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李幼蒸:杜任之和现代西方哲学重建亲历记

更新时间:2014-12-02 21:50:41
作者: 李幼蒸  

    

   有关杜任之先生的生平和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重建事业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我其实并不具备叙述和分析的资格。杜任之虽然是党内自由派,但私人谈话间还是颇有分寸,毕竟我们还是同事关系,他也是我的直接领导。可是另一方面,时间非常凑巧,我恰恰又在他推动恢复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事业的四五年期间,参与过他的许多文稿的起草和学术活动,往往一周见面数次。几年来他也不时与我谈论各种见闻和意见,使我对他的经历、处境和性格逐渐加深了了解。

   我们之间的巧遇和合作关系颇有些戏剧性成分。试想,什么是那时的我?半年多前,避震离京以来尚在江浙一带游荡;同年春,还曾在南京燕子矶头望长江而咏叹“穷且益坚”。回到北京府右街斗室,又须应付街道可能加予的骚扰。而什么是那时的杜老?不久前尚系狱秦城,来日无多,狱窗望月,尚能有所期盼乎?同一时期的我,在透过形同狱窗的窄小铁条窗口望着同一轮明月时,又如何会有异日奋起之念?不想,1977年底一个纯属偶然机缘,我们两人相遇了,并立即找到了彼此间的坚实联系点:积极在中国推动现代西方哲学重建事业!杜老是文革前官方译介现代西方哲学资料的主管(在那时,这个“芝麻官”具有多重要的意义,现在中青年学者大概难以体会)。我则是长期隐遁于中南海旁的独立哲学探索者。命运却在适当的时机,适当的场合,把我们牵引到一起,于是在百事待兴之会,一同投入哲学复兴事业。杜老的性格,与人一见如故。当然也有一个并非无关紧要的私人性因素:杜老自称是家父李蒸三十年代主掌北师大时附中的学生。(杜老的记忆是否正确,我未考证。但我心領了这个美好说法背后的“念旧”之情。)1977年底,家父刚于两年半前离世,他生前再也不会料想到我会于两三年后被他的一个几十年前的“学生”重新引入社会;更不会料想到,7年后我会因此机缘而亦能“就读于”他于二十年代读书过的纽约哥大。

   1初识杜老和成为杜老的“千里马”

   我和杜老一见如故。自由翻译家叶林因系民盟成员,先我结识正在社会上“觅才”的杜老。叶林与我文革时期相识,曾介绍我翻译过德文科技资料,挣过一点外快。叶林虽是个体职业,却结交广泛,1977年夏秋间首先被杜老选为“千里马”,为杜老翻译有关列宁未刊文集的资料,并拟安排加入刚成立的马列主义研究所。杜老向他打听是否还有“在野遗贤”。叶林遂提到我这个人,爱好哲学,正在翻译材料。杜老马上让叶带我去见他。1977年底左右见面后,我遂毫无保留地把自己长年独习现代西方哲学的经历见告。杜老惊异之余,得悉我竞已译出一本有关结构主义的小书,大喜过望,因为他正在到处找寻能够了解结构主义的人士。武汉江天骥本治分析哲学,作为国内少有的西方哲学专家之一,曾被邀来京考察结构主义资料却未得其果。杜老看到我的译稿后,马上告我两个决定:立即向商务推荐出版;著手安排我进哲学所。与此同时,希望我先协助他编辑人民出版社已安排的选题《现代西方哲学家述评》。我当即应允,并立即投入工作。

   虽然只是参加一本书的编辑工作,我却突然领悟到这岂非关系到一个重大的目标:在27年禁制后,在中国要为现代西方哲学正名了!而杜老正是这个涉及全国意识形态政策大更张计划的直接“操盘手”之一,我则因缘时会地参与了他所推动的哲学正名计划。在最初共同工作期间,我们不须多谈有关这一工作的重要意义的问题,因为彼此默契十足,谁都知道对方象自己一样明白此事的重要性:它触及几十年来意识形态的核心问题:列宁《唯批》的紧箍咒之正当性?当然,和作为长年卷入社会实践的杜老相比,我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细节掌握得自然更多,因此随时向他提供建言。杜老则始终从善如流,对我信任有加。杜任之早年和洪谦一同乘火车赴德国攻读哲学,洪谦攻学院派正宗,杜老则关注社会哲学,特别是法兰克福批判哲学。由于后来投身革命,为学时续时辍;政治上亦不属正统,兼有历史问题,一直未能担当重任。后来转到哲学所主持现代西方哲学资料编译工作,同时也成为联系哲学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党内专家。在列宁主义传统中,哲学成为革命事业的有机部分。列宁“戎马倥偬”,不忘哲学,大伐异端,亲定思想正统。从此“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第一大敌。列宁主义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是二十世纪最有兴味的政治社会学的大题目,它相关于东方阵营对现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采取全面禁制和拒绝思想交流的长期政策。早在中学时代起我就对“内部”异端普列汉诺夫思想感到兴趣;从《唯批》中发现列宁所批判的思想竞都是一些极有意思的话题。《唯批》,特别是对马赫的批判,成为我当初雅好逻辑实证主义的因由之一。其后二十年下来,我已深知现代西方哲学的意义,远远超过其与现实政治意识形态的关联(这是杜老主要关心的方面),而是相关于人类整体知识的进步。

   我不是一个容易与人相处的人,特别是看不惯言行不一、藉势欺人之辈。但我和杜老应该说是“有缘份”的,几年来为他工作,是甘心情愿的。他让我感觉到一种真实的关切,例如主动决定为我推荐出版和安排进所事宜。事后想来,这种行事风格已可说是百里挑一了。换了别人,多半要充分利用我的弱势地位,尽量“盘剥”,而不使我有机会独立出来。(包括我的一位右派亲戚,利益当头时,背信弃义,还振振有词地辩称“自私有理”,在约稿拒刊后公然说出:“这个风头我还要出呢!”)而杜老告知那改变了我一生命运的决定时,竞如此自然而坚定。当然,另一方面,他也坦率地要我为他工作。我并不觉得为他撰集资料是甚麽“负担”,反而觉得是“为了共同的事业”而应尽的义务。杜老对我的知识和见解也是极其信任和尊重的,实事求是,毫无“面子”顾虑,彼此都做到了“忘势”境界。此外,生活上也十分关心,进所后教我如何应付人事处工资定级的问题。最有趣的是,他告诫我在所里遇人不必过于恭谨,否则面善被欺。当时我对他的话还将信将疑,不过后来到所后对一些个人的“侵犯”行为却又往往反应逾度,毫无涵养。以至于他又劝告我须学会克制,不可事事与人直接摊牌。

   1978年上半年杜老终于安排我参加了五种外语哲学原文翻译的考试,每种三小时。记得德文是一篇由芬克所写关于现象学的文章(我的“考官”有:英文,涂纪亮;德文,郭官义;法文,傅乐安;俄文,涂纪亮;日文,丘某)。这样我就进了哲学所,并且有些“怪怪地”和同室人一起坐在小小办公室内,算是成了“工作人员”。最初,一向与杜老不睦的日文组方支书,对我的不正规进所感到不快,他自行决定不发给我各种学习材料,杜老常曾为此与他理论。但自从他不久去逝后,我在室内的政治性阻力没有了。我能在“隐居”十九年后从社会上一步进入最高学府,当然首先因为政策关系(学术机构向社会开放了半年左右,我恰于此时进入)。其次,杜老是最关键的具体因素,没有他的地位和关系,这一切也是不可能的。再其次,所长孙耕夫为文革受过冲击的军队转业政工干部,为人正直;他虽与杜老个人关系不和,但对于接受我一事予以支持。最后人事处长屈敬先认真贯彻杜老意图,硬是排除了我所在的街道办事处的阻挠,调出了我的档案。(主要因为孙,屈二人的帮助,我的妻子后来被安排暂借用哲学所名额调到北京一家单位来了。孙为人不苟言笑,后来在我为妻子调工作事去陈情时,他竞说出“象你这样肯干工作的人,很少见!”那时我从“领导”口中意外听到这样友善的话,反倒感觉突兀起来)。事后回想,我当时能进入哲学所主要应该感谢这三个人。如果是后来知识分子当政时代,则绝无我的机会了。

   2随杜老讲课和开会

   大约在1978年上半年,我还未正式进入哲学所时,协助杜老做的第一份工作就是“陪伴”杜老在北京一些高校哲学系去讲演现代西方哲学各流派知识。那时社会气氛已然有所松动,但政策尚未明朗,谁也不清楚该如何对待“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现代西方哲学;谁也不敢公然“违背”(更谈不到抗拒)《唯批》。杜老因是坐过共产党牢房的共产党员,加以职责所在,所以毫不犹豫地一马当先,成为哲学界内令各方钦佩其敢言的“老专家”。我作为杜老的私人助手,也乘车同进同出。杜老讲课时,我或立或坐于身后,样子一定怪怪的。遇有专门名词或生疏人名,我则在黑板上同步写出简释,有时还加上原文;对于我在旁自动加予的“注解”动作,杜老颇为高兴,似乎还以此为傲(好象在向公众展示说:看!这就是我找到的“千里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虽然实际上我们迈出的是一小步,而在象征的意义上,我和杜老都认为我们正在迈出一大步:摆脱教条主义的过去,朝向改革开放的未来。我们私下里谈话时都认为,为现代西方哲学正名的意义,一点也不低于同时期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意义。后者的意义在政治,前者的意义在学术。

   大约在1978年底或1979年初时,现代西方哲学研究正名的集体努力终于有了突破,这就是在北大外哲所召开的一次有关解放哲学思想的座谈会。洪谦和杜任之共同主持,汝信代表哲学所,李泽厚,陈奇伟等多人作为中年专家,参加了会议,中宣部理论局负责人也到会听取意见。杜老让我作为他的助手同时与会(杜老为人敦厚,而行止不时透露幽默。他带我参加讲课和开会,并不是要摆排场,而是在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势利环境里,通过把我这麽一个擢自民间的生面孔突然带到专家场合,以“实际地引介”我这样一个同行的存在。这种不无稚气和幽默的杜老姿态学,颇可反映杜老仁者的“爱人”情怀)。于是我这个“在野遗贤”,竞在府右街“蛰伏”了一二十年之后,有幸聆听了在历史转折点上的“专家们”是如何“突破”列宁《唯批》禁制令的(五十年代年我初读此书时,喜读作者所引述或所批判的话语,因此熟悉了这种特有的双层语言构造。在北大座谈会上也就完全“听得懂”专家们说出的每一句话,并体认到:大家都想摆脱这位哲学导师的“世纪禁令”了)。议论细节已不记得,但杜老是当然主角,洪谦亦一反平常的谨慎,大胆发言,为现代西方哲学正名。好象从这次会议以后,现代西方哲学在中国学界的正当性才明确获得了官方的认可。

   3共同编辑《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

   在1978到1981的三四年中,除自己的研究项目外,我成为杜老非正式的“助手”。在各种各样的书写类工作中,最主要的部分就是参加编辑正、续两集《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文集。通过百名哲学家思想的编撰,1949年后第一次对现代时期西方主流哲学思想公开加以介绍。这在当代中国哲学学术史上具有代表性意义。其实杜老最初对我的主要期望,就是协助他编写此书的第一卷:五十个现当代西方哲学家思想述评。大约从1978年初起我就投入了这项工作。当杜老把他徵集到的一些文章交给我时,我发觉大多数文章的篇幅都过短,不过两三千字。虽然多数作者都是高等院校和研究所的专家,但当时的研究和出版条件还未恢复正常。对于此书最初稿件规模的简陋我的理解如下:

   ~杜老凭借个人威望和北京人民出版社的支持进行约稿,属于尝试性,首先大家还无把握此书是否可出版,因此积极性并不高。

   ~多数人对撰写有关现代西方哲学文章都是顾虑重重,对于中央学术政策的变化没有足够信心。

   ~专家们对于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大多荒废已久,不知如何写起;甚至于对于何谓“写作”都已感觉生疏

我从杜老本人准备的几篇文章中已发觉问题的存在。杜老和其他专家不同,他也许是唯一无所顾忌的作者。我在对此任务进行了通盘考虑之后向其建议:首先扩大编写规模,从平均每文三千字左右扩大到5千到1万字。杜老马上问我:“大家有办法积累足够的材料麽?”我答称,不应该有问题。对于老专家来说,首先是解消思想顾虑的问题。至于中年专家也许会有一个外文条件的问题,但应该鼓励他们阅读和研究。杜老同意了我的建议,于是我代拟了一份新的约稿通知,并取得人民出版社袁淑娟责编和薛主任的积极支持。在杜老和编辑部的信任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gouwanying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80850.html
文章来源:《忆往叙实》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