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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知常:大众文化:从“事实的财富”到“思想的财富”——关于大众文化的思考

更新时间:2014-11-30 21:09:02
作者: 潘知常 (进入专栏)  

  体育运动只有在第一种情况下才有可能加速发展。因为只有更多的人看,才会有更多的人干。在这里,萨马兰奇预测的虽然只是体育运动的未来趋势,但是其中所意识到的却正是体育作为大众文化所蕴涵着的根本奥秘。这就是:体育只有走向无差异、无区别、无对立、无界限、无悬殊才有可能进入作为大众传媒的电视,才有可能流行。当然,走向横向结构的当代社会事实上也仍旧没有停止不断地分化与细分,然而与以纵向结构为特征的传统社会不同的是,在当代社会,“文明越是多样,技术、能源和人民的变化越多,就越需要大量的信息在它当中流通,特别是各组成部分必须作为一个整体组合在一起,而又经受巨大变化的压力时,更是如此。” 而大众文化,正是作为这样一种共享的文化出现的。这,一方面意味着社会的凝聚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社会的消除与缓解矛盾的需要。因此,在大众文化之中,文化的批判、颠覆功能消失了,反复出现的,只是文化的凝聚、缓解的功能。这样,在所谓世界这样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之中,“想象”无疑是一个事实,但是“共同体”却是一个幻觉。支配与反支配、霸权与歧视、压迫与反抗,事实上在大众文化之中仍旧始终存在(意识形态批评、符号学批评、女性主义批评等之所以可以在大众文化研究中大显身手,道理就在这里)。同时,走向横向结构的当代社会的公共空间也有其特殊的内涵,这就是:一切都是被大众传媒加以中介化转换的。换言之,在这里所谓"公共的"就意味着一切都是可见的或可以观察到的,一切都是可以在"前台"表演的。因此,这里所说的“公共”并没有传统的“面对面”与“交流”的涵义。哈贝马斯竟然出人意料地认定在当代社会“公共空间”已经消失,原因在此。显然,这必然导致个人的缺席、个人的不再独立、直接地与世界相互交流。而大众传媒也正是因此才得以应运而生:个人不再独立、直接参与观察(不在现场),而是转而通过大众传媒的报道去进行参与。公共经验与真实空间的分离、公共经验与交流语境的分离,必然导致个人参与公共空间的方式的转化,也必然导致大众传媒的出现。与此相应,."经过媒介转换的私人事件或公共事件",转而又会成为社会生活中更为引人瞩目的一部分(所以人们才会发现:不是电视反映生活,而是生活反映电视),这“社会生活中更为引人瞩目的一部分”,无疑也就成为大众文化所要关注的种种流行“时尚”与“奇观”。然而,对于种种流行“时尚”与“奇观”的满足却毕竟并非对于任何真实理想的满足,而无非是美梦成真或者恶梦成真。至此,我们不难马上从大众文化的根本特征进而意识到大众文化的因技术而生并为技术而生这一直接渊源和以满足为需要而需要的虚拟幻想为目的这一根本内涵。由此,我们也不难领悟到大众文化本身所蕴涵着的更为根本的奥秘。

   四

  当然,这一区分并不意味着大众文化中并不存在类的区分。恰恰相反,在大众文化中类的区分要远为具体、细致。而且,区别于传统文化的区分的那种不自觉,大众文化的分类却是完全自觉的。不过,在传统文化,不同的分类所导致的必然是不同的趣味,但是在大众文化却不然尽管分类不同,但是其中的趣味却仍旧是共同的。同时,大众文化的审美追求、文化趣味也不同于通俗文化或者解放区时期的大众文化的审美追求、文化趣味。在这里,显然存在着一个传播背景的根本差异。同时,具体来看,解放区时期的大众文化是自上而下的精英文化的启蒙运动,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化大众”的文化,就其实质而言,应该说仍旧是精英文化的一部份,而当今的大众文化则是自下而上的文化扩张,两者的审美追求、文化趣味之不同,应该是显而易见的。至于通俗文化(民间文化),它是农业社会的产物,而大众文化是特定的工业社会的产物;它是自发的,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而大众文化则是制作的;它的创造与接受是同一的,而大众文化的制作与接受是分离的( 制作者的目的只是为了交换)。而且,通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并不存在对立关系,而是融合关系,但是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却是完全对立的。同时,从功能的角度看,通俗文化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情感的归属。大众文化强调的则只是一种对于虚拟需要的消费。例如{ 纤夫的爱} ,在现实生活中应该是紧绷绷的纤绳,在歌曲中偏偏成为“荡悠悠”的。过去在民谣中的少女是“结束作男儿,与郎牵百丈”,现在在流行歌曲中的少女却是“只盼日头它落西山沟(哇)让你亲个够”。在这里,被突出强调的显然只是逢场作戏的消费。

   进而言之,大众文化的审美追求、文化趣味也不同于精英文化的审美追求、文化趣味。其中,最为根本的差异就是大众文化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最为普遍的审美追求、文化趣味,精英文化却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最为深刻的审美追求、文化趣味,后者是去表现某种真实的审美追求、文化趣味,前者却是去寻找某种虚拟的审美追求、文化趣味,因此,后者往往满足于“玩深沉”,前者却往往满足于“玩心跳”(因此有人说:喜欢流行音乐是一时的事,喜欢古典音乐是一世的事,确实如此)。这一点,我们从人们敢于公开对大众文化表示“不喜欢”而不必担心会被认为是素质差、趣味俗、文化浅,但是却会因为担心会被认为素质差、趣味俗、文化浅而不敢对精英文化表示自己的不喜欢中,就不难看出。同时,从大众文化是对流行趣味的适应而精英文化却是流行趣味对它的适应中,也不难看出。在此基础上,两者之间还存在着追求流行与追求流传、追求娱乐与追求发展、追求表演情感与追求表现情感、追求世俗性与追求超越性,追求功利性与追求非功利性,追求梦幻与追求理想以及内容层面的深度与广度、形式层面的开放与封闭、美感层面的理性愉悦与感性快乐等等一系列根本差异,要注意加以区别。不过,在此需要加以强调的是,在考察大众文化之时,相当一部分学人(例如批判学派)往往喜欢以精英文化为背景,并借此建立起一种或褒或贬的价值尺度,这无疑极不妥当。丹尼尔•贝尔说: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人类掌握了以前所有社会不知道的秘密:即双赢的原则,从此,人类社会的发展就不再是一方受益一方受损(所谓“你死我活”、“势不两立”),而是每一方都是受益者、胜利者,尽管受益与收获有多少的不同。在我们看来,就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关系而言,同样存在着一个文化的“双赢的原则”。必须看到,大众文化的问世在当代文化观念的转型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成功地为20世纪文化确立了全新的另外一极。这是完全不同于精英文化的一极。由此,才使得20世纪文化的内容的中间地带得以充分展开 ,也才真正确立了精英文化的批判性、自律性一极。这因为,在传统文化自身根本就缺乏世俗性、他律性一极之时,精英文化的批判性、自律性事实上只是虚幻的,因为它必须潜在地同时发挥世俗性、他律性一极的功能,这样一来,就使得精英文化自身的批判性、自律性无法真正实现。而大众文化的问世则由于导致世俗性、他律性一极的独立,而使得精英文化的批判性、自律性一极得以真正独立。同时,正是由于大众文化成功地为20世纪文化确立了全新的另外一极,并且是完全不同于精英文化的一极,因此大众文化自身也就是一个与精英文化的结构、功能殊异的而且有着自己的精华与糟粕的文化系统 。因此,在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存在着的,不应是一种你死我活的价值尺度,而应是一种唇齿相依的价值尺度。也因此,不论是以大众文化来贬低精英文化,还是以精英文化来贬低大众文化,都是在学术研究中要竭力加以避免的。这正如杰姆逊指出的:“对我来说,一种更为妥贴的文化研究概念不应让人觉得要在‘雅’和‘俗’之间作非此即彼的选择,比如,研究经典作品了,就不能碰电视、流行歌曲音乐之类。在我看来,两者是一个整体领域中的辩证的组成部分。而最精采的议论,往往是那些不固守‘精英’与‘大众’,‘德国’和‘法国’之类的人为框框的人做出的。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人们总是要这样画地为牢,有时我也有类似的感觉,但这毕竟不是最富于创造性的态度。”

   五

   大众文化是一个世纪性的重大课题。20世纪,既是一个自然人化的过程( 以符号交流的信息世界取代实体交流的自然世界 ),也是一个个体社会化的过程( 以等价交换原则实现人的全部社会关系 ),还是一个世界大同化的过程( 以开放、流动的公共空间取代封闭特定的私人空间与共同空间 )。在这当中,审美、文化的能力被技术化加以转换,审美、文化的本源被市场化加以转换、以及审美、文化的领域被全球化加以转换,显然是关键中的关键。而且,技术化的介入为审美与文化提供了特殊的载体,市场化的介入为审美与文化提供了特殊的内容,全球化的介入则为审美与文化提供了特殊的领域。这一切,最为集中的体现就是大众文化。

   更为重要的是,大众文化竟然凭借着技术化、市场化、全球化的力量甚至已经成为所谓的“美学意识形态”。在这当中,真实的东西与虚假的东西并存,现实的追求与虚幻的梦想共生。人们发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形式的合理性与实质的合理性出现了激烈的冲突。手段支配目的,形式合理性僭越价值合理性,犹如浮士德不堪人性的重负,转而以灵魂去换取肉体的快乐,人和商品的位置也发生了根本的颠倒,不是商品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存在,而是人为了产品得以消费而存在,追求物质享受被还原为第一需要,为了某种利益而从外部强加于个人的消费被作为新的更为根本的需要,大众文化也因此而成为工具理性、形式合理性、手段、新的更为根本的需要的合乎逻辑的延伸。主体存在的精神基础分崩离析,自由的根本内涵一朝瓦解,没有了灵魂、没有了意义、没有了理想。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不再反抗,所有的矛盾、冲突都没有消失,消失的偏偏是人类自己。虚假的意识、消费的控制、颠倒的反映、欺骗的幻想、操纵的意图……法兰克福学派将大众文化称之为“社会水泥”,应该说也不无道理。

   那么,究竟如何来评价这一切?西方著名美学家卡西尔说得十分精彩:“事实的财富并不必然就是思想的财富。除非我们成功地找到了引导我们走出迷宫的指路明灯,我们就不可能对人类文化的一般特性具有真知灼见,我们就仍然会在一大堆似乎缺少一切概念的统一性的、互不相干的材料中迷失方向。” 大众文化同样是人类的一笔“事实的财富”, 但它也确实曾经使很多学者“ 迷失方向”。其中的原因,就在于人们往往只在肯定与否定上下功夫,但是却大多不在划定界限上下功夫,而对于大众文化的评价,最为关键的所在却恰恰就是指出它的真正界限( 优点 )和在何处超越了界限( 缺点 )。须知,评价一种文化的成败,关键并不在于它是否完美无缺(因为这根本就不可能),而在于它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而且,用理想的标准要求任何一种文化都是非常危险的。一位西方学者说过:把地球变成天堂的努力就是把地球变成地狱。在此,我们也可以说,把任何一种文化变成天堂的努力其实也肯定会把这种文化变成地狱(西方的批判学派就是由此失足)。因此,不是在肯定与否定上下功夫,而是深刻地把握住为技术而生并因技术而生这一直接渊源和以满足为需要而需要的虚拟幻想为目的的这一根本内涵,把握住文化公共的审美追求、文化趣味以及公享的文化这一最大特征,对于大众文化利弊得失,才有可能作出深入、公正的评价。换言之,假如我们深刻地把握住为技术而生并因技术而生这一直接渊源和以满足为需要而需要的虚拟幻想为目的的这一根本内涵,把握住公共的审美追求、文化趣味以及公享的文化这一最大特征,对于大众文化,我们就可以真正“具有真知灼见”,就能够成功地找到“引导我们走出迷宫的指路明灯”。再进一步,假如我们的探讨与大众文化本身的成长达到同步,我们无疑就可以毫无愧色地宣称:我们的思想已经无愧于这个时代。“事实的财富”已经上升为“思想的财富”。原因很简单,大众文化正是在对于传统美学观念、文化观念的不断思考、不断扬弃中发展起来的,理解了这种“思考”与“扬弃”的实质,自然也就理解了大众文化本身。其结果,就是整个人类和全部世界都在对于大众文化的思考中变得聪明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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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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