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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子华 梁旻:近代中国打工妹群体的”市民化“倾向

——以长三角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更新时间:2014-11-26 23:44:59
作者: 池子华   梁旻  

  


   摘 要:以上海为龙头的近代长三角地区是打工妹最为集中的区域。无论打工妹通过什么方式进城打工,抑或从事何种职业,其劳动方式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迥然不同于农村的新变化。为适应这种新变化,打工妹从外表到内涵进行适应性改变,向市民“看齐”,以融入城市。经过“市民化”的洗礼,她们中有的虽然踏上回乡之路,但却给封闭的乡村带来一股清新之风;有的被城市所吸纳而真正地“市民化”了。打工妹“市民化”对城乡社会变迁具有深远的影响。

   “市民化”,从狭义上讲,不仅是居住地由乡居到城居的改变,更重要的是完成由农民向市民的身份转变;从广义上讲,还包括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等向市民“看齐”。所谓“市民化倾向”,是指打工妹群体主动或被动适应城市生活的态度、行为,这是她们融入城市的基本条件,同样也是实现“市民化”的基本条件。全面研究近代中国打工妹“市民化”倾向,非本文所能蒇事,因为这是一个涉及面较广的大课题。本文以长三角地区为中心,截取几个侧面,对此进行一些考察,以抛砖引玉。


   众所周知,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地区,是近代中国的工商业中心。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和城市近代化的推进,长三角地区的聚集效应不断增强,吸引着八方来客。其中打工妹就是一支庞大的群体。长三角地区是全国轻纺工业基地,打工妹最为集中,乃至形成“阴盛阳衰”的格局[1],是不难想见的。汇聚长三角地区的打工妹,来自于长三角本区以及苏北、安徽、山东、河南等地[2]。无论她们通过什么方式进城打工,抑或从事何种职业,其劳动方式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迥然不同于农村的新变化。要适应这种新变化,打工妹必须调适自我,改变自我;通过改变,适应、融入城市生活,向市民接近,才能立足城市。

   改变自我包括“内”与“外”两方面。“内”即内心、内涵,主要是思想观念、个人修养方面的改变;“外”即外表,主要是外貌、生活习惯及方式的改变;市民则是改变的倾向性“参照”。改变自我,先要掸去身上的“土气”,在外表上使自己“洋气”“时髦”起来。苏州有首《骚大姐新山歌》唱道: “乡下姐儿年纪轻,面孔生来蛮端正。弗长弗短真有样,一双俏眼勾郎魂。只为家中无饭吃,出外帮工做佣人。托仔荐头寻生意,一荐荐到大墙门。太太老爷看见都欢喜,小姐爱俚煞干净。会拍马屁会讨好,少爷少奶叫弗停。乡下来仔弗长久,时髦样式学得呒啕成。夏丝葛衫啥人送,少爷当俚意中人。空来无事常在门房里,还要搭仔车夫寻开心。”[3] “乡下姐儿”进城不久,便在穿着打扮等方面追赶“时髦样式”。在上海为人佣工的“乡下姐儿”当然更是洋气十足,“妆风雅,爱打扮……回思昔日在乡之情事,竟有判若两人者”①[4],甚至“乡间常态有不留分毫者”②。“扮靓”自己,这是一般打工妹“市民化”必做的“功课”。家政服务领域打工妹如此,在工厂做工的打工妹也不例外。

   上海是国际性大都会,不仅是工商业的中心,也是时尚的中心。自清末以来,服饰花样翻新, “男女乃皆趋于华”[5]2142。潮流所向,势不可挡,士农工商均被“席卷”其中。打工妹要适应城市生活而“市民化”,不能不“沾染都市风气”[6],以顺应时代的要求。有位家住“女工荟萃之处”的虹口兆丰路,因而“对于那一带的女工情形有深切的考察和研究”的君立说: “虹口一带的女工十六岁至廿四岁的占大多数,但十三四岁的小女工亦不少。”她们年纪轻,爱美,尤其进账较多的打工妹,有条件“时髦”,所以“衣服也趋时化”。她们“白的脸披着一头的青丝长发,穿着拖到脚面的长旗袍(工作时当然是脱掉的),平底黑皮鞋,如果你不仔细看出她略呆板的身躯,一定要认为是在学校里读书的女学生呢。”[7]穿着入时,“俨然是一副城市市井女子的新形象”[4]。

   学生装流行,打工妹赶潮流亦步亦趋,被人称为“学生派”。这种情况十分普遍。如在上海棉纺织工业中, “有些女工们的服装,比较考究点的尤其比较有知识点的女工,很多的被人叫做‘学生派’,因为她们大都是长旗袍、皮鞋,到冬天外面加上一件绒线外套,插上一支自来水笔,完全象读书的学生一样。特别是江南各县如上海、苏州、无锡、常州等地女工欢喜这样打扮”[8]。至于“工厂生活学校化”的企业如无锡华新制丝养成所,打工妹穿着更像学生了,有一篇《参观华新丝厂记》描述说:“年龄20岁以内之青年截发旗袍,貌亦楚楚,见之几令人以为女校学生,疑非工人。”③ 这种“学生派”的装束,正是打工妹极力改变“土包子”的外表而朝向“市民化”迈进的集中体现。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追逐时尚,更是包括打工妹在内的青年女性的“天性”。而身处时尚中心上海的打工妹,虽然不能引领潮流,但内心深处也不希望落人之后,即如“1938年夏天,正当日寇围攻徐州,抗战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上海年轻的纺织工人中大大的盛行穿大红袜子白跑鞋,尤其是在女工当中,更是风靡一时的争相仿效。”[8]显然,她们成为时尚潮流的推波助澜者,并在此过程中不断改变自己的外形外貌,以适应“市民化”的客观要求。

   大上海打工妹如此, “小上海”无锡打工妹也是一样。曾经流行一时的时新小调《无锡景》唱道:“西门面粉厂呀,纱厂连丝厂,厂里格工人乡下大姑娘呀,一做末丝厂学洋腔,身上那格衣衫末触鼻又喷香。”[9]在这里,不仅有衣衫的时髦,连语言也迥异于“乡下大姑娘”了。有观察者发现,许多丝厂打工妹上工放工时, “瞧她们谁不打扮得花枝招展?”工作之时,花絮飞扬(俗称“飞花”),落满全身,弄得“人人白头”,好似“老婆婆”。但是“在放工时前的一刻钟,第一次回声狂叫的时节,她们就手忙脚乱的梳洗起来,小镜子香粉是随身带的,化装好了,姗姗的走出厂门,比较时髦的,连那白铁小饭桶也交给同淘的小女工拿着,好像显出她是一个小姐身份”④!更有细心的人发现,“女工们的内衣比外衣来得考究些,这因为她们在高温的工场里工作,非脱剩内衣不可,朝夕相对着男管理员,一件比较的美丽内衣,实在是不可缺少的。我这样想,她们或许也这样想。”[10]这位细心人的猜测并非毫无根据,因为“女工们的标致和她的职业地位待遇有密切的关系的,因为女工‘摩登’了,才可以博得工厂职员的怜爱,所以,女工们是常有做职员夫人的希望的”[11]。如此看来,打工妹外表的“摩登化”,不仅仅是爱美的天性使然,“市民化”的需要,还表达了招人怜爱收获爱情的美好愿景。

   赶时髦,向“市民”看齐,当然需要财力支撑。打工妹收入低,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毕竟“衣服、脂粉以及一切的装饰品,在女工们每年的支出账上占了一个大的数目”[11]。但是,为了融入城市社会,不能不要“面子”,不能不降低生活标准,以致生活压力沉重[8]。还有不少打工妹尤其是已成家的打工妹,因生活所迫,也会有衣衫不整、寒酸的窘态。尽管如此,与“乡下姐儿”“乡下大姑娘”的装扮相较,已不能同日而语了。

   从内涵方面说,打工妹也努力塑造完美的自我。改变自我,仅仅掸去身上的“土气”是不够的,还必须在“内涵”上努力塑造自己,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树立“市井女子的新形象”。有时论指出,打工妹服饰虽然摩登化,但“无论一件很好的衣料,一穿到她们身上,便觉得有些‘土化’了”[10],何也?关键在于气质、涵养与“市民”的要求相去较远,竟至于原本洋气的衣料穿到她们身上反而给人“土化”的感觉。因此,要实现“市民化”诉求,提高自身素质是一条重要路径。

   素质,是多种指标构成的综合体,除了身高、相貌、健康状况、技能等等之外,受教育程度也是不可小视的重要指标之一。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曾于无锡黄巷工人教育实验区举行文盲调查,将该区工友分为文盲、半文盲、非文盲三种,调查结果如表1。

   从表1可以发现,民工中文盲半文盲竟达83.07%!而打工妹文盲率,更是大大超过了男性。有资料记载,在上海棉纺织业中,85%以上的女工是文盲[13]。而内外棉第七厂中,“女工3000多人,能认字的只有五六十人,其中只有极少数能够看报的,读过《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的,便算是括括叫的了。”[8]无论造成打工妹文盲率高的原因是家庭贫困,还是重男轻女,抑或其他因素,但“市民化”的客观要求是人的“现代性”⑤。打工妹要适应城市现代生活,必须提高自身素质。况且, “城市生活的需要促使某些现代化特征得到发展,例如城市人口的识字率提高了,因为人们要在城市里自由来去或上下班,都需要阅读时刻表、街上的路标等等,所以他们必须识字。”[14]

   其实,打工妹自己也清楚地“知道穿女学生服饰,扁担大的一字都不认识,是一件笑话事情”,因而利用可能的机会学文化,用知识涵养自己。“所以民众夜校,如兆丰路底麦伦中学所设的民众夜校(目前才改的民众学校)和天宝路临平路的屋顶花园夜校,都有她们的芳踪。因为她们用功的缘故,日子长了,知识也有了,所以习惯也跟着良善起来。信也不要求教(叫)人写了,自己喜欢什么时候写就什么时候写,尤其家里或朋友们,甚至情书也不要:东‘先生请你给我看一看信。’西‘先生请你给我看一看信。’自己的内容还没有知道,秘密却叫人家先知道了!”[7]这样的改变,更具有实质性意义,才更符合城市社会的“现代性”要求。

   与此同时,资本家为满足企业发展对“现代人”的需求,也对打工妹开展文化、技术方面的培训,如20世纪20年代后期,国际丝市兴旺,无锡缫丝行业进入历史上发展的全盛时期,出现了一片添车、开厂的情景。为在短期内迅速造就一批生产技术工人和专业管理人员,永泰丝厂率先开办“练习班”“制丝指导员训练班”,招收制丝养成工,采取半工半读形式,组织养成工学习国文、数学、制丝等,以适应缫丝行业生产发展需要。据记载,短短五六年间,永泰系丝厂对5000余名青年女工(内含数百名练习生)进行了文化、技术培训。无锡其他丝厂如乾甡、泰丰、民丰等厂也竞相仿效设立女工养成所,培训了一批女工,提高了丝厂女工的文化、技术水平[15]。这种“强化”训练,有助于打工妹整体素质的提高,客观上有利于打工妹的“市民化”。

   改变自我,走“市民化”之路,融入城市生活,还要求价值观念的深刻变革。毕竟“现代人的文化以都市文化为其特征,它有别于乡村文化。”[16]打工妹要树立“市井女子的新形象”,必须更新观念,塑造“有别于乡村文化”的具有“都市文化”特征的“市井女子的新形象”。事实上,不管打工妹主动的接纳抑或被动的适应,在都市文化的熏陶之下,她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却必然会起重要的变化,足够使他自己觉得已异于乡下人,而无法再和充满着土气的人为伍了。”[17]不仅如此,由于观念的不同,极易引发代际冲突。就社交公开来说,打工妹认为男女交往在城市社会中是普遍而寻常之事,不值得大惊小怪,但老一辈却极力反对。陈达的调查资料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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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201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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