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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若虹:八十年代在复旦的大学生活

更新时间:2014-12-01 19:41:48
作者: 李若虹  
记得当时的复旦只是把管理系扩建为管理学院。主要的学术机构就是系,系里设有不同的专业,专业之下最基本的单位是班 级,而班级各有大有小,因系或专业而异。比如,我们的哲学系只有一个班级,1984年一个班级只有五十三名学生,而1982年招的学生就比我们这一届多出 不少。而中文系每一届有几个班,而每个班都比我们的大。班级是学生就学和校园生活非常重要的一个团体。四年内,我们一同上课,一同起居,一同出入,参加各 类活动,彼此难有可以掩瞒的秘密。虽然同一宿舍楼住的女生经常见面,甚至还有一同上一门公共必修课的机会,但是不同系科的学生少有交流的机会。

   班级制和高中的结构并没有特大的差异,只是多了不少系科。每一班级有一位指导员和一位班主任。每一班级有一班长,一副班长,下面还设有学习委员,组织委 员,生活委员和文体委员。最受女生寝室欢迎的是我们的生活委员,因为他负责分发助学金、奖学金和各类票证(如全国粮票之类的)。他一上门,我们的生活立即 有所改观。

   八四级的学生大多数是应届高中毕业生。我们班里只有少数的几位于1982年或1983年高中毕业,但是并没有同学有过任何上山下乡或是在工厂工作的社会经验。

   我们班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大江南北。东北至有来自黑龙江的大庆,西北到有来自新疆的库尔勒,也有来自云南的个旧和江西的吉水。我对外省市来的同学都有 一股难言的羡慕和的好奇,很想知道他们家乡的一切。光是说将普通话一事就让我既即不安又自豪,我可是从来没有在日常生活中用过普通话。从上一年级到高中毕 业,连语文课都是用温州话讲解,只是朗读课文时用标准的普通话。刚到复旦的两个月内,有时午睡醒来,脑子尚未转过弯来,会直愣愣地开口和寝室里的同学说温 州方言。一听我来自温州,不少同学就以另一种眼光看我,就说:“呀,温州人是很有钱的。”要不就是“温州可是冒牌假货的产地。” 青海来的同学说,他父母家人就在一处特大的农场工作,前不久刚从温州押来大批犯人,在这家农场接受劳动改造。

   和来自各地的同学交流中,我一下子觉得世界缩小了,意念中原本遥不可及的人事、景象忽地拉近了,全国各地各处似乎就在我的身边。从未离开过家,一下子觉得 自己被带入诺大的世界,既自卑又好强;既紧张又好奇。纯净的目光充满新奇和得意,更有勃勃的雄心和难抑的激动。来自全国各地的新同学怯生生地欢聚一堂,短 短相谈就使我眼界顿开:千里冰封的东北平原,壮观的西北沙漠,峻秀的西南高山大川,还有我们充满着秀灵之气的江南沿海。世界在一夜之间拓开,于是不再象中 学生那样得天天按时上课,每日作业。虽然寝室不约而同在十点半熄灯,但是不再象中学生那样准时作息,不再象中学时那样受拘于耳旁父母苦口婆心的叮咛。

   每周五下午指导员会召集全班同学开会,进行政治学习。会上,有时会传达校方或系里的时事新闻或中央文件,有时指导员和班主任宣讲全班同学应该注意的事项, 有时也会在会上讨论班级目前面临的问题,尤其是同学们在学习和生活中出现的不正之风,如谈恋爱,周末夜不归宿或是无故逃课之类。

   指导员时常还会和班干部开会,商讨班级工作,了解同学的思想情况和组织归属。当时,我担任的是组织委员一职。我们还有一位班主任,主要负责学生的学业,学 习成绩和整个班级的学风等等。班主任并没有象指导员那么时时查访,密切关心学生的日常生活,但是他也会时时来我们的寝室,问询大家的学习情况,了解有没有 人常常逃课,有没有人考试作弊或是成绩不及格,有没有人学习不用心而需要帮忙等等。虽然分工不同,但是指导员和班主任紧密合作,保证我们在生活和学业上不 会出什么乱子。

   周五的例行政治学习并非只有开会,有时会和年长的研究生座谈,向他们求教,听他们谈研究方法和学业心得,有时会外出郊游,参观博物馆等等。记得,还有一 次,全校以爱国主义为主题举办歌咏比赛,我们就在周五下午全力准备,加紧排练,我们不停地练唱《国歌》和张敏明的《我们有一个名字叫中国》。

   四年级时,复旦南区(研究生宿舍区)即将竣工时,我们本科生以班级为单位周五到南区劳动,帮学校搬运石子,填平路面。当时的教育依然不失“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的精神。

   虽然行政管理严明,但是实际上,我们有的是时间。这是大学生无法剥夺的骄傲和特权。

   一年级的一个周末,两位女生周六到男生寝室打牌,通宵达旦。被我们的指导员知道以后,不仅这两个同学挨批,我们同一宿舍的女生都遭殃,挨个被指导员叫去谈 话。发生这种事情,显然是因为我们对室友毫不关心。夜不归宿,竟然都不闻不问,对室友的人身安全竟然一概不闻不问。她训导说,尤其是我,身为班干部,竟然 没有起到以身作则的模范作用,站出来抵制这种坏习气。那可是一番真诚的指教,可是我们就是难以听进心坎,满腔的抵触情绪。

   有一次,指导员还特意和我谈心,苦口婆心地劝导我说,不应该只做一个单颜色的人,不该只注重学业,还应该常常想着如何向党组织靠拢。也许是我的悟性太差,始终无法提起精神去向谁靠。她也就不再去提此事了。

   四月是江南春游的好时光。春暖花开时,班长带了几个男生逃了两天课蹬着自行车前往苏州郊游,结果闯了大祸。他们为此检讨、自我反省好久好多次。那时女生开始兴涂脂抹粉,我们的指导员视之为大不敬,冷不丁地会问“是否要出嫁了?!” 来刺激我们。

   四,课程的设置

   我们在大学接受的是课堂授课制度。授课一律是讲座式的,极少有讨论班。课堂上也少有人打断老师的演讲,更不必说公开讨论了。我们象高中时那样上课,在课堂 上似乎从来没有问题,只是我们没有固定的教室,只是要常常从一个教室挪到另外一个教室,但只是上课的形式和习惯发生了变化而已。唯一能为之洒脱的是我们不 再有高考的压力。

   我们哲学系的课大多排在校园内最为古老的第一教学楼,文史哲系的很多专业课都安排在这里。第一教学楼位于校内梧桐树林荫道“南京路”的尽头,基本上是木质结构,上楼梯会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给人一种古旧的感觉。从宿舍楼到第一教学楼大约得走上十分钟。

   就在通往教学楼的每一步中,我们迈开走向外面的世界的步子。一年级的一个清晨,在通往第一教学楼的路上,同行的一位上海同学和我说:“美国人竟然又选上了 里根当总统。保守的共和党,真没劲!” 我想,自己竟然对这么重大的国际事件一无所知。我为此还自卑了半天,心想:毕竟还是上海同学见多识广,加紧用功吧!

   每堂课是四十五分钟,大多由老师来做演讲,而且上课的形式是单一的,即教师清一色的演讲。我们一边听着,一边埋头做笔记,如果前一夜睡眠不足,课间打上几 个盹,甚至逃课,是无妨的。课后可以借用勤奋好学、具有高超的笔记技巧的同学的笔记本。课后也没有分组讨论班,也没有开发自己的思维能力的项目。

   我们没有固定的教室和固定的课桌,晚自习的时间也非常机动。我们可以呆在宿舍看书,但是往往会有很多干扰。要想静心看书,就得到教学楼去争座位。刚开始对 复旦教学楼争座位一事一无所知,一心以为诺大的教学楼,晚饭后去了还愁没地方自习?可是,后来亲身经历之后才知道形势的严峻。原来,所有的座位的屉斗里全 都放了大小色彩不一的薄薄的笔记本,表明这个座位已有所属,任何人不得侵占。偶尔看到一些笔记本的“尊严”遭受践踏,远远地被扔出屉斗的。这么以来,等主 人到来之后,难免和座位上的有一番争执,甚至都有过大打出手的。对几幢教学楼的座位形势有大概的了解之后,我们意识到晚饭之后必须刻不容缓,选中教学楼, 才能保证今晚的自习不受干扰。而我们上课所在的第一教学楼由于离学生宿舍较远,晚自习来这里找位置,通常都会留有空座位。

   我们的课程的设置是局限于系科的。每学期系里为学生安排好所有的课程和课时表,每一学期一开学,系里就贴出本学期的课程表,大家按部就班上课就是。除了英语等公共课由公共英语办公室安排,别的专业课一律由系里安排授予。

   所修的所有的课程包括一年级的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 自然发展史,形式逻辑,数学和物理;二年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外国哲学史,数理逻辑,基督教史,化学和生物;三年级的自然辩证法,伦理学,马克思主 义哲学发展史,中国哲学史,现代西方哲学,自然科学思想史,中国古代哲学文选,毛泽东哲学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科学哲学,美学原理,社会学概 论,心理学;还有四年级的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专题,黑格尔《逻辑学》,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讲座,现代西方哲学流派讲座,《资本论》第一卷。此外,人人都 得修公共必修,其中有党史、政治经济学和外语,还有体育课。就外语语种而言,大多数同学修英语,但是少数东北来的同学中学修的是日语和俄语,他们就参加小 班的外语课,似乎被推出了主流。

   这种课程的设计不仅把我们刚刚从高中毕业的学生引入专业,而且每一课程都有指定的教科书,大多是按苏联模式编写而成的教课书。对于我们哲学专业的学生来说,教学要求带有的苏联模式的影响就更大了,学的都是别人咀嚼过的东西。对哲学专业来讲,真是有些讽刺意味。

   我们没有选课的自由,也没有跨系修课的制度。但是,从大二开始学校迎合改革的大潮,试图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机会,允许一些学生到其他系选修一两门课程。于 是,偶尔有学生去选修一两门其他系的课,但实际上对学分和毕业都没有什么影响。大二开始,学校开始了一些新的尝试和例外。复旦兴起办一种成为“双学位”的 项目,比如,已经修好哲学系的课程的学生,可以在学校继续修习一、两年,就能再拿上另外系科的学士学位。另外,当时的复旦新闻系鉴于编辑短缺的现象,到文 科各系着手学生组成编辑班。编辑班从大三开始,在新闻系编辑专业修习两年的课程之后,拿的就是新闻系编辑专业的学士学位。

   我们可以坐进其它系科听课,但是我们并没有正式入学该系,除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和激起额外的兴趣之外,没有其它切实的效用。当时,我也修过法律系的经济法 课,也饶有兴致地听过管理系经济管理专业的课程,但是这无法抵御制度设定的种种框架和束缚。我依然得在哲学系修完所有的课程,完成毕业论文而取得哲学系的 本科学士学位。

   不管校方使学生的专业和加入的项目达到何种多样化的程度,其专业和课程的设置根本上还是出于计划经济一刀切的苏联模式。千篇一律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难以符合诸多学生不同的兴趣和需求。这种制度把大学当成了工厂,而我们大学生几乎就是出厂的产品,来自同一模子。

   总之,整个教学体制局限于专业和系科,局限于班级,局限于年级。这种陈旧的学制其实由来已久。蔡元培先生在担任北大校长时,就这种修课的年级制作了尖锐的 评论。他说:“年级制之流弊,使锐进者无可见长;而留级者每因几门课程之不及格,需全部复习,兴味毫无,遂有在教室中瞌睡,偷阅他书,及时时旷课之弊,而 其弊又传染于同学。”

   大学的日子并不都是辉煌的、欢畅的。记忆最为深切的是大二开学不久后的一阵子失落。曾有一段时间,每天都觉得眼前的时光竟会如此让人失望和无聊,只想回 家。过好一阵子,才慢慢地从这种心境中走了出来。当时,第一年的新鲜感渐渐散去,大学的日子进入常规。二年级开始,原有的好奇和期盼的光彩彻底消隐而去, 日子似乎一下子没有了奔头。后来,年长了才明白,这种第二年的症状原来是挺普遍的,大学生有,上任的新官有,据说高校校长也时常患有此症。 也就在大二这一学年,我们班少了陈满红,即进复旦的第一天,接我报到的那位男生。

那年的元旦前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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