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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宇:世界重回镀金时代

更新时间:2014-12-03 20:23:13
作者: 邵宇 (进入专栏)  

   显然,现在世界的潮流就是重回镀金时代,因为资本积累造成的不平等分配是常态,所以真正合适的问题是,为什么西方会在1950年到1970年会有一次明显的收入分配差距缩小的机会。资本必然是力图占优的,特别是从长期来看更应该是这样。除非充耳不闻,熟视无睹,《21世纪资本论》所提供的历史资料和经验教训就不能被轻轻的一笔带过,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这对“历史的终结者”可能会再次被深度质疑。笔者一直不愿写这个书评的原因,就是因为那应该属于常识,如果对于美国的镀金时代和进步时代的历史做了一些功课的话。

   对皮凯迪资本论最有力的批评还是关于财富流动性的问题,即财富积累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创新源源不断的涌现,给予这些创新者以最高奖励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例如我们见到的最耀眼的财富明星是盖茨、孙正义、马云等科技新贵,这确实给予了美式资本主义以额外的正义感——尽管他们的出现肯定恶化了社会分配的格局,但这应当是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能够承受之重”,因为熊彼特式的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原本就是资本主义进化的核心。皮凯迪并没有否认这个事实,资本主义的最大卖点确实是这个,它也是效率和动力的源泉。他的点仅仅在于,不幸的是,流动性的可能真的没那么重要,一方面old money的财富世家才真正是冰山水下的那个更为巨大的部分;另一方面,这些新的财富一旦积累下来,它就和其他资本没有什么不同了,即坐享其成,甚至也可能形成垄断和阻碍创新。同样灰暗的是随着金融经济全球化和资本市场崛起的金融高级人士和大型跨国企业的CEO,他们也在从中偷偷坐收渔人之利,这可能也是不断泡沫化的虚拟经济的一个主要构成部分。结论是不管资本选择谁做代言人,总之它们永远都在加速繁衍,永远都在吸收新血,永远拿走最大块的蛋糕(还有一个更为“庸俗”的问题,是按照经典金融学的理论,资本高收益是不是因为承担了高风险呢?是不是不能只看净值,还要看夏普比率呢?)。

   中国的投影和特殊之处

   那么问题就来了——从全球比较的角度,制造贫富差距的技术哪家强呢?是欧美,是拉美,是香港,还是中国呢?在私下的讨论中,他的回答有点出人意料——居然是中东国家,但仔细想想也在情理之中。但他也承认中国的数据难以获得,而且有自己的特殊性。

   笔者的看法是首先必须承认中国经济增长的全球意义,尤其是在财富分配领域,别忘了在改革开放的30余年中,中国贫困人口从之前的6亿多(当时的总人口是8亿)降低到目前的3千多万——按照中国自己的减贫标准——这是人类减贫史上了不起的奇迹和贡献。换句话说,中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崛起(也包括其他新兴经济体)确实极大的改变了世界财富分配的巨大差距,这毫无疑问可圈可点,可歌可泣。但在这些经济体内部呢?那又是另外一幅完全不同的场景。

   如果把皮凯迪问题投射到中国自己身上麻烦就大了去了——一个明显的悖论就是,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有着大量的国资和国企,但数据显示中国正在经历一个剧烈的贫富分化过程,为什么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能够在短短30多年里头把把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从0.17疯狂地提高到0.61(这是基于收入的基尼系数,根据2010年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在2014年7月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则称中国的财产不平等程度在迅速升高:1995年基于财产的基尼系数为0.45,2012年为0.73)。

   个人认为中国贫富差距和发达国家贫富差距形成的原因可能有着很大不同,或者更准确的说,贡献因素的权重可能有很大的不同。西方国家的财富差距可能主要就是由于皮凯迪所言的r大于g的问题引起的,但是中国主要不是这个问题,至少目前来看还不是最大的问题。仍然用数据说话,从过去10年的数据来看(根据东方证券开发的数据库,具体见《国富还是民富:中国居民资产负债表》),中国居民部门的净资产增速与名义GDP增速趋势保持一致,但居民净资产增速波动幅度更大。中国居民持有净资产总额由2004年的68万亿元人民币上升至2013年的263万亿元人民币,年均增长18%,而同期名义GDP则由2004年的16万亿上升到2012年的52万亿元,年均增长16%,居民净资产增速高于名义GDP增速1.7个百分点。这告诉我们至少在总量的意义上r不是比g大很多。居民净资产与名义GDP的比值也基本稳定在4.6左右。从年增速看,居民净资产增速的波动幅度大于同期名义GDP增速。2005年至2012年,名义GDP增速波动的上限为22.88%,下限为8.55%,而同期居民净资产增速波动的上限为27.25%,下限为6.31%(莫非真是高风险高收益?)。

   因为所有数据都是根据当年现价进行计算的,所以资产价格的波动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即可能存在泡沫或者货币幻觉。进一步剖析,短期来看,中国居民净资产增速与M2增速趋同,近期存量比值保持稳定。2005-2011年,除2008年外(资产价格下跌较快,当年金融资产增速为10.78%,实物资产增速仅为4.35%),其他年份中国居民持有净资产增速变动方向均与同期M2增速变动方向保持一致,并且随着时间推移,中国居民持有净资产增幅变动与M2增幅变动之间的趋同状况存在加强的态势。2009年至2011年,中国M2增幅由27.68%下降到19.72%再到13.61%,同期中国居民净资产增速则下降到14.58%,2012年居民净资产增速和M2增速分别为14.35%、13.83%。拉长一点来看,结论会更加明显,值得对照的是中国M2在过去30年中的年化增长速度差不多是20%以上(即30年差不多310倍,同期GDP差不多90倍),但这个时间段大部分财富数据不可得,不过料想应该是跑不过广义货币(广义购买力)的增长速度的。从总量增长角度,广义的QE似乎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那么问题来了,qe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贫富差距的拉大呢?

   中国经济一直是投资先行,资本积累优先,所以不奇怪资本的份额应该是最大的,理论上说政府的资本积累应该大部分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而民间资本积累的速度如此之快确实值得反省——分化来的是如此之快和剧烈。这里面就应该有很多中国独特的,也就是体制性的原因。这里我们尝试给出一个系统性的解释:中国这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与“金融深化”(这里指经济货币化)并肩同行,大致可以把它定义为国家和居民的原始积累过程,财富的增长一方面得益于用GDP衡量的每年新增产出;另一方面是得益于原来很多没有市场价值的生产要素的资本化(例如土地和矿山);最后还得益于财富或者说资产价值的重估,反正积累的源头不是利润就是资本增值。而快速原始积累的秘密在于,它是运用三个特定的“剪刀差”来完成的。第一个来自于农产品和工业品价格的剪刀差;第二个来自农业用地同房地产用地价格之间的剪刀差(这可以推广到垄断要素定价);第三个则是一级市场的原始股跟二级市场流通股价格之间的剪刀差。这些超额利润既是财富积累的来源,也必然是财富分配分化的重要基础。

   总体而言,利润的积累总是平淡的,而估值飞跃才是真正的推动力,套用投资界较俗的术语就是(财富和资产)价格等于盈利乘上市盈率(P=EPS*PE)。先来看近期造富最热门的互联网新贵模式,无疑这是中国式(其实也是全球)财富积累最阳光和最有朝气的一种形式,这类公司很多在利润产生方面乏善可陈,但在估值方面确是遥遥领先,例如谷歌上市时其市盈率在35倍;Facebook达到了44倍,亚马逊则在几百倍左右,BAT在40到60倍左右,所以这类分化其实就是基于资本市场情绪和泡沫的。不过在中国的一个更为典型的财富积累和分化的故事通常是这样的——在城市化过程中,政府征收了原住民的一块土地,象征性的做了些补偿,然后招拍挂卖给开发商,开发商把房子高价卖给了投资者,投资者的房子价格在10年里涨了10倍,如果还借用了银行信用杠杆的话,那几乎就是空手套白狼式的暴利了。这其中的开发商和投资人都有大幅度财富增值,而相对而言原住民和其他没有持有这项资产的投资者则被远远的丢在了后头。那这个财富分化的典型模式里面牵涉到至少四个分化环节——即城乡二元结构、要素价格垄断性(土地制度)定价(制度性倾斜),信贷资源可得性、货币供应与资产泡沫,关键是哪个因素才是最大影响中国的财富分配的呢?

   笔者认为,可能主要还是来自广义QE即货币宽松的力量。作为市场经济的货币配套,中国也在进行经济的货币化和资产的资本化。而因为上述所有资产价格都是按照当年现价估计的,所以背后总有隆隆作响的印钞机的声音。因此可能更加重要,而且真正有趣的问题其实是在一个广义货币年均增长20%的长期的货币幻觉中,财富是如何增长和被分配的,而这就需要更深的洞察力。这同日本的情形很像,在皮凯迪书中1970-2010的明细比较图中,日本的财富分化的速度是让人印象特别深刻的,它冲高得非常快远超其他经济体,但到经济泡沫崩溃的时候1990年,它下跌得又非常快,足见泡沫在财富分化时的力度。此外还有一项研究也佐证了这一结论,该研究显示2010年中国的收入基尼系数达到0.48,但其中地区差距贡献达到0.25。这个比例超过了美国和巴西这两个不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这说明中国的收入不平等中,最主要的拉动因素是地区间收入差距,但在地区内部,收入不平等程度反而不是很高。那一个合理的推论就是,比起收入来,家庭财富水平受到的地域影响则更大。特别是由于财富包含了房产这一区域价格差异极大的资产(毕竟占到中国居民财富的60%以上),其实地区差距可能是资产泡沫的一种表现形态而已。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估值推动对所有类别的资产都成立(大致就是股票、房产),所有阳光的富豪多数是持有公司的股权,而且相对透明和容易计量(胡润富豪榜),但房地产就比较难测度了。无论如何,以利润积累为辅和以估值提升为主(还有提升杠杆的能力也很重要),可能是中国财富故事的主干,当然这些都是在现有制度下合法的积累方式。还有一种更坏的可能形式,那就是腐败和权钱交易。

   改革的起点——人均的资产占有量,基本是差不多的,考虑到中国式原始积累令人瞠目结舌的速率,那么可能在土地(包括矿产资源)、国企等公共资产的资本化过程中存在有重大的漏损,而事实就是土地、房产和矿产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等是官员贪腐的高发区,工程招投标和设备采购、企业上市并购,则是常见的利益输送管道。皮凯迪也提到这种最坏的情形——公共资本向私人资本转移,这种漏损的大部分可能都被特殊利益集团俘获了。例如俄罗斯的金融寡头,他们是凭借免费拿到一些国有的资本,例如自然资源等进行积累的。台湾在1990年代的自由化也是如此,过程是暗箱的,结果就可以想见。从中国近期落马官员不断上升的犯罪金额数量和越来越高的层级来看,这些集团攫取国家与社会资源的能力正在不断快速上升过程中,它们很可能已经成为中国居民财富分配的最强大主体。这些利益集团早就已经盘根错节,从目前的公布的一些重大案件来看,它涉及到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大员、地方黑社会势力、部分代理人性质的民企、垄断性央企,横跨地产、能源、交通、宣传、资本市场等关键领域,并深入国家政法纪律部队甚至武装力量。发展型腐败(即所谓的润滑剂式)可能正在恶化为掠夺型和垄断型腐败(即赢者通吃)。

   实际上这些原因都会带来财富不公平,究竟是资产泡沫,还是不平等土地跟户籍制度,还是贪腐是导致我们的贫富分化的最大原因,只有找到这个原因,才能对症下药,而问题的答案并非那么显而易见。而且也最好可以理一下,免得所有中国的资本都对号入座的因为原罪这个词,总感觉头上有把悬剑,而瑟瑟发抖寝食难安,这势必不利于经济的中长期可持续增长和社会稳定。

所以中国的财富积累和分化的皮凯迪式的解释,是不是这样可能更加可靠一些——在整个经济货币化和经济市场化的过程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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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郑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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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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