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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祖祥:教育注定是薪火相传的事业

更新时间:2014-12-01 21:45:10
作者: 苏祖祥  

  


   盗火的神话起源于古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盗火的现实发生在当下中国的教育活动之中。

   “所有人类活动都是在苦苦追求被认为是好的东西”(舒马赫语),而教育的终极目标则是引导人用最好的方式去追求这个时代最好的东西。什么才是最好的方式、最好的东西?尽管这是一个人言言殊、见仁见智的问题,但经过各种人类文明反复淘洗、反复打磨过的基本信念、核心价值,构成“最好的东西”的精神内核和物质外壳,同时也成为最好方式的出发点,是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的共识。

   在“什么是最好的教育”这个问题上,朱永新老师最近提出:“有必要像当年真理标准的讨论一样,开展一场什么是好教育的全民讨论,提升整个民族的教育素养,形成教育改革的全民共识,为接下去的行动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由此看来,“盗火者”以其坚实的行动和超迈的思想,在引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在凝聚共识并提取最大公约数,在盗取人类文明的智慧之火以照亮教育改革之路。这场革命虽然不是那样大张旗鼓,但却关乎整个民族教育素养的提升。

   由于时间和空间的阻隔,以及教育改革的相对滞后,这些年来教育既是社会的热点,又是社会的痛点。人人都在谈教育,人人都对教育痛心疾首,人人都觉得教育千头万绪、无从下手。有鉴于此,今年国务院推出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方案,希图收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与此相呼应,《盗火者》一书意在唤起全社会对教育的关注,一种从思想到实践、从方法到态度、从过程到结果、从宏观到微观的关注,一种从家庭教育到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自我教育的全方位的关注。

   吊诡的是,现在宏观的教育问题缺乏关注,而与每个家庭息息相关的具体教育问题却被过度关注和不得法关注所困扰。正如孙云晓所指出的,这是一个让儿童特别恐慌的时代——83.6%的中学生父母要求孩子考进前15名,54.7%的父母希望孩子将来读到博士学位;这些高期望,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实现。古语云: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树木与树人有着天然的相似性,因此不妨以种树来打比方:如果一个人口里说着希望树苗长成参天大树,每天都去摩挲树叶,抚摸树干,不断浇水,过度施肥,生怕风吹雨淋、日晒夜露,那么培育出来的只可能是温室里的花朵。悲催的是,现在学校和家庭恰恰就是用这种方式在培育学生。于是这些在单一应试模式下培养出来的大学生被压成了扁平状,他们自私、偏狭、患得患失、缺乏常识,诗人王小妮“在那些年轻的面孔上读到的是困惑、迷茫、贫乏和冷漠”。

   单一教育模式的另一种弊端是过于功利的教育期待:家长、社会、学校、老师、学生都希望考好大学,考一本二本,考211,考985,考北大清华,于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学生们无暇亲近自然,无暇观察花木鸟兽,无暇眺望蓝天白云,无暇倾听雨打芭蕉,无暇奔跑竞逐跳跃,无暇辩论驳难歌吟,无暇摹状敷色绘影。这里不妨也以种树来打比方:一棵树在成长过程中,难道可以只长树干,停止树根、树皮、树叶、树枝的生长吗?过于功利的教育期待的后面,是教育之外的就业压力、激烈竞争,而教育则承担起过于沉重的负担,以至于扭曲了教育的本义,造成了一种恶果:单向度的培育模式培育出单向度的扁平人,“无法应对灾难不断、突发事件不断的时代”(钱理群语),就像单一基因的植物无法抵抗病虫害一样。完整的教育造就完整的人,成为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神话。

   只重结果不重过程,也是现行教育模式的痼疾。蔡朝阳、郭初阳们对这一痼疾有着非同一般的矫正意愿,于是和语文教材“杠上了”。他们不能容忍语文课本里的《我选我》所暗示的“权力的隐形结构”,不能容忍这种只有结果、缺乏过程的形式主义,不能容忍忽视程序正义、只看最终结果的装模作样,不能容忍《自己去吧》只有结果没有过程的胡编乱造,不能容忍编造《爱迪生救妈妈》的虚假故事——郭初阳如是说:“有人认为可以通过编一个故事来传达真理,但是真理从来不是通过假话来传递的。”

   相比之下,魏勇似乎更有谋略:他试图在应付考试和独立思考之间找到一个微妙的平衡点——这也是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一线教师的折中选择。他是这样为自己辩解的:“如果你忽略了考试,那你就太傻了,因为这是一个现实的利益选择,毕竟这些学生都是要考大学的。但如果你全部都是为了应试而教学,那你很可能把学生弄成白痴,他将来会恨你的,他会觉得在你的课堂上,除了考试什么都没有。”不能不说,这种夹带私货的行为看上去显得那样琐琐不足道,其实也是一种谨小慎微的盗火行为。虽然这种盗火行为没有普罗米修斯的英雄气概,但也称得上是一种层累的渐进式播火方式,是一种可以被学生、家长、同事、学校社会接受的方式。

   作为一种“必要的乌托邦”(肖雪慧语),教育承载着传承智慧、体现公平、增加活力、点燃希望的重担,承担着为社会重组文化DNA的使命。社会无论给予教育以怎样的关注,都是应该而且必要的——正如1983年4月,美国国家优质教育委员会发表教育报告《国家在危急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从而唤起美国朝野的回应举措那样,惟愿《盗火者》这部书能促进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良性互动,为即将到来的教育革命凝聚最大多数的共识。

  

   本文原载于:《中国青年报》

   作者单位:湖北省仙桃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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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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