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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高院课题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理中社会调查制度的实际运用与分析

更新时间:2014-11-28 19:49:13
作者: 川高院课题组  
很难被列为证据。因此,法律关于证据的规定难以适用于社会调查报告。调研中发现,绝大多数社会调查报告在庭审中均经过了审查程序,但控辩双方在发表意见时只是提出调查报告不真实、不全面等意见而不提出佐证,意见往往不被采用。法律对社会调查报告法庭审查程序规定较笼统,使实践中制度操作性不强,导致法庭审查流于形式。

   (六)缺乏法律规制导致社会调查报告弄虚作假情况存在

   一方面,由于当前法律并未明确社会调查员在刑事诉讼中处于何种法律地位,且缺乏对其行为进行监督的规定,导致对社会调查员,特别是对社会组织中的社会调查员提供虚假调查报告的监督不力;另一方面,法律未明确规定调查对象作虚假陈述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导致调查对象或碍于人情,或迫于威胁在社会调查过程中提供虚假情况。

  

   三、完善社会调查制度的建议

   19世纪美国伊利诺伊州少年法院创立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至今已经长达200余年,此间世界各国探索该项制度形成了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完备的立法体系,我国完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应当在立足本国国情的基础上,借鉴国外先进做法。

   (一)明确职责分工,监督责任落实,建立贯穿侦检审全阶段的社会调查工作体系

   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均强制规定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必须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社会调查。③新刑诉法并未规定强制社会调查制度导致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引入率不高。应该看到,社会调查报告工作是一个需要公安、检察院、法院分工合作、协调配合的系统工程,仅仅依靠一方力量孤军奋战不能达到该项工作的最佳效果。课题组认为应当从明确职责分工、监督责任落实两方面着手,整合公检法三机关力量,建立贯穿刑事诉讼全过程的社会调查工作体系。

   鉴于新刑诉法有关公检法三机关在社会调查工作中职责的立法缺失,目前当务之急应当是制定配套制度,规范不同司法机关在各个诉讼阶段之间分工和职责。课题组认为,应当建立起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启动社会调查程序为主体,检察院、法院在侦查、审判阶段开展补充社会调查工作为辅助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工作体系。从目前司法实践看,各地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工作基本都是以在审判阶段启动社会调查为主。虽然以法院为主开展社会调查工作取得了一定的实效,但在法院阶段启动社会调查程序也存在较大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一是由于案多人少、司法被动性导致的与相关职能部门联系相对较少等因素的影响社会调查工作的实效;二是由审判机关开展社会调查也有悖于司法中立的原则。从此角度看,由公安机关启动社会调查程序不仅符合刑事诉讼程序流程,而且节约司法成本,提高司法效率。主要理由如下。一方面,公安机关享有侦查权,其接手案件的最早,接触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时间最多,能够更加全面、详细、准确地获取有关未成年人的相关信息;另一方面,公安机关社区警务和派出所具有管理辖区内的实有人口和收集、掌握、报告影响治安稳定的情报信息的职能,同时,公安机关是社区矫正的监督考察机关,与司法行政机关、社区街道联系紧密,因此公安机关开展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工作更便利,节约了司法成本,提高了司法效率。在实际操作中,应当在侦查阶段启动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并将调查报告随卷移送,作为检察院审查起诉、法院审判的参考。在审查起诉检察院无需重复进行社会调查,只对新出现的情况和公安机关遗漏的情况进行补充。在审判阶段,法院原则上也不进行重复的社会调查,除非被告人或其代理人对调查报告有异议。通过三机关配合,从而使刑事诉讼进程的不同阶段层层递进,不断完善和充实社会调查工作,避免重复调查,节约了司法成本,提高了司法效率。同时,为保障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工作职责落到实处,必须制定配套制度监督责任落实。课题组认为应当赋予检察院、法院审查是否开展社会调查工作的监督权,可以规定检察院、法院在审查受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应当审查是否随卷附有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如未进行社会调查工作,应当分别通知公安、检察院补充材料,以此督促履行职责。

   (二)建立司法机关自行调查为主体,委托调查为辅助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主体体系

   基于我国社会调查主体素质良莠不齐,对调查主体特别是社会团体调查主体监管缺失的现状,课题组认为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中应建立司法机关自行调查为主体,委托调查为辅助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主体体系。建议从如下方面规范和改进社会调查主体。一是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应以司法机关自行调查为主。关于司法机关具体从事社会调查的人员,世界各国的规定也不尽相同,但大多数国家均由专门的社会调查官担任。例如,美国少年法院或者少年法庭除少年法官外,另设缓刑官员,由缓刑官员对未成年人进行社会调查。日本也采用类似的做法,家庭裁判所的每一名法官均配备调查官专门进行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工作。对于此问题,近年来我国法院也借鉴了外国的先进经验,例如成都中院借鉴了美国的做法,在案件承办人之外单独设立专职社会调查员。这不仅避免了由案件承办人直接进行调查带来的先入为主之嫌,而且细化分工有利于提高社会调查的效率、提高社会调查的质量。课题组认为,成都中院的做法值得司法机关予以借鉴。二是由于对人身危险性及犯罪原因的分析涉及犯罪行为人的心理活动,因此在专业性较强的领域,应当积极采用委托调查的方式,吸收心理学、教育学、网瘾治疗专家和精神病学家参与社会调查,进行科学的专业诊断。三是建议在条件成熟时,在调查人员的选拔任用上采用职业资格认证的方式,以确保调查主体的专业性,调查报告的合法性和真实性。

   (三)通过调查手段的完善,构建科学、全面、合理的调查报告内容体系

   社会调查方式及调查报告内容是否科学、全面、合理,直接关系到调查报告的效力,因而有必要进一步加以规范。近年来,部分法院在开展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实践中积极吸收日本、英国等国家的先进经验,④在发扬传统调查方法的优势的基础上,通过完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手段,特别是利用心理学、医学、教育学、社会学等知识,采用鉴定的方式,力求达到社会调查报告的科学性、全面性,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社会调查手段的完善可以提高社会调查报告的科学性、全面性。社会调查报告不仅应当包括通过传统调查方法获取的被调查未成年人相关情况,而且应当包括通过鉴定等方式得出的反映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危险性及当罚性及量刑情况的建议。

   (四)探索异地委托调查,实现对外地户籍未成年人的平等保护

   鉴于目前外地户籍未成年人犯罪社会调查引入率低,缓刑适用率低的现状,应当借助目前的社区矫正制度,建立外来未成年被告人委托调查制度。课题组认为由公安机关启动社会调查的制度设计可以高效地启动异地委托调查,有效地解决未成年人异地调查难得问题。公安机关可以利用其协作网络优势利用异地社区警务和派出所与社区矫正机关、社区街道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协作关系开展异地委托社会调查,不仅实现了对外来未成年被告人的平等保护,而且避免了监禁刑的执行阶段“脱管”的风险。鉴于目前全国范围的异地委托调查协作机制尚未建成,建议可以针对近年来辖区涉案外地未成年人的户籍进行调查,根据调查结果,选择户籍分布较多的若干外地的公检法机关,与之合作试点建立异地委托社会调查协作机制。

   (五)明确社会调查报告的法律地位,构建科学的量刑程序,确保社会调查报告的实效

   有关社会调查报告的法律地位,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国家规定不同。在英美法系国家,量刑前调查报告属于量刑程序中的品格证据。由于美国实行的是定罪与量刑程序分离的模式,因而调查报告中包含的传闻证据、品格证据等在定罪程序中可能被排除,而在量刑程序中却可能被采纳。⑤在大陆法系国家及地区,社会调查报告更多被视为量刑的参考。例如,我国台湾地区“少年事件处理法”第19条规定,少年调查官调查之结果,不得采为认定事实之唯一证据。

   课题组认为,我国在确定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法律地位可以借鉴参考英美法系的做法,“如果我们将证据的概念纳入一个大的诉讼视野,即刑事诉讼程序包括定罪和量刑程序两部分,那么,刑事诉讼的证据便不仅应当包括定罪证据,还应当包括量刑证据。”⑥《人民法院量刑程序指导意见(试行)》规定,有关方面向法庭提交涉及未成年人量刑的社会调查报告的,调查报告应当到庭宣读,并接受质证。此规定也明确了社会调查报告具有证据的性质。社会调查报告为法官了解犯罪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犯罪前后表现、监护教育等情况提供了便利。鉴于此,课题组认为虽不宜强行将社会调查报告划分为证据种类之一,但可以参考证据质证中相关程序性规定,制定社会调查报告的审查程序。一是借鉴国外经验,⑦当庭出示社会调查报告,社会调查员应接受控辩双方的质询。二是必须保证提前将社会调查报告交予控辩双方,使其有充足时间阅读、并对其认为不准确之处进行补充调查。

   (六)明确社会调查员的诉讼主体地位,完善社会调查员的监督机制

   从我国目前法律规定看,由于社会调查员的法律地位不明确,导致对其社会调查行为缺乏法律规制,存在监督空白。从目前实践中的操作来看,⑧将社会调查员列为诉讼参与人比较合适。因此下一步对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进行完善,应当赋予社会调查员特殊诉讼参与人的法律地位,赋予其与鉴定人、翻译人员平行的诉讼地位。只有明确其法律地位,才能解决社会调查员出庭问题、社会调查报告证据化问题、社会调查员的法律监督问题。同时,现有法律对诉讼参与人的法律规制和监督适用于社会调查员,也弥补了对其监督的法律空白,确保社会调查报告的真实性。

  

   近5年相关研究文献精选:

   1.田宏杰,庄乾龙: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之法律属性新探,《法商研究》,2014(3)

   2.张鸿巍:浅析美国未成年人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河北法学》,2014(5)

   3.董颖: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社会调查制度的运用,《法律适用》,2014(4)

   4.彭智刚,卫杰:论检察机关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的路径——以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为切入点,《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9)

   5.马迪,张宏伟: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社会调查材料的法律性质,《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学报》,2013(3)

   6.曹波: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量刑参考”机能探微,《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3(4)

   7.陈立毅: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研究,《中国刑事法杂志》,2012(6)

   8.杨飞雪,王成:未成年被告人社会调查模式的构建——基于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实践的实证分析,《青少年犯罪问题》,2011(5)

   9.张静,景孝杰: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定位与审查,《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1(5)

   10.罗芳芳,常林:《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证据法分析,《法学杂志》,2011(5)

   11.谭京生,赵德云,宋莹:北京市法院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工作的调研及建议,《青少年犯罪问题》,2010(6)

   12.汪贻飞:论社会调查报告对我国量刑程序改革的借鉴,《当代法学》,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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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以来《复印报刊资料》法学类刊)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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