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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洪:施特劳斯论耶路撒冷和雅典之争?

更新时间:2014-12-03 20:19:11
作者: 陈建洪 (进入专栏)  
相反,施特劳斯倒在1932年的书评中明确表示,施米特的反自由主义在根本上仍然没有逃脱现代自由主义的窠臼。2006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迈尔的《施特劳斯与神学-政治问题》的英文本。此书后附施特劳斯的两篇讲演底稿,皆属首次整理出版,其中一篇(1940年)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哲学的精神演化。在其中,施特劳斯提到施米特将政治权威视为最终权威。施特劳斯同时也提到,施米特对政治权威的最终诉求进一步演化为巴特对神学权威的最终诉求。显然,认为施米特的政治思路最终会导向巴特的神学思路是一回事儿,认为施米特本人的政治理论扎根于神学则是另一回事儿。总而言之,施特劳斯其实并没有把施米特看作一个政治神学家。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即使施特劳斯没有把施米特看作是一个政治神学家,也不能完全否定施米特是一个政治神学家的可能性。但是,这至少可以说明,迈尔的论证本身并不恰当。迈尔把施米特和施特劳斯的对话读作是政治神学和政治哲学之争,基本上是施特劳斯的耶路撒冷和雅典之争这个命题的一个应用分析。但是,如果施特劳斯没有把施米特理解为一个政治神学家,那么这个运用本身便属无效。总体来看,施特劳斯更加认同对施米特的一种传统读法,也就是认为施米特是一个政治存在主义者或者说政治现实主义者。另外,施米特是否也像施特劳斯那样如此重视哲学与神学、理性与启示之争,也颇为可疑。迈尔运用施特劳斯的耶路撒冷和雅典之争这个命题将施米特的政治神学和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对立。但是迈尔模糊了施特劳斯对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分别,只是突出了耶路撒冷和雅典之间的一般紧张。

   3、犹太教和基督教

   并举耶路撒冷和雅典之时,施特劳斯所说的耶路撒冷主要指犹太教,尤其是传统犹太教所信奉的生活方式。迈尔虽然应用了施特劳斯的思想框架,但也做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修正。迈尔所解释的施米特政治神学立场,首先是基督教的,其次是反犹的。施米特的反犹态度和言论,一直就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问题。敏锐如迈尔者自然没有回避这个敏感问题,而是最终归之为宗教问题,因此也就区别了施米特的宗教反犹态度和纳粹的种族反犹政策。这个宗教根源问题实际上触及到了西方的一个根本问题:耶稣是不是基督?如果认信耶稣是基督,就是承认耶稣是救世主,是神。这也是基督教最为根本的信条。对于犹太人来说,耶稣只是一个人,是一个犹太人,而不是神。犹太人在源头上否认了基督教的根本信条。迈尔的解释隐含着这样一个意思:施米特既然是一个基督教政治神学家,那么他的反犹态度从宗教角度来看属于自然而然之事。

   迈尔将施米特定位作一个基督教政治神学家,同时将施米特放到施特劳斯的思想框架中来理解。迈尔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施特劳斯实际上将耶路撒冷等同于传统犹太教。所以,要彻底理解施特劳斯关于耶路撒冷和雅典之争的论述,还需要弄清楚他怎么样理解犹太教,怎么样从犹太教的角度理解耶路撒冷和雅典之争。

   在《迫害与写作的艺术》的前言中,施特劳斯明确说:"传统犹太教对哲学的问题也就是耶路撒冷和雅典的问题"。从这个断言里面可以看到,施特劳斯把传统犹太教等同为耶路撒冷和雅典之争的耶路撒冷一方。这个等同,其实表现了施特劳斯思想的一个倾向。这个倾向就是,施特劳斯实际上认为犹太教比基督教更为高明。那么,究竟高明在什么地方呢?

   在《迫害与写作的艺术》的前言里,施特劳斯说明了传统犹太教和基督教之间的一些根本分别。主要分别可以大致归为两点,一是神的启示在传统犹太教那里是律法,在基督教那里则是教义信仰。二是哲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在传统犹太教世界中,它的地位一直是可疑的;在基督教那里,哲学则在神学体系中地位非常稳固。这样就涉及到施特劳斯对哲学本身的看法。在他看来,犹太教对哲学本身的警惕,更好地把握了哲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本质。哲学不断追问事物本质的热情,必然会最终动摇律法的根本,所以传统犹太教对哲学始终抱有深刻的怀疑和警惕。那么反过来呢,也恰恰因为这样,哲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也更好地保持了它的完整性和纯粹性。在基督教神学体系里边,神学对哲学本身不但没有敌意,而且把哲学作为进入神学殿堂的门槛学科。这样,哲学就成了基督教神学体系的坚实基础,但同时也不得不成为神学的婢女,因为它必须在根本上服务于神学信条。

   施特劳斯还将基督教传统看作是现代性的根本渊源。1936年,施特劳斯发表了论述迈蒙尼德和法拉比的一篇文章,文中强调了中世纪犹太-阿拉伯思想与古典思想在政治科学方面存在着"一种深刻的一致性",并且明确断言:"新约也许导致了而宗教改革和现代哲学则无疑导致了与古代思想的决裂"。根据施特劳斯的分析,现代政治哲学企图通过启蒙让世人完全摆脱愚昧,摆脱宗教,从而建立一个理性的世界。这也就是说,这种启蒙教育是放之世界而皆准的理性教育。这个目标推到极致,就是要建立一个天下大同的人类世界。

   就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关系来看,基督教是普世的宗教,而犹太教是一个民族的特殊宗教;因此,从犹太教到基督教有一个从特殊到普遍的飞跃。犹太教的主体局限于一个特殊民族,也就是犹太人。基督教则把信仰主体推广到所有世人。所以,从犹太教到基督教,便是从特殊民族的拯救和普世大众的拯救。根据犹太人的律法,神拣选犹太人作为神的子民。根据施特劳斯的解释,神选择犹太人并令他们受苦是为了向世人表明:这个世界得救的时刻还没有来临。犹太人坚持自己的选民身份,就是坚信救世主还没有来临。基督教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因为对于基督教来说,救世主已经来临了,这就是耶稣基督。相信耶稣是基督,就得拯救。施特劳斯认为,现代哲学的大众启蒙和基督教的普世拯救是一种乌托邦,是一个不可能。所以,相对于基督教,施特劳斯倾向于回到传统犹太教;相对于现代政治哲学,他倾向于回到古典政治哲学的精神。最后的问题是:究竟该怎么样了解政治哲学和犹太智慧的关系问题?

   4、犹太教和政治哲学

   在1962年的一次讲演中,施特劳斯将自身的思考主题确定为"犹太人问题"。施特劳斯不是一个政治哲学家吗?为什么他的思考主题反而是"犹太人问题"?

   从哲学史的角度来看,是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带到地上,把自然哲学转变为伦理学。在这个意义上,苏格拉底是第一个政治哲学家。苏格拉底哲学使命的起点,在于对神谕的怀疑。神谕说,世间没有人比苏格拉底更加聪明。为了挑战这条神谕,苏格拉底想尽办法找世间的聪明人交谈。希望因此找到比他更为聪明的人,从而反驳神的谕示。犹太精神的起点和希腊哲学精神的起点完全不同。希腊哲学精神的起点是在接受神的谕示之时企图质疑神的谕示,犹太精神的起点则是完全服从神的律法。希腊人的智慧在于理性盘诘,在盘问中超越一切,犹太人的智慧则在于恭行上帝的诫命、谨守摩西律法。苏格拉底因其不依不饶的盘问而显智慧,犹太人则因恪守笃行神法而显其聪明。这是施特劳斯所论耶路撒冷和雅典之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同时,两者之间的一个根本的类似点对于理解施特劳斯所说的耶路撒冷和雅典之争也十分重要。希腊哲学和犹太传统都对普世教育和普世拯救持怀疑态度。传统犹太教坚持特殊拯救论,希腊哲学坚持少数人启蒙的观点。可以说,犹太民族作为民族在世上各族中的地位和苏格拉底作为个人在人群中的地位,有其类似之处。换个角度来说,犹太人作为民族在这个世界上所背负的命运和苏格拉所背负的使命极为相似。

   苏格拉底这样的哲学家人间稀有,散落在万千大众之中。其不依不饶的盘问既令人头痛,又令人警醒。哲学盘问表明了,哲学的落脚点根本就不在政治生活之内,虽然追求哲学者都置身于政治生活之中。只要哲学没有王位,哲学与政治在根本上的冲突就不会完结。哲学的存在见证了世界还没有摆脱恶。作为没有自己土地的民族,犹太人散落在尘世万族之中,以其笃信重重黑暗之中的上帝而贵为世上的稀有民族。对犹太人来说,尘世的一切王位皆为虚妄。犹太人的笃信表明了他们的落脚点也不在任何万族所依赖的政治生活,尽管他们不得不生活在万族之中。犹太人对神治的盼望与万族尘世政治之间的冲突不会完结。犹太人的存在见证了,弥赛亚还没有来临,世界还在恶的统治之下。犹太人的谨守神法在万民之中既赢得敬重,也引来嫉恨和迫害。

   施特劳斯认为,犹太人散落万民之中受苦,这是捡选民族的使命。犹太人被捡选出来以证明救赎尚付阙如,这是犹太人作为捡选民族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只要犹太人问题还没有解决,就表明弥赛亚还没有来临,世界就还没有得救。犹如苏格拉底是神送给雅典人民的礼物,犹太人是神送给尘世万民的礼物,用以警醒万民。所以,在这个世界上,犹太人问题无法解决,除非弥赛亚来临;就好像哲学与政治冲突无法缓和,除非哲学拥有王位。苏格拉底在一定意义上是神拣选的个人。这个人在世上的存在就证明了,世人还缺乏真正的知识和智慧。施特劳斯对耶路撒冷和雅典之争的特别强调,在一定程度上也令人容易忽略了:两种生活态度除了在根基上针锋相对之外,还拥有十分类似的高贵命运。

   最后,需要强调一下理解这个耶路撒冷和雅典之争的另外一个重要维度。

   1955年,施特劳斯在耶路撒冷大学讲演〈什么是政治哲学?〉。开篇便说,政治哲学的主题--"义人之城、虔诚之城"--在耶路撒冷比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得到了更为严肃的对待。这句话说明了,追求完全正义和虔诚的城邦乃是耶路撒冷和雅典的共同主题。然而,两者通往正义之城的道路截然相反。一条道路是通过理论沉思建构一个绝对完美的正义城邦;另一条道路则是通过践行神法而渴望绝对完美的神治状态。如此说来,耶路撒冷和雅典之间的紧张也是理论和实践的紧张。在〈神学和哲学的相互影响〉这篇文章的第一节尾段,施特劳斯就直接将圣经传统和希腊传统的紧张归结为人类生活中最为基本的二元论:言与行的紧张。两者的紧张关系因此最终可以归结为言与行何者优先的问题。具体来说,雅典选择了言语的优先性,耶路撒冷则选择了行动的优先性。

   要真正理解施特劳斯所说的这种言行二元紧张,需要将它与对正义之城的两种真诚渴望和永恒追求结合起来分析。犹太律法强调在行动上服从摩西律法,服从上帝的诫命和捡选。犹太人之为拣选民族,他们要通过笃行律法而渴望正义之城的最后来临。最终正义是否最后来临以及何时来临,这一切都依赖于神。犹太人对正义之城的渴望以及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受苦,都表现出了最终的正义尚未来临。希腊政治哲学选择通过对话言辞建立最佳政治秩序,建立起"理想中的城邦"。只有哲学家称王,这个理想国才有可能。然而,哲学家称王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完全依赖于那不可依赖的运气。所以格劳孔说,"这种城邦在地球上是找不到的。"但是,苏格拉底回答说,这样的城邦"现在存在还是将来才能存在,都没关系。"最重要的事情是,理性的人"只有在这种城邦里才能参加政治"。也就是说,哲学家的根基同样也不在这个大地上。

   5、结论

   无论耶路撒冷还是雅典,从正面来说,都追求最完美的正义之城;从反面来说,都否定了人间政治现实的完满性。两者之间的根本争议在于究竟如何(通过行动还是通过言辞、通过实践还是通过理论)建立最佳政体,追求正义之城。两种对正义之城的追求道路虽然不同,但是都提醒并见证了世间尚未摆脱恶苦的事实。施特劳斯所说的耶路撒冷和雅典之争的问题,因此根本上要追踪到如何追求正义城邦和最佳政治秩序的问题。

   施特劳斯始终坚持,人类虽然始终生活在政治之中,但是人类生活的尊严恰恰在于保持超越政治生活的希望。政治是人类生活的根本现实,但是人类生活的尊严在于追求高贵的政治。施特劳斯始终秉承古典政治哲学精神,通过辩证法建立语言中的完美城邦,并悉心教导其必要性、可行性和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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