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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 滔:岭南大学与中山大学社会调查的传统

更新时间:2014-11-30 12:58:26
作者:    

   近年来,笔者凭借编辑《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三编》“岭南大学与中山大学卷”的机缘,整理了一批岭南大学和中山大学早期的学位论文。除了感佩当时大学生严谨的学术思维和治学态度外,对两所学校社会调查的传统以及社会学学科的发展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田野调查风气渊源久已

   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成立于1931年。由于战乱等诸多原因,目前保存下来的该校社会学系的学位论文均完成于1947—1949年间。从欧阳錞的《湘南傜山考察报告》、黄世良的《梅田墟社会调查》等论文的完成情况来看,中山大学社会学系重视“田野调查”的学风一直没有中断。这种风气的养成,应与该校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的 “民俗学运动”以及之后由杨成志、江应樑等人类学学者组织的“西南民族暨南洋民族与文化”调查计划不无关联。

   论起岭南大学的社会调查传统,决不能绕开伍锐麟和杨庆堃二人。虽然早在1919年,岭南大学就成立了社会科学系,但直至1932年岭南大学社会研究所成立,才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调查。陈序经和伍锐麟开风气之先,在广州沙南、三水河口展开了疍民的调查和研究。在社会学系主任伍锐麟教授的悉心指导下,社会学系学生对广州人力车夫以及岭南大学周边的下渡、怡乐、旧凤凰等村庄进行调查,成为当时毕业论文的主要选题。这些论文最大的特点就是将实地调查和统计相结合,如实反映社会生活的表象,具体的技术路线是,采用问卷和制定表格的方式,将“零碎散漫之材料,用统计法及表列法汇类分析而加以解释”。然而,由于这一阶段的调查比较注重以数量统计的方法描述社会现象,并没有在“质”的层面揭示生活,更缺乏以理论为指导对社会现象做出解释。因此,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学调查”。

   庆堃对华南社会的考察

   杨庆堃在鹭江村进行的调查,是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片段,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学界对于这次调查的具体情况所知寥寥。借助《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三编》的编辑,聊将鹭江村的调查及其相关理论探索简介于此,希冀可以丰富学界对于20世纪中国社会学学术史多元化发展道路的理解。

   1948年,杨庆堃辞去华盛顿大学社会学系教职回国,被聘为岭南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杨庆堃早年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从吴文藻,深受功能主义理论的影响,赴美留学期间,又系统学习了以派克(RobertEzraPark)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的人文区位理论、社区研究方法。他逐渐体会到:“一个小型村落和其外在的更大的社区之间的关系是理解这个村庄过去的生活模式和现在的变化的关键”,于是立志在社会变迁中探讨制度和组织的变化。带着这样的学术关怀,杨庆堃在岭南大学社会学系开设了“社会调查”、“专题研究”等课程,将林德(Lynd)的社区研究名著TheMid-dleTown列为必读参考书。他选取学校东侧“可代表华南乡村一般形态”的鹭江村,带领刘耀荃、正宝杰等在当地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杨庆堃还给鹭江村起了个学名曰“南景”,取华南之自然、社会与文化景观之意,鹭江也因此蜚声海内外,与“江村”一样,成为社会人类学中国研究的名村之一。

   杨庆堃的代表作 A ChineseVilageinEarlyCommunistTransi-tion、TheChineseFamilyin theCommunistRevolution均以 “南景村”为主要田野素材撰就。在二书出版之前,杨庆堃的部分学术思想已在他指导的刘耀荃的《鹭江的权力结构》,张淑芬、黄定国的《鹭江村四代阶级及其职业的流变》,正宝杰的 《鹭江村家族与祭礼调查》和简慕贞、谈文焕的《鹭江儿童家庭教养调查》等学位论文中得到体现。刘耀荃还写出了自己对于社区研究法的理解:“不单满足于在一定时空坐落中,去描画出一地方人民所赖以生活的社会结构;同时还可以从社区各制度的相互关系上,看出这个社区内社会结构配合的原则;这就是以全盘社会结构的格式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方法。”在其论文中,作者还专辟一节讨论鹭江村的区位因素。刘耀荃认为:“广州这个工商业大都市,对于本村在区位上的关系,是影响本村社会结构的一种因素”,接着他从人口流动、经济关系和知识水平三个方面,考察了在受到国家政权和城市经济控制力不断增强的冲击下,鹭江村社区内部的权力结构是如何变化的。

   在调查过程中,为了保证数据的准确性,调查小组一般先从官方机构获得相关数据,再在实地加以重新核查。例如,对于鹭江村的田亩数,杨庆堃首先拿到“广州市地政局鹭江田亩的丈量登记图”,当下乡调查时,又“叫同学以脚步来丈量田亩大小回来核算”。在杨庆堃的带领下,同学们逐渐认识到,应将他们所调查的社区视作一个有机体,他们调查的主要目标没有止步于收集和统计数据上,而是要有意识地探究社会事实的存在原因和分析社会各部分的相互关系,进而从制度和组织的层面探讨中国社会变迁的理论,“用事实的辩证,去推求理论原则的意义”。

   除此而外,杨庆堃还向学生传授参与式记录社会的技巧,力图将社会生活“活生生”地记录下来。研究家族与祭礼的正宝杰亲自参与了村民的两个重大节庆(车姓“拜仙会”和莫姓“土地诞”),从而亲身体验了村民的集体生活和祭礼的一般情形。

   多学科参与田野调查传统延续至今

   在调查中,杨庆堃和他的学生一方面有意识地通过扎实而细致的实地调查,从中国本土的实际和中国人的固有意识出发,达到对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整体认识;另一方面,深受西方正规学术训练影响的杨庆堃坚信,中国近代社会的变迁不是一种简单的、偶然性的对于西方或者“现代化”的回应,而是在某种程度上经历着和韦伯根据西方经验所总结出来的并无二致的社会变迁模式,也就是说,近代中国正在经历一个与西方类似的理性化过程。这一理论追求,在其《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一书中有更为充分的发挥。

   总之,中山大学和岭南大学社会调查的传统绝非社会学系的“专利”,多学科参与田野调查一直以来都是两校固有学术积累的重要体现。不单是社会学,经济学、教育学、历史学和民俗学等学科也应在这一脉络下占有一席之地。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初院系调整后,两所学校部分具有社会调查倾向的学位论文在学科发展上见证了新世纪中山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跨学科综合研究的最新契机。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历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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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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