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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德山:社会民主党应时而变的历史经验

更新时间:2014-11-28 20:49:55
作者: 林德山  

    

   在现代社会,一个坚持自己的理念并寻求以之影响和改变社会的政党必须根据时代的变化调整自己的定位和政治战略。这方面,作为欧洲百年大党的欧洲社会民主党(这里泛指作为战后社会党国际成员的政党,名称上各国有社会民主党、工党、社会党之不同)有其成功的经验。它们从早期的带有激进色彩的工人党发展到了今天作为中左翼政治代表的稳定执政力量。在此过程中,社会民主党经历了三次大的历史转型。

   一、从革命党到改良党:早期社会民主党的转变

   欧洲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大多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工人运动。这一时期的欧洲正在经历新的工业化进程,迅速的城镇化将大量的农业人口推向产业工人队伍,伴随这一进程的是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的产生,以劳动与资本的冲突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矛盾日趋突出。在此背景下,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发展壮大,社会主义的思想得以迅速传播,其中,马克思主义逐渐取得了主导地位。欧洲国家的大多数社会民主党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是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思想结合的产物。受第二国际的影响,这些早期的欧洲社会民主党大都带有反资本主义的激进色彩,许多党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以激进的政治和社会革命为宗旨。

   不过,这一时期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和政治环境的变化对早期社会民主党的激进政治战略提出了挑战。主要的变化来自两方面:一是民主政治的发展,尤其是选举权的扩大及至普选权的实现;二是在思想政治领域社会改革的观念及政治力量的发展。

   欧洲早期的代议制民主、包括其政党制度更多体现为一种精英政治,选举权的受限制使得大量的无产者被排除在政治参与的进程之外,一些工人政党甚至没有政治合法性。所以,争取工人政党的合法地位、争取普选权是早期社会民主党的基本政治主张,这与它们的革命主张也是并行不悖的。随着选举权的扩大,依托于工人阶级的社会民主党很快显示了它们在选举政治中的潜力,一些党也相继在选举政治中取得突破。可由此产生的问题是:社会民主党人能否通过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来实现自身目标?第二国际有关修正主义的讨论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尽管修正主义思想遭到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但各国社会民主党中认为工人阶级政党可以通过合法的议会斗争掌握权力并进行社会改造的力量在增长。一些新的政党如英国工党从一开始就以作为议会中工人代表为主要政治目的。

   与此同时,面对工业化进程中突出的社会矛盾,资产阶级阵营中的改革意识和政治力量也在迅速发展,进步的社会改革政策在欧洲各国不同程度地推进,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部分工人阶级的社会政治地位。其中的一些政策主张与社会民主党的政策主张有重合之处。这种趋向也进一步强化了社会民主党人的改良主义意愿。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欧洲社会民主党人面临艰难的选择:是利用危机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还是借此加强自身的政治地位,以为执政并进一步推进社会改革创造条件?大多数社会民主党选择了后者,而以俄国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为代表的选择了前者。两条道路之争因为“十月革命”而公开化。

   二、融入并改造资本主义:社会民主党的第二次转型

   随着普选权的普遍实现,欧洲政党政治开始从传统的精英政治向大众政治转变,大众型政党迅速崛起。社会民主党无疑是这一进程的主要受益者。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瑞典社会民主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迅速成为国内第一大党,它们以及英国工党、法国社会党在两次大战之间相继实现了执政。可这一时期社会民主党的总体执政表现令人失望。缺少现实的政治议程和必要的社会支持是其重要的原因。这一时期,大多数社会民主党承袭了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把生产的社会化视为社会主义实现的必要条件。生产的社会化也在社会民主党的政治议程中占首要地位。可在当时,这种观念以及政策主张遭到了其他政治力量的联合抵制,以致社会民主党不只是无法推进社会化,甚至也难以推进其他一些社会改革。而且,社会民主党在面对危机时的束手无策也暴露出它们缺乏执政能力的问题。

   经历早期执政挫折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开始根据新的社会变化调整其政治战略。

   首先,在政治理念方面开始了意识形态的重建,提出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概念并重新界定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念。早期社会民主党把社会主义视为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超越资本主义是其最终目的。与之不同,“二战”后社会民主党阐发的“民主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理解为民主制在社会各个方面的彻底实现,由此,社会主义不再是一种外在于资本主义的运动,而是用社会主义价值观念改造资本主义的一种过程。为此,社会民主党也对其基本价值观念进行了重新诠释,其经典表述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哥德斯堡纲领所表达的自由、公正和团结互助。它实质上是将传统社会主义价值观与资产阶级的进步自由主义观结合起来了。社会民主党也强调它是由来自不同信仰和思想流派的人组成的一个共同体。通过这种意识形态的重建,社会民主党将自己的政治意识融入到了资本主义的主流价值体系之中。

   其次,社会民主党提出了更为切实可行的政治议程。过去,社会民主党给人的印象是理想远大,但缺乏管理国家的能力。在上述观念转变的同时,社会民主党的政治议程也更贴近现实。最早做出这种转变的是瑞典社会民主党,该党理论家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社会主义化”不仅包括生产资料国有化,也包括根据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和工人阶级的要求对私人所有权的限制、改造和其他所有社会变革。经济大萧条以及世界大战的惨痛经历改变了欧洲人的传统政治观念,人们接受了国家干预经济的观念。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和政策主张开始在欧洲盛行。社会民主党人从中看到了它与自己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主张的契合点。二战后的社会民主党普遍接受了混合经济的主张,虽然并未放弃国有化,但把日常经济活动的主要重心转向了宏观经济管理和充分就业政策上;在社会政策方面则致力于建立普遍的社会福利体制。这套议程实际上成为了战后欧洲政治共识的基础。可观的执政成绩也改变了社会民主党不善管理国家的形象。

   再次,社会民主党寻求建立一个更为广泛的阶级联盟,并促进了阶级妥协。作为新型的大众党,依托于工人阶级的社会民主党在选举政治中曾经发展迅速,但却并未如曾经设想的能够获得足够的政治支持。事实上,不仅不同的政治力量都从产业工人队伍中得到了不等的支持,而且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并未像早期社会民主党人所设想的那样呈现为两级化。在工业化进程中,一个由管理人员、职业技术人员以及其他白领阶层构成的新中间阶级形成并日趋扩大。社会民主党意识到,要想有效地领导国家,必须寻求跨阶级的联合。1928年瑞典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汉森提出了“人民之家”的概念。他把国家比作家庭,认为其基础是“共有和团结”。一个好的家庭应该贯穿平等、关心、互助和合作的精神。1932年后瑞典社会民主党在其长期执政过程中坚持了这种阶级合作原则,并奉行一种妥协政治。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也大都在“二战”前后作出了类似的战略转变。作为执政者以及作为工会的政治伙伴,社会民主党推动了欧洲劳资关系的制度化,即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化安排,将劳动与资本间的关系纳入到一种制度结构中,其中,有组织的工人和资产者相互承认对方的权利,并通过一种共同认可的程序处理劳资冲突。由此而形成的稳定的社会关系是战后欧洲经济和社会繁荣的重要基础。

   通过这些调整,欧洲社会民主党确定了它们作为欧洲左翼政治的主要代表的政治地位,成为欧洲稳定的执政力量之一。在北欧,它们长期占据政治主导地位。欧洲战后的社会政治也由此深深烙上了社会民主党的印记。

   三、面对新的挑战:社会民主党的第三次转型

   20世纪70年代后,欧洲社会政治生态的变化使欧洲社会民主党面临新的挑战。挑战首先来自于七十年代初开始的全球经济危机。在此次危机中,凯恩斯主义政策方式似乎不再奏效,持续的危机和经济滞胀意味着战后欧洲的高增长、高积累和高福利的增长模式的结束,高福利体制所积累的问题也进一步暴露。社会民主党的传统治理模式受到怀疑和指责,一些执政党陷入了政治困境。

   与此同时,新的全球化发展对社会民主党的政治议程提出了更大挑战。全球化最重要的特征是全球生产尤其是资本流动的加速,它一方面削弱了国家的一些传统控制职能,导致一些传统的基于国家调控的政策不再简单有效;另一方面,资本权力的膨胀也导致战后形成的劳动与资本间的相对平衡关系被打破。这对于更为强调国家干预经济并通过分配手段促进社会公平的社会民主党来说显然更为不利。

   此外,后工业社会的社会结构的变化也对社会民主党的传统政治战略提出了挑战,这主要指作为社会民主党最重要政治基础的传统工人阶级队伍的萎缩和新的中间阶级力量的日趋庞大,而后者是由非固定的、多元的群体构成的。与之相应的是政治意识个人主义化倾向,它进一步冲击了社会民主党政治的集体主义基础。

   除了上述客观条件变化外,欧洲政治生态的变化也对社会民主党提出了挑战:一方面,新自由主义观念和政策方式开始在欧美政治流行,并事实上主导了欧美政治议程;另一方面,新社会运动尤其是生态主义的发展也在更大程度上分化了社会民主党的传统支持队伍。

   面对上述挑战,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民主党从政治意识形态、政治议程以及战略定位等方面对其政治战略进行了多层次的调整。

   政治意识方面,社会民主党普遍淡化了传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其中最典型的是英国工党通过修改党章第四条关于社会化的条款。与此相应的是对社会民主主义基本价值观的重新诠释,在强调自由、公正、团结互助的同时,也突出了个人责任。另外,社会民主党普遍将生态的观念纳入到自己的政治纲领中。

   在政治议程方面,社会民主党试图提出一条既不同于新自由主义、也不同于传统左翼政治的“第三条道路”。其主要特征是在更大程度上引入了市场机制,强调政府不在于大小而在于有效,强调用更具有社会投资性的“积极的福利”—即更为强调教育和加强个人能力的社会投入—取代传统的消极福利体制,强调从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的权力结构向公民社会和全球治理等多层次的结构转变。与此同时,社会民主党在政治战略上普遍出现了中间化倾向,即在多元的社会结构中,以中间群体作为政治战略的中心。  上述调整一度取得了不错的政治效果,20世纪90年代中期,社会民主党从苏东剧变前后的政治颓势中恢复了力量,一度在欧盟15国中的13国领导执政或参与执政。但在2007年后的国际金融危机中,欧洲社会民主党政治上遭受重挫,暴露出了上述调整中的问题,主要在于政治议程方面对新自由主义的妥协过多,在政治战略方面新的中间化战略本身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它又导致了一部分传统支持力量的分裂。一些政党进行了新的调整,包括在政治战略上试图重新建立一个中间阶级与传统工人队伍的政治联盟,在政治议程上更多强调社会民主的政策。在一些社会民主党中,这种调整已经收到政治成效。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社会民主党能够在主流政党普遍遭受重挫、激进左右翼力量普遍收获的形势下保持稳定和略有进步,实属不易。

   回顾欧洲社会民主党百年历史,它们从早期带有反体制特征的激进政党发展为具有相当选举能力的大众型政党,进而发展为具有可执政能力的欧洲主流政党,这些都显示了它们应对社会变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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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4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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