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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子华:近代长三角地区打工妹群体职业分层片论

更新时间:2014-11-28 21:01:58
作者: 池子华  
这种客观性,在社会化过程中不能不对打工妹自身素质的造就产生影响,使她们在技术上拉开差距。苏北打工妹在职业分层中处于不利地位,与她们“技能低”[24],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

   然而,技术因素的“正能量”在打工妹职业分层中并非居于绝对支配地位,而非技术因素的影响力则不容小视。这其中除“地缘倾向”外,还有两大怪圈无法破解。

   第一大怪圈是社会关系网络带来的机会的不均等。

   众所周知,长三角地区是近代工业的先发地区,天时地利人和使该地区打工妹“近水楼台先得月”,占尽先机。不仅如此,伴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本地区一批企业家迅速崛起。他们是精英,是可以被充分利用的“乡谊资源”。有资料显示,在上海商会董事名单中,来自江浙长三角本区域的人有2080人,占总数的90%以上,只有175 名来自苏北,约占8%。[25]另一工业中心无锡的情况也是如此。根据《第一回无锡年鉴》的统计,无锡各丝厂1661 位职员( 管理人员) 籍贯构成如表2:[26]

   由表2 可见, 95% 以上的管理人员来自于长三角地区,而苏北人寥寥无几。凡此种种,势必形成不同的“社会网络”或者说“社会资本”,并在职业分层中产生影响。

   社会网络是社会行动者( social actor) 及其间的关系的集合,也可以说“一个社会网络是由多个点( 社会行动者) 和各点之间的连线(行动者之间的关系) 组成的集合”[27]。而这种社会网络的利用,是中国社会的一大特色,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是不相同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由此形成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差序格局”,而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28]。由于这种文化传统的根深蒂固,即便在市场化程度最高的近代长三角地区,打工妹求职、职业分层依然寻此“路径”,形成“路径依赖”,显然这是人口流动中的文化基因使然[29]。毕竟中国社会是一个“人情社会”,社会网络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30]。美国学者韩起澜强调,“要解释原籍与就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必须考量上海劳工市场是怎样运作的: 如何招聘劳工和个人如何谋职业。以往的研究已经用很多材料证实了私交和同乡关系对求职至关重要的作用,即使是在上海最新式企业里亦是如此。经理部和主管职位的人往往雇佣亲戚、朋友或同乡人。因此,重要的问题是,同来自江南的人的关系相比,苏北人有些什么样的关系可以利用”,不待言可知。社会关系网络中“乡谊资源”的不均衡和“地缘倾向”的普遍存在,造成机会的不均等: “老板都请他的亲戚同乡来做工人”[31],“有些人与厂方有裙带关系”,成为“皇亲国戚的工人”[32],这是职业分层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见惯不怪。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来自无锡的农民,虽然至少当时可能会像苏北农民那样穷苦不堪,但最终不会身陷上海劳工市场中的非技术行业的原委”[33],而苏北打工妹就没有那么幸运。

   “裙带关系”等社会关系网络或社会资本因素亦即非技术因素带来的机会不均等这一怪圈牢不可破,影响职业分层,也折射出企业用人机制的“前近代”性或“中国特色”,表明打工妹群体职业分化的错综复杂和近代长三角地区社会关系的多面性。

   第二大怪圈是傲慢与偏见的流行意识弥漫,使打工妹职业分层“两极化”。

   在上海乃至整个长三角地区,普遍存在着对苏北人的偏见。在当地人看来,长三角地区代表着富裕、文明、进步,是人间天堂,因此本乡本土的打工妹具有强烈的优越感、自豪感,傲慢之中不免流露出“排他”意识,尤其对苏北人。在江南人的眼中,苏北代表着贫穷、落后。苏北人南下长三角地区是因为土地兼并、农业生产条件的恶化、兵灾匪祸以及自然灾害多发的强力推动[34],她们身上有着浓重的“环境难民”色彩[35],能谋到一份职业就算幸运,遑论高低贵贱? 因此“生长在江南的儿女们,年年看见江北人的来到于江南各县的城市做小贩,做厂工,做黄包车夫,做一切下贱的事”[36]。这种情境,虽然不能用“寄人篱下”形容,但不可能如长三角本地打工妹那样从容、尊严地选择职业岗位。同时,生活方式、语言的大相异趣,使她们难以真正融入当地主流社会,“穿的红红绿绿的褂子让人发笑,嘴里一股大蒜味,人皆趋避,操着一口苏北方言受人取笑。苏北文化在清代中期被认为是高雅隽永的象征,到19 世纪晚期渐渐被视为低级鄙俗。从20 世纪早期起,称呼某人为苏北猪猡就意味着这个人即使实际并非来自苏北也是穷困、无知、肮脏和鄙俗的”。而且“大多数苏北人生活的聚居区被认为是粗野的地区,父母告诫他们的孩子不要进去。大学毕业生最怕日后被分配到苏北居民区里的学校去教书。最后,谁也不希望同苏北人结婚。年轻人,包括苏北家庭出身的年轻人出去找对象,几乎总是指明对象不要是苏北人”[37]。这一切使苏北人成为落后“身份”的象征、贫贱的“标签”或“符号”和偏见的对象,使之陷于被歧视的尴尬境地,从“苏北猪猡”以及苏州、无锡等地流行的“江北狗”、“江北小三”、“江北猪头三”[38]等污蔑性的口头语中,不难想见傲慢与偏见的流行意识在长三角地区的浸淫与弥散。这种流行意识的冥顽不化,成为构筑长三角地区“两极化”社会等级结构的重要“依据”,按照韩起澜的话说,“江南人与苏北人之间的区别在很大程度上是以阶层差别为基础的。苏北人这种称呼显是意指下层人的一个隐喻,该名词系指贫穷受侮辱的人。在上海,阶层是由籍贯来建构的,籍贯的建构是阶层话语的组成部分。而且,正是因为这类身份同阶层难分难解地联系在一起,因而籍贯就具有族群涵义”[39]。苏北人社会地位低下,决定了苏北打工妹在职业分层中垫底的“定位”,而职业分层中的等而下,又“固化”其低下的社会地位,这种互为因果的关系,折射出职业分层的社会文化意蕴。

   总之,职业分层与社会分层,互动影响,使打工妹群体在劳动力市场上分化分流,走向不同的职业岗位。

注释

   [1]池子华: 《近代“打工妹”群体研究的几个断面》,《江海学刊》2010 年第5 期。按本文采用地理学概念的长三角,区域范围“大致西起镇江,北至通扬运河,南到杭州湾。由长江及钱塘江冲积而成。面积约5 万平方公里。除包括江苏境内的部分外,还包括上海市和浙江省北部的平原地区。三角洲海拔多在10 米以下,山丘点缀,水道纵横,湖荡棋布,素有‘水乡泽国’之称。长江以南江苏境内的三角洲平原,习惯上也叫苏南平原或江南平原。”( 《中国百科大辞典》编委会编: 《中国百科大辞典》,华夏出版社1990 年版,第783 页)

   [2]刘明逵、唐玉良主编: 《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 年版,第80 ~ 82 页。

   [3]刘大钧: 《上海工业化研究》,载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近代工业卷》( 下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 年版,第376 ~ 383 页。

   [4]《中国共产党第三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文件》( 1923 年11 月) ,载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第4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 年版,第952 页。

   [5][21][31][32]陈达: 《我国抗日战争时期市镇工人生活》,中国劳动出版社1993 年版,第335、34、524、525 页。

   [6]周谷城: 《中国社会史论》( 上册) ,齐鲁书社1988 年版,第312 ~ 313 页。

   [7]如20 世纪30 年代的无锡,据薛明剑的劳工状况调查,丝业工资平均每人每日0. 521 元,纱布业0. 459 元,碾米业0. 40元,电气工月薪32 元,翻砂工28 元,面粉业工人及汽车夫22元( 薛明剑遗著: 《无锡劳工概况调查》,政协无锡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无锡文史资料》第15 辑,第25 ~ 28 页) 。

   [8][11]朱邦兴、胡林阁、徐声编: 《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30~31、31 页。

   [9]资料源自童家埏《无锡工人家庭之研究》,《统计月报》第1卷第6 期,第49 页。

   [10]张宗弼: 《无锡工业调查》,《统计月报》第2 卷第6 期,第68~69 页。

   [12]转引自周谷城《中国社会史论》( 上册) ,齐鲁书社1988 年版,第307 页。

   [13]马克思、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251 页。

   [14]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 《荣家企业史料》( 上册) ,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年版,第119 页。

   [15]《何志广( 音) 访谈录》,转引自[美]韩起澜《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卢明华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版,第68 页。

   [16][美]韩起澜: 《论对上海的苏北人的偏见》,载《上海研究论丛》第4 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 年版,第252 页。

   [17][19][25][33][37][美]韩起澜:《苏北人在上海, 1850 ~1980》,卢明华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版,第62、59~60、65、64~65、1 页。

   [18][美]裴宜理: 《上海罢工: 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刘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30 页。

   [20]“艺工”包括纺织工、缫丝工、织袜工、电汽工、电话工、榨油工、碾米工、翻砂工、手工业( 裁缝工、理发工、酱油酿造工、鞋工、木工、漆工);“小工”包括黄包车夫、包车夫、汽车夫、轿夫、苦力等( 李钟瑞: 《无锡劳工状况》,《无锡杂志》1929 年《工商号》,第17 页) 。

   [22]李文治: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 辑,三联书店1957 年版,第579 页。

   [23]吴良蓉: 《上海市苏北籍居民社会变动分析》,载上海社会学学会编《社会学文集》, 1984 年编印。

   [24]柯象峰: 《中国贫穷问题》,正中书局1935 年版,第114 页。

   [26]资料来源: 《第一回无锡年鉴》( 1930 年) ,《党务》,第24 页。

   [27]刘军: 《社会网络分析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04 年版,第4 页。

   [28]费孝通: 《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第26、30 页。

   [29]池子华: 《人口流动中的文化基因》,《人民论坛》2013 年6 月(下) 。

   [30]卢汉龙: 《上海解放前移民特征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5 年第1 期。

   [34]池子华: 《近代淮北流民问题的几个侧面》,《二十一世纪》( 香港) 1996 年第12 月号;《近代农业生产条件的恶化与流民现象——以淮北地区为例》,《中国农史》1999 年第2 期。

   [35]池子华: 《农民工与近代社会变迁》,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第75 页。

   [36]吴寿彭: 《逗留于农村经济时代的徐海各属》,《东方杂志》第27 卷第7 号,第69 页。

   [38]牛伯伯: 《马房里借伞》、《吴语》1922 年2 月8 日;牛伯伯:《夜里弗睡之营业》,《吴语》1923 年5 月31 日;老苏州: 《人力车罢工五更调》,《吴语》1923 年6 月12 日。

   [39][美]韩起澜:《苏北人在上海, 1850 - 1980》,卢明华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版,第3~4 页。在本书中,韩起澜探讨了“由原籍同乡界定的族群”,研究苏北人在上海的生活境况。贯穿本书的“红线”即“族群”。在他看来,“没有哪一个人群天生地或不可改变地是族群。例如,爱尔兰人在爱尔兰就不是族群,只有在他们移居美国后才成为族群。非洲裔美国人和整个美国历史上被视为族群的几乎每一个其他人群集团也是如此。同样地,苏北人不是在苏北的人,只是在上海才成为苏北人。换句话说,族群取决于族境”( 同书第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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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海学刊》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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