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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德如:胡适与西方进化论

更新时间:2014-12-05 09:18:00
作者: 颜德如 (进入专栏)  
只是没有进行过多的说明。 但是,国内的情形与胡适对达尔文具体学说的淡视有着惊人的一致。人们普遍是通过赫胥黎的著作知晓达尔文的。正如新文化运动时期一位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自从严复氏将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介绍到中国来以后,关于进化论的普通知识,以及自然淘汰、生存竞争等等的名词,总算洋溢于中国的学术界中了。可是,进化论的名词,虽在二十年前,已喧腾于众口,然而进化论本身的根本意义,却不甚为学者们注意。" 又何况普通老百姓呢?在新文化运动期间,达尔文、海克尔等进化论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并涌现出很多介绍进化论科学知识的通俗读物。加上,大量引入西方的学理,在这种情况下,胡适才有可能写下他的长文《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为了厘清胡适这一时期对进化论的识见,我们将着重考虑以下几重关系:一是进化论与实证主义的关系;二是达尔文、赫胥黎与斯宾塞在进化论史(或如胡适所说的"演化论的哲学")上之关系;三是进化论与美国实用主义之关系;四是进化论与历史研究法之关系。

   胡适认为,"实证主义( Positivism ) 的盛时"过去了,但还有一个斯宾塞"正当盛时",不过,由于"他久已完全成为一个演化论的哲学家,久已不是十九世纪上半的实证主义者了"。 实际上,斯宾塞是进化论与实证主义联系的桥梁,他所作的贡献与由他一手造成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一样赫赫有名。与他同时代的达尔文,深得赫胥黎称誉:"达尔文先生最忌空想,就同自然最怕虚空一样。他搜求事例的殷勤,就同一个宪法学者搜求案例一样。他提出的原则,都可以用观察与实验来证明的。他要我们跟着走的路,不是一条用理想的蜘蛛丝织成的云路,乃是一条用事实砌成的大桥。" 胡适认为,这就是"达尔文的真精神。他在思想史的最大贡献就是一种新的实证主义的精神。他打破了那求'最后之因'的方法,使我们从实证的方面去解决生物界的根本问题"。

   关于达尔文、赫胥黎与斯宾塞在进化论史上之关系,他认为,达尔文的"《物类由来》出版以后,欧、美的学术界都受了一个大震动"。 "达尔文不但证明'类'是变的,而且指出'类'所以变的道理。这个思想上的大革命在哲学上有几种重要的影响。最明显的是打破了有意志的天帝观念。" 至于斯宾塞,他"承认演化论最早(在《物类由来》出版之先)" ,"他的大功劳在于把进化的原则应用到心理学、社会学、人生哲学上去"。 达尔文进化论在中国赢得空前声誉,主要得力于赫胥黎的著作。在1859年《物种由来》初出时,赫胥黎就在《太晤士报》上作了一篇有力的书评,极力推崇达尔文的实证主义精神。当斯宾塞将进化论引入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时他又出来极力捍卫达尔文,抨击斯宾塞,《进化论与伦理学》即是为此而作。胡适按理应该知道这一学术公案(尽管,胡适说"赫胥黎是达尔文的作战先锋" )。但是在他的文章中没有提及,对三人都极力赞扬, 没有表现出对任何一位的贬抑倾向。

   如前所述,胡适在美国期间,虽然将赫胥黎教授的方法与杜威实验主义方法相联系,但并没有表明他自觉认识到二者有很深的学术渊源。在《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里,他对此却有明白的认识。"美国人莱特(Wrigh ) 要想把达尔文的学说和一般的哲学研究,连贯起来。这个莱特在美国康桥办了一个'玄学会',这个会便是实验主义的发源之地。" 其中会员皮耳士做了一篇《科学逻辑的举例》,"是实验主义的第一次发表" 。在方法论上,进化论与实用主义虽有相通之处, 但赫胥黎的"方法只是消极的部分居多,还不能算是科学方法的完全自觉。皮耳士的实验主义,方才把科学方法的积极消极两方面的含义发挥出来,成为一种哲学方法论" 。在胡适看来,"詹姆士是富于宗教心的人。他虽是实验主义的宣传者,他的性情根本上和实验主义有点合不拢来……反对赫胥黎一班人的存疑主义" 。"实验主义本来是一种方法,一种评判观念与信念的方法;到了詹姆士手里,方法变松了,有时不免成了一种辩护信仰的方法了……就很有危险了" 。在胡适的眼中,杜威正是救治这种危险的实验主义大师,因为杜威认为:"作为实验主义的三个意义:第一,实验主义是一种方法;第二,是一种真理论;第三,是一种实在论。……虽有这三种意义,其实还是一种方法论。" 这就不难看出,进化论与实验主义关联的枢要在于方法论。而胡适本人也正是从方法论这一角度接受实验主义,并将之与进化论结合的。

   尽管胡适把握住了进化论与实验主义之间的方法论关系,但是,他还是忽略了斯宾塞所创立的社会学对美国思想界的广泛影响。梅里亚姆认为:"斯宾塞早期的著作在我国引起的兴趣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大,他的《社会静力学》一书只是由于在我国的朋友们的关心才得以出版。特别是在七十年代,斯宾塞的思想在美国非常流行;在我国,阅读和讨论他的著作的盛况恐怕超出其他任何一个作者。" 或者说,达尔文进化论在美国的影响,只是它被当作推行对外扩张,建立国际霸权的理论借口;而斯宾塞在学术界的影响显然高过前者,但胡适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虽然他看重从学术方法去把握进化论与实验主义的联系。

   实质上正是由于胡适将进化论与实验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这才引起了他对二者的长久激情。他将这种方法论与历史的方法结合起来,在哲学史及文学史等的研究上,取得令人瞩目的开拓性成就。这种方法,实际上又与中国传统的考证学有契合之处,而他本人对考证学又着力不少。质言之,这种进化有渐的方法尽管输入社会改革,给胡适带来不少的骂名,但是他一直坚信:历史没有人可以前定,历史中也没有铁定的规律可以预知我们的命运与未来,历史始终处于一种随时接受检验与批判的开放的理性主义状态中。

  

   三

   西方进化论在近代中国大致经过了如下三个历程:"由器而道--进化论思潮的形成"、"道之裂变--进化论思潮的发展"和"新道代旧道--进化论思潮的落退"。 也就是说进化论经历解决社会历史问题之方法与成为世界观的交替变化过程。这种进化论传播的一般形态,是否也合乎胡适与进化论之关系呢?依前面所述,胡适早年虽然也迷恋上进化论的几个抽象名词, 但没有经历"由器而道"的过程。他虽然曾经极力宣扬自己的"自然主义的人生观",不过,他主要将进化论作为一种方法论并以此与实验主义、历史的方法结合起来。进一步说,他不愿意将进化论抬高到解决中国现实困境的最高信仰--"道"--这一形而上层面,始终关注运用渐进的方法去研究解决具体而微的问题。胡适与进化论之关系,与后人推定的传播规律的不协调性(尽管他大致也经历了三个时段),恰恰说明外来学说进入近代中国社会,必须注意以下两对矛盾统一的关系:

   一是语言层次的接收与理解层次的消化的关系。一种学说的输入,一般而论将经过语言层次与理解层次两个过程。这两个层次都必须依凭社会的智识阶层。语言层次的接收是后者的前提,而后者恰是前者的吸收、转化与真正深入。西方进化论,主要依靠严复,又经他与梁启超、谭嗣同、康有为等人极力宣传,在戊戌维新前后的中国造成广泛的影响(这一点不为当时的胡适所晓)。但是,我们审视一种学说在社会中的实质性地位,决不能靠那些喧嚣一时的表面现象,因为流行着的东西,并不代表它一定重要,就如当今的摇滚歌星一样。假若仅仅停留在几个抽象名词的竞相传诵上,而没有切实改变人们的行为,这种学说照样是没有生命力,犹如大海之波涛,瞬即消退。实际上,人们要将抽象的观念转化成具体的行动,必须经过理解的层次。但是中国近代社会的多变性与广大民众的素质低下,使外来学说大多都局限在知识精英的头脑与著作中。进化论体现在胡适身上,也没有逃过此种命运。不过,他始终将进化论作为一种方法论来看待,并进行广泛地长期地实践,在文化学术上自由运用,这恰恰表现出他的思想文化启蒙的良苦用心与明智过人(虽然,有时显得不识时务)。

   二是沿海与内地的关系。沿海尤其是沿海的港口城市,长期以来,一直作为内外交流的前哨,因而也理所当然地被认为必是开放先进地区。相反,广大的内陆,由于山高皇帝远和远离沿海,地形复杂,相对落后闭塞,几乎成了封闭落伍的代名词。事实上,中国的幅员广阔所造成的区域性发展的不平衡性,是不能简单地用"沿海-内地"这一模式来框定的。同样是进化论,在上海就比同时期的徽州流行;同是一进化论,在戊戌维新时期的湖南,得到极大宣扬;也同是这一进化论,在同一时期的胡适那里得到很高的评价与有效地使用,但在梅光迪那里就反响平静。因此,我们不仅要考虑到思想学说在不同地域造成的不同步现象,同时也须看到它在不同观念载体上呈现的不同步性。正是这样,我们不能由一些地区表现出的刺激的现象,来推定思想学说的影响程度与实际地位,也不能由此来认定某一地区就处于开放状态。

   实质上,一种外来学说地引入,必须考察当时社会的各种综合因素:社会大众的心理状态与文化知识背景,智识阶层的知识构成与视野大小,政治经济发展,交通运输状况等等。另外,作为被导入的学说的价值合理性与可修正性如何,也是必须考虑的。假若,我们无视这些,大量地输入西方的学理,以为这样就可以与世界合流,同国际接轨,那就大错特错了。实际上,学理的引入与导出,不是竞赛性的奔跑,它要求我们必须扎根于本土,实事求是地研究本国的传统文化,发掘出合理的价值与可对话性的概念,做好坚实的民族素质提升工作,才可能真正与世界交流,和国际对话。

  

   注释:

   1.欧阳哲生:《胡适文集》(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0页。

   2.欧阳哲生:《胡适文集》(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70页。

   3.欧阳哲生:《胡适文集》(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71页。

   4.欧阳哲生:《胡适文集》(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71页。

   5.欧阳哲生:《胡适文集》(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74页。

   6.欧阳哲生:《胡适文集》(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2页。

   7.欧阳哲生:《胡适文集》(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3页。

   8.欧阳哲生:《胡适文集》(九),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09页。

   9.欧阳哲生:《胡适文集》(九),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10页。

   10.欧阳哲生:《胡适文集》(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1页。

   11.欧阳哲生:《胡适文集》(九),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10页。

   12.欧阳哲生:《胡适文集》(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2页。

   13.欧阳哲生:《胡适文集》(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7页。

   14.欧阳哲生:《胡适文集》(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67、268页。

   15.梅里亚姆:《美国政治思想》,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237、238页。

   16.欧阳哲生:《胡适文集》(九),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12页。

   17.高瑞泉:《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20页。

   18.欧阳哲生:《胡适文集》(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66页。

   19.欧阳哲生:《胡适文集》(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73页。

   20.欧阳哲生:《胡适文集》(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67页。

   21.欧阳哲生:《胡适文集》(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74页。

   22.欧阳哲生:《胡适文集》(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68页。

   23.欧阳哲生:《胡适文集》(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78页。

   24.欧阳哲生:《胡适文集》(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78页。

   25.欧阳哲生:《胡适文集》(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80页。

   26.欧阳哲生:《胡适文集》(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68页。

   27.欧阳哲生:《胡适文集》(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82页。

   28.欧阳哲生:《胡适文集》(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83页。

   29.欧阳哲生:《胡适文集》(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86页。

   30.欧阳哲生:《胡适文集》(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87页。

   31.梅里亚姆:《美国政治思想》,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237、238页。

   32.高瑞泉:《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95-128页。

  

   来源:《史学月刊》200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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