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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海田:当代文学历史化的有益尝试

——论《东吴学术》“年谱研究”的意义

更新时间:2014-12-03 13:37:06
作者: 闫海田  

   “年谱”,作为一种研究范式,以其“述而不作”,显示出最接近于“史”的品质。“年经月纬”的结构也非常便于发现研究对象的变化规律。因此,“年谱”向来是学术研究的重镇,众多学者均对其青睐有加:“作为一种传统学术形式,编订‘年谱’是积累史料的良方,而‘年谱’又是史学研究的重要基础。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曾高度肯定‘年谱’对历史研究的意义。鲁迅也曾指出:‘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现在新作的古人年谱的流行,即证明着已经有许多人省悟了此中的消息。’王瑶在新时期之初,也提出‘由年谱入手,勾稽资料,详加考核,为科学研究提供必要的条件’的设想。”①

   而“年谱”的“史学”身份,也必然决定它对“文学研究”的重大功绩亦在于资料的积累与保存。所以,这对当代文学研究,尤其是为1950年代以前出生的作家、学者撰写尽可能详尽的学术年谱,除去“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以外,则更有为后世预先留存一份准确的史料的价值。因这些“谱主”尚健在,所以,很多与其相关的文学与学术事件便有最大可能地做到时间上的详尽与精确。这是“年谱”体例之最主要的价值所在,亦是传统的年谱写作之最高的理想。但“年谱”作为人物传记之一种,其文体特征亦随时代之变迁而有很大变化:“年谱是人物传记体裁之一种,它与评传的主要区别是采取‘年经月纬’的顺序记述人物的言论行事,而不附加作者的主观褒贬,是研究人物生平的重要参考资料。它‘兴于宋’,‘入清而极盛’,但是,这种撰谱体例,在1922年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的出版,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取得了新的进展。”②

   胡适一改传统年谱“单记行事”的体例,而对“凡是可以表示他的思想主张”的“最重要的文章”,“都择要摘录,分年编入”,并进行评论③。这一做法,对后世的年谱写作影响深远,甚至也影响到一些学者的文学史写作。如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其“引而不评”,或以“引号”来标识某种观点并非出自著者的“客观呈现”式文学史叙事策略,都有这一胡适改进年谱体例的痕迹。

   可以说,当代的作家文学年谱与学者学术年谱的写作,均基本承袭胡适对年谱体例改进后的撰写思路,即对重要研究文章,“都择要摘录,分年编入”,并略加点评。因此,当下的“年谱”研究,无疑构成了对文学批评的一个补充,它以某种隐秘的倾向而显示出撰写者的文学史观与审美向度,并以扎实的史料支撑起他的判断与观点。这一年谱写作的新质,无疑对重视当代文学研究之历史化与学术化的学者有较大吸引力,他们意识到这样便可以采用一种介乎文学批评与文学史著之间的一种文体,它比“作家评传”与“文学史著”灵活,而又比单纯的文学批评厚重严谨。因此,有学者援引胡适的做法而对之大加肯定:“年谱与评传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事实的编排是否严格按时序和材料的剪裁取舍上,而不应限制在是否可以参以作者的评论上。事实是在‘纪实传真’的前提下,无论是‘年谱’或‘评传’,无论是有无批评的年谱,都必然要烙下撰写者的主观见解,纯客观的年谱和评传是不存在的,问题的关键是评论是否恰当。”④

   于是,当代的年谱撰写,“择要摘录”亦开始有倾向地“择”,而撰者亦不再避讳对所“择”“文段”的臧否品评。于是,“年谱”研究,亦有成为当代文学批评的一个“变体”的趋势。

   二

   当代文学批评向来为人所诟病与低看的原因,正是其主观情绪化过于严重。这似乎是近年来当代文学批评界的一个最主要问题。当然,当代文学自身的学科特点决定了它不可能像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那样“史”重于“评”。因此,当代文学批评仍然是当代文学研究中最重要的一个阵地。但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化与历史化,也一直是一批有学术追求的学者与编辑努力的方向。因此,正如前文所析,“年谱”因其体例的现代变迁恰恰满足了一些学者所寻找的介乎“批评”与“史著”之间的一种研究范式,而《东吴学术》在近三年间集束式地刊出当代重要作家的文学年谱,无疑正是对这一潮流的及时呼应。

   可以说,在中国当下众多以刊发当代文学研究为主的期刊之中,独有《东吴学术》对“年谱研究”有特殊的自觉意识。其2010年创刊,2012年始设“学术年谱”专栏,迄今短短两年间,已刊发“年谱”类研究文章19篇。这一举动,显然已成为当代文学期刊界的一个相当独特的景观。这19篇“年谱”研究文章,以作家的文学年谱为主,如王侃的《余华文学年谱》⑤,梁鸿的《阎连科文学年谱》⑥,梁海的《阿来文学年谱》⑦,何平的《范小青文学年谱》⑧,廖述务的《韩少功文学年谱》⑨,朱厚刚的《劳马文学年谱》⑩,赵凌河的《施蛰存文学年谱》(11),汪雨萌的《史铁生文学年谱》(12),张学昕的《苏童文学年谱》(13),张光芒的《铁凝文学年谱》(14),李桂玲的《莫言文学年谱(上)》(15);同时也兼及一些著名学者,如金理的《陈思和学术年谱》(16),杨斌的《李泽厚学术年谱(上)》(17)、《李泽厚学术年谱(中)》(18)、《李泽厚学术年谱(下)》(19),陈舒劼的《南帆文学年谱》(20);以及海外汉学界有影响的译者,如史国强的《葛浩文文学翻译年谱》;另外还有与“年谱研究”比较接近的“编年纪事”体,如邢丽凤的《新世纪文学编年纪事(2001-2004)》(21)、《新世纪文学编年纪事(2005-2007)》(22)。如此大规模地集中发表作家与学者的“年谱研究”文章,自然是《东吴学术》有意突出“年谱”与“文学编年纪事”类研究范式的一个姿态。《东吴学术》的主编林建法亦为《当代作家评论》的灵魂人物,他与学术界众多顶级学者均有密切联系,其编辑思想亦可看做是当下学术界新的动向。即当下的研究界与创作界均屡现对文学批评的不满之声,“红包批评”之“捧杀”与“酷评”之“骂杀”两极并存,批评失去有效的客观标准,这使一些有学术品格的学者颇为痛心,因此,“年谱研究”与“文学编年纪事”源自文体自身的“述而不作”的“史”的品质,便被视为有效抵制这种过度的“主观化批评”的救命稻草。

   的确,“年谱研究”在上述问题上确实有一定的效果。纵观《东吴学术》的19篇“年谱研究”文章,至少在形式上已经辟除了明显主观情绪化的氛围,其平实、简约、朴实的行文风格,亦与当下的众多批评文章风格迥异。下为《东吴学术》19篇“年谱”研究文章中随意抽取出的片段,可略见一斑:“二○○八年,四十六岁。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由林建法策划的《苏童短篇小说编年》五卷,包括卷一《桑园留念》(一九八四至一九八九),卷二《狂奔》(一九九○至一九九四),卷三《十八相送》(一九九五至一九九六),卷四《白沙》(一九九七至一九九九)和卷五《垂杨柳》(二○○○至二○○六),这套‘编年体’文集,可以视为对苏童短篇小说创作的一次全面整理。本年度还有《香椿树街故事》(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年的《当代作家评论》第六期开设了‘苏童研究专辑’,包括张学昕、苏童《感受自己在小说世界里的目光——关于短篇小说的对话》,张学昕《苏童与中国当代短篇小说的发展》,汪政、晓华《苏童的意义——以中国现代小说为背景》。”(23)这是刊发在2012年《东吴学术》第6期上的《苏童文学年谱》片段,其作者是长期从事苏童跟踪式研究的批评家张学昕。《苏童文学年谱(1963-2012)》从1963年苏童出生始,一直写到当下的2012年。这是到目前为止,最详尽、最完整、最新颖的苏童文学历程的梳理。这篇三万五千余字的长文自其在《东吴学术》2012年第6期发表以来,很快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足见其学术价值。此文以厚重、朴实、凝练的语言客观记录苏童的文学经历为主体,间杂以用力颇深的选摘评论家评介苏童的严谨之论,将苏童的文学成就与风格走向画出了一个清晰而精确的时间层面的图谱。像苏童这样正处于创作盛年的作家,因其在时间与空间上都与研究者过于切近,而使对他的研究不可避免地批评化,这对于追求严谨学术境界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其实,这也正是文学批评与学术研究之间的深刻矛盾之处,研究者若想真实而客观地评价研究对象,就必须最大可能地进入作家的世界;但越进入作家的世界深一层,也就越有因离作家过近而使研究过程蒙上主观情感因素的危险。所以,很多批评家在获得批评的盛名之后又都弃绝了鲜活的批评之笔而转入文学史、批评史、学术史的研究,这正是一种无奈之举。在这个层面上,“作家文学年谱”的研究范式,无疑具有某种缓和的意味。因其“述而不作”的文体特征,要求研究者必须以“春秋”式的“史笔”将其价值判断隐藏在其“微言大义”之中,所以,“作家文学年谱”可以最大限度地收束与隐蔽研究者的观点与看法。因此,即使研究者对研究对象有无法辟除的情感因素,但当他在写作“文学年谱”之时,也必须将其收束在使人不易察觉的层面上,或者能以强力将其碾碎而揉进事实的缝隙间使人不能明见。可以说,《苏童文学年谱》基本做到了“春秋笔法”的“述而不作”,在行文之中,张学昕最大可能地隐去了他对苏童的主观情感成分,苏童的重要生平部分均以中性的纪实文字来叙述,而其中所涉及到的对苏童小说的全部评价,也均以引用的形式出现。这对于张学昕这样以激情人批评的诗人式的学者来说,其将批评的个性以强力收束起来后,更使他的语言呈现出一种别样的太极般的张力。这些,也都可以看做是“年谱”这一研究范式的“文体”功能的体现,它以其自身不可忽视的文体形式而使得一些“激情洋溢”的“诗人式”批评家有意识地趋向内敛,而表现出学者的缜密与沉静。

   这一点,在王侃的《余华文学年谱》(24)中亦有精彩的光芒闪现。王侃与张学听的学术气质十分接近,他们的语言都有强烈的诗化倾向,这虽使他们的批评文章华彩万千,但正如前文所析,这无疑也使他们的研究更有主观的色彩而掩盖了他们的学术锋芒。《余华文学年谱》正是因其“年谱”的“述而不作”的暗示,使王侃在对余华的“描述”上,时刻有意识地“史化”:“一九九二年,三十三岁。是年发表的作品有:《一个地主的死》(短篇,《钟山》第六期)、《活着》(长篇,《收获》第六期)。是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活着》,是余华迄今为止最广受欢迎的作品,至今保持着每年约十万册的销量。余华在《活着•前言》中如此写道:‘我感到自己写下了高尚的作品。’他也曾以高度简洁的话语‘点化’过这部作品:‘以笑的方式哭,在死亡的伴随下活着。’批评界自这部作品发表始,二十年来一直保持着研究热情。有论者认为,‘《活着》是当代小说中超越道德母题的一个典范,它不但高于那些以‘解构’现存道德为能事的作品,而且也高于那些一般的在伦理范畴中张扬道德的作品。它使小说中的道德问题越出了伦理层面,而成为一个哲学的、甚至神学的问题。’同时,《活着》也被批评界普遍认为是余华的转型之作,他在这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现实态度和情感含量,使批评界认为他已摆脱了先锋文学落幕后的困顿,并在仍处困顿的先锋作家群中脱颖而出。”(25)

   但仍可看出,即使“年谱”如何不时发出“述而不作”的“警告”,锋芒毕露的王侃仍然不时地在那“年谱”的狭小“个人”空间里流露出要腾挪而起的表情,一个诗人气质强烈的批评家,其内心的热力无论怎样收束都会透射而出,而闪着隐隐的主体精神的光芒。这却是在王侃的其他文章里所没有的别样风格了。而这,也可以归功于“年谱”的特殊“文体品质”的“改造”能力。

中国传统的“年谱”研究,本最重史料的扎实详尽,在这一点上,《余华文学年谱》因其“谱主”仍然在世,原可做到更细更深,但也正因“谱主”的仍然在世,而降低了作者对其“文学时间”由月向日推进的“认可度”,最终致使本年谱只停留在“月”的层面上。究其根因,似传统的“年谱”研究更谨慎,选择“谱主”多为有考证难度的历史人物。而《东吴学术》推出如此规模的“活人年谱”研究,则是看中了“年谱”研究的“述而不作”这一文体“特征”,这是借“年谱”研究的文体特征而有意抵抗当下批评过于主观情绪化的弊病。因此,从这一层面来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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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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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文坛》(成都)2014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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