度,即从法教义学的角度对指导案例15号加以研读,试图探讨法教义学在商法上的适用性问题,并以此思考民法与商法的关系。

  

   一、法教义学视角下的《公司法》第20条第3款

   法律解释是法教义学的核心,法律解释应从法条理论入手。依照通说,凡法条大体上可分为完全法条和不完全法条。[3]《公司法》第20条第3款显然是一项完全法条,其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具足。这意味着,该条足以独立构成一项请求权基础,而无须借助其他法条的辅助。

   (一)《公司法》第20条第3款的构成要件分析

   分析法条的构成要件是正确适用法律的第一步。良好的立法意味着构成要件清晰、明确,无歧义、无矛盾,同时亦应包含明确的证明责任分配方案。[4]但是,囿于各种主客观的局限,法条难以完全实现上述目标,于是,法律须经解释方能适用。[5]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解释的工作比立法更为重要。它不仅可以厘清立法上的种种模糊状态,还可以发现并填补法律漏洞,甚至可能续造法律。[6]而这一切都从分析构成要件开始。研读《公司法》第20条第3款的文义,其构成要件共有三项:

   1.请求权人为公司债权人,相对人为公司股东

   当事人范围的界定涉及法律的调整范围。通说认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立法目的在于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利益[7],故请求权人为公司债权人应无疑问。换言之,与有限责任制度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非公司债权人莫属。无论公司债权人的请求权基础系出于合同、侵权行为、无因管理抑或不当得利,最终都要面对有限责任的壁垒。应指出的是,有限责任与公司法人格独立在其发生史上并无必然的关联[8],在学理上也有着显而易见的矛盾。既然承认公司人格独立、财产独立,则公司以其全部责任财产担保其债务履行,这是典型的无限责任。[9]并不存在所谓的公司有限责任。而股东在取得股权之后,已然丧失资本所有权,也不存在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的可能性(除非刺破公司面纱)。严格说来,此时股东对公司债务不承担所谓的“责任”。因此,相对于无限公司、两合公司或者合伙的投资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所谓有限责任不过是一种较为通俗易懂但又不甚精确的提法而已。有限责任制度的核心价值仅在于,公司债权人不能对股东享有请求权。而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作用恰恰是创造这样一种例外的请求权基础,允许公司债权人向特定股东行使请求权。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将此类案件的案由确定为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10]

   至于公司其他股东,甚至公司本身,认为控制股东滥用公司独立人格或者股东有限责任侵害其合法权益的,能否对控制股东享有请求权呢?在《公司法》第20条第3款设定的主体范围内,显然是不可能的。但在比较法上,确有支持其他股东使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先例。[11]不过,这一问题已然超出本文的讨论范围,于此暂时予以搁置。

  

2.股东滥用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

   毫无疑问,这是核心构成要件,也是本法条中最为复杂和富有争议的部分。首先,须澄清的是,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是否为一回事?如上文援引的虞政平的观点,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并非必然关联。法人拥有独立地位而股东承担无限责任的现象比比皆是,最典型者如无限公司、两合公司等。[12]但回到经典的有限责任公司的架构之下,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又的确是互为表里、相得益彰的。显然,这里需要研究的焦点问题不是概念在逻辑上的周延性,而是两类滥用行为的类型化问题。针对较为抽象的构成要件,如何理解适用必然面临困难,此时类型化便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13]迄今为止,公司法学界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研究上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对两类滥用行为进行了较为彻底和清晰的类型化。综合主要的研究成果,构成滥用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包括利用公司法人人格规避法定义务或契约义务;公司法人人格形骸化,主要指公司与股东之间存在财产混同、业务混同和组织机构混同的现象。[14]在司法实践中,除了上述混同之外,人民法院往往将公司股东不履行清算义务[15]、股东抽逃出资[16]等行为也认定为滥用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情形。

   相比较于业务混同和人员混同,股东滥用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核心是股东财产与公司财产的混同。这也是刺破公司面纱,追究股东连带责任的核心理论依据所在。在民法原理上,债务人以其全部责任财产担保其债务履行,这种对债务履行的担保被称为责任。[17]人与人之间之所以能够各自独立负责,首先是因各自责任财产可以明确区分之故。反之,法律在特定情况下要求人们承担连带责任:一种情况是多数人之间存在可归责的行为关联[18],另一种情况就是责任财产无法区分[19]。当公司被控制股东完全操纵并损害债权人利益之时,很难说公司与控制股东之间存在共同行为,此时公司在意志上和行为上的独立性已然丧失殆尽。况且,控制股东操纵公司之行为并非均系违法,否则控制股东之价值便不复存在。[20]只有当对公司的控制达到股东与公司财产混同的程度,其控制行为才具有不法性,也才构成所谓的滥用。因此,产生连带责任的基础只能是责任财产的混同。[21]至于公司与股东存在意志混同或者行为混同的说法,不仅在理论上难以成立,在实践中也并无价值。当公司存在控制股东,特别是一人公司的情况下,我们很难分清什么是公司意志,什么是股东意志。在一定限度内,法律允许公司以股东意志为其意志的状况存在。正因为如此,《公司法》第63条直接将连带责任的产生定位在财产混同上,该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第63条的规定对于如何理解第20条第3款的滥用行为是有帮助的。表面上看来,第20条第3款所涵盖的行为类型比第63条广泛,但第20条第3款滥用行为的核心与第63条并无不同,都是责任财产的混同。

   在指导案例15号中,股东王永礼等人分别注册成立川交机械公司、瑞路公司和川交工贸公司,三家公司均由王永礼等人实际控制。在与徐工机械公司交易往来之时,三家公司也共同向徐工机械公司表明,瑞路公司和川交工贸公司是川交机械公司为业务扩张而另外注册的公司,并要求将三家公司与徐工机械公司的往来账目均记在川交工贸公司的名下。据此,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川交工贸公司与川交机械公司、瑞路公司人格混同:一是三个公司人员混同。三个公司的经理、财务负责人、出纳会计、工商手续经办人均相同,其他管理人员亦存在交叉任职的情形,川交工贸公司的人事任免存在由川交机械公司决定的情形。二是三个公司业务混同。三个公司实际经营中均涉及工程机械相关业务,经销过程中存在共用销售手册、经销协议的情形;对外进行宣传时信息混同。三是三个公司财务混同。三个公司使用共同账户,以王永礼的签字作为具体用款依据,对其中的资金及支配无法证明已作区分;三个公司与徐工机械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业绩、账务及返利均计算在川交工贸公司名下。因此,三个公司之间表征人格的因素(人员、业务、财务等)高度混同,导致各自财产无法区分,已丧失独立人格,构成人格混同。[22]

   3.逃避债务

   对于此点,《公司法》第20条第3款的表述是“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于是,可能发生如下争议:逃避债务和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是一类行为,还是两类行为?一种可能的理解是,此处只有一类行为。即逃避债务达到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程度;另一种可能理解则认为,此处包含两类行为,即逃避债务的行为以及其他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行为。其实,法条文本上的两句话所规定的并不是同一层面的问题:逃避债务显然是股东滥用行为的动机,而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指的则是滥用行为的后果。动机具有主观性和难以确定性,而后果则具有客观性和可确定性。动机作为犯罪构成要件在刑法领域内有一定适用空间[23],而在私法领域内的应用空间则小得多[24]。究其原因,私法特别是民法注重行为本身所表达的法律效果,而对于行为人的内心动机基本上采取放任的态度。[25]正因为如此,《德国民法典》规定通谋的虚伪表示在当事人间无效,其根据在于双方意思表示的非真实性。[26]而我国《民法通则》虽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利益的行为无效,其根据则主要落在恶意并损害他人利益这一动机考察之上,与德国的规定看似相同,实则立法根据迥异,中国私法重动机考察的特点也表露无遗。《公司法》第20条第3款的规定也是如此。“逃避债务”就是对股东滥用行为动机的考察。至于“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则是对滥用行为后果的描述,只要其滥用行为造成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之后果的,都有可能刺破公司面纱,追究股东责任。

根据上文的分析,“逃避债务”系动机性规定,那么股东在具备这一动机时的主观状态就只能是故意(或者恶意),过失的主观状态将被排除在外。如此一来,《公司法》第20条第3款的适用范围将大为收窄,特别是在第63条没有明确限定主观要件的情况下,第20条是否只调整故意滥用行为,需要合理解释。对此,有学者指出,“从主观要件看,本条连续使用了‘滥用逃避’和‘损害’等词语,表明股东在滥用公司人格时应当存在主观过错。换言之,如果企业集团对成员公司的管理或者控制行为是基于集团整体运营的需要,不存在逃避债务的主观过错,则不能认定为滥用成员公司法人格的行为”。[27]这里,作者虽然注意到了过错责任的属性,但没有指明是故意还是过失。探究法条的客观目的,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应以故意为其主观要件,过失不是该制度的适用对象。理由在于,滥用公司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核心形态是责任财产的混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chenjingzhi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80946.html
文章来源:《北大法律评论》2014年01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