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来新夏先生访谈录

更新时间:2014-11-25 18:44:48
作者: 田志凌  

  

  


   来新夏小传

   来新夏,浙江萧山人,1923年生。1946年毕业于辅仁大学历史系,1949年入华北大学历史教研室,为范文澜研究生。1951年至南开大学任教至今。曾创办南开大学图书馆系,历任校图书馆馆长、校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等职,现为教育部地方文献研究室主任。

   主要从事历史学、目录学、方志学等研究。编著有《北洋军阀史》、《古典目录学》、《方志学概论》、《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和《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等。

   在见到来新夏之前,先在网上查到了他发表的大量学术随笔,比如在《中华读书报》、《文汇读书周报》、《光明日报》上,来先生的文笔活泼犀利,一点都看不出是个80多岁的老人写的。以至于有人发表文章表达对他的敬慕,名字就叫做《晚景能否来新夏?》

   “我也有很多年轻粉丝的”,来新夏很自信地告诉记者。他和很多人成了忘年交,比如杨玉圣。在他塞得满满的书架上,有一帧来新夏50多年的良师挚友启功先生送的硬笔字:“人到80老更忙”,恰如其分地表达了来新夏的晚年繁忙景象。他现在每天工作六小时,两天出一篇文章。电脑的显示器刚刚换成了液晶的,他就是想以此保护眼睛,多写几年。来新夏还担任着地方文献研究室主任的工作,经常参加各种方志会议和活动,比年轻人还忙。

   80年代是来新夏在“文革”受困后的第一个春天。“我确实有那么一瞬的辉煌,好像变成了一个无所不能的人。我要洗刷掉我身上的污水,证明我能做事。”来新夏先后担任了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图书馆系主任,学校出版社社长,校务委员会委员……各种职务纷至沓来。他还到处奔走呼号,一手创办起了图书馆系。

   而80岁的时候,来新夏又用笔耕来继续这种创造力:“我是到了晚年才突然觉悟了。我原来在学术圈子里头所做的事情,只是给学术圈子里那几百个人看的。因此我要变法,我要把得自大众的一些东西反馈给大众。”来新夏的坚定执拗伴随了他的一生,也成就了他目下的火热晚年。

  

   辅仁求学

   来新夏1923年出生于杭州市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幼年随祖父来裕恂开蒙读书。祖父为晚清经学大师俞樾的高足。

   来新夏的中学时代是在南京和天津度过的。在天津读高中时,得到著名史学家谢国桢之弟谢国捷的指点,并撰写了第一篇史学论文《汉唐改元释例》。这篇文章后来经陈垣指导修改,成为来新夏的大学毕业论文。来新夏于1942年考入辅仁大学历史系。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他靠着连续四年获得奖学金的资助而坚持了下来。

  

   南方都市报:据说你从小受祖父的影响比较大?

   来新夏:

   对。我祖父来裕恂是清朝末年的经学大师俞樾的弟子,光绪三十一年到日本留学,在弘文书院师范科,鲁迅当时也在那里。留学期间我祖父受到革命思想影响,参加了同盟会,还担任了由孙中山创立的横滨中华学校的教务长。在日本的时候,他读到日本人写的有关汉语语法的著作,很受刺激,立志要自己写一本,回国后他潜心四年写了《汉文典》,还有《中国文学史》等很多著作。

   虽然祖父很早就参与了辛亥革命的活动,但革命成功以后没有谋取官职,过着清苦的生活。他的很多朋友都做官了,像沈钧儒、马叙伦,都是他很好的朋友。1928年的时候,马叙伦担任浙江省民政厅厅长,因为看着老朋友生活不是很好,就让他去绍兴县做知县。但我祖父这个人不大会做官,做了半年,不仅没有发财,反而把自己一些积蓄给赔进去了。因为一些公家的活动他也自己掏腰包。所以到了六个月以后他说,我没钱可赔了,于是就挂官辞职走了。他一辈子就干了这六个月的绍兴县县长。当地人给他的评语是:书生本色,两袖清风。

   祖父的学问和为人对我影响都很大。我幼年时期是在祖父身边成长的,他指导我读了很多蒙学读物,什么《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直到我离开祖父和父亲到了北方,祖父还不断写信教导我应该读什么书。很幸运。

   南方都市报:你是1942年进入辅仁大学的。那时的辅仁是什么样的情况?

   来新夏:

   那时候的辅仁正处在一个高峰时期,可以说是名师云集,像陈垣、余嘉锡、张良烺、朱师辙都是我们的老师。因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北平已经被日本人占领了,很多老学者不愿意去日本人管制的伪北大、燕京大学那些学校教书。而辅仁大学当时处在一个超然的地位。因为它的背景是德国的教会,德国和日本是同盟国,日本人也不愿意得罪德国人,所以那个时候对辅仁呢就放宽一步,干涉得比较少。

   辅仁是个小而精的学校,校舍并不大,但是学风很朴实。当时我们每个班也就十几二十个学生,基本上每个学生都能得到老师的亲自教授,师生关系很密切。当时辅仁的史学特别强。校长陈垣先生就是史学大家,目录学家余嘉锡也都亲自给我们授课。

   南方都市报:你上辅仁的时候似乎条件很艰苦?

   来新夏:

   是呀。当时正是抗战最艰苦的时候。北方基本是敌伪教育,西南联大我们又过不去,因此辅仁是大家都想进的一个地方。当时我们考辅仁不容易,差不多二十个人里才考上一个。

   那时社会经济很差,家里也比较困难,我在辅仁是连续四年一等奖学金的获得者,奖金可以维持生活。记得每次获奖都会有一个奖章,上面刻着一个“勤”字。

   南方都市报:你记忆里,陈垣是个什么样的人?

   来新夏:陈垣先生是我的业师,亲自指导我的毕业论文。他虽然是校长,但还要亲自给学生上四门课。他对学生要求很严。你都想象不到,他布置的作业不但必定亲自改,而且一定要自己也写一篇,然后和学生的一块儿贴在教室里,让学生自己体会:你写得如何,老师写得如何。每个题目他都这么做,这样子的老师可以说现在是找不到了。

   另一方面陈先生有个好处,就是他不记仇。比如说有一次我们组织一个欢迎新生入学的联欢会,我那时功课好,是我们班的班长。所以是我和另一个同学编排节目。其中一个我们自己很得意的节目,就是把所有老师在课堂上行动语言的缺点演出来。比如陈先生吧,他讲课的时候喜欢在讲台上来回遛,另外他有一把长胡子,他喜欢一边走一边讲一边捋胡子。有同学就上来做这个动作,大家就都笑了。另外像余嘉锡先生,就是一点都不苟言笑,大家就把他演成木头人的样子。还有老师有些磕巴(口吃),有些老师讲话时腿一蹦一蹦的,我们也都照着演出来。台下的同学都笑得不行了。

   因为是师生联欢,老师们都坐在下面呢。陈先生当时并没有发作,但我看出他脸色不好看了,心想“恐怕是糟了”。第二天果然就把我们传讯到办公室去了。他说,你们这是戏弄老师。人应该学会尊重人,一个人如果不尊师,想学好是难乎其难的,总之跟我们讲了很多为人之道。我们也认错了。但过了几天我的论文再送给他看,他丝毫没有因为我调皮犯错就不搭理我,仍然很细心很认真。

   南方都市报:其他老师呢?

   来新夏:

   比如说张星烺,他是中西交通史专家,那时候做辅仁的历史系主任,长得鹤发童颜,慈眉善目的。据说他中年的时候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他四十岁的时候坐火车去青岛,张宗昌的兵看他头发那么白,居然给他让座。他苏北口音很重,对学生很亲切的。余先生学贯中西,讲课的时候英、德、法语的词都会出现在黑板上,所以我们记他的笔记是很困难的。

   余嘉锡那时候是中文系主任,我选修了中文系一年级的目录学,就是他上课。当时他已经年过花甲了,非常严肃,不苟言笑。他讲课的时候从来不看讲义的,但滔滔不绝,如数家珍。他对学生很严。有一次期末考试他给了我一个“B”,我要靠奖学金生活嘛,很在意成绩,就斗胆跑去问余老师。结果他说:“我读了半生的书,只得了半个‘B’。”后来高年级的同学才告诉我,余嘉锡平时给学生一个“C”都不容易,最高分就是“B”了,我一听,很后悔自己太鲁莽。

   南方都市报:启功那时候是你们的国文老师?

   来新夏:

   是,启功跟我关系是最密切的,我们保持了有五十多年的师生关系。他那时教国文和绘画。我读大学的时候,因为生活困难,启功老师就叫我每周日到他家里改善生活,每次去都有几个年轻人在他家吃饭。有时候衣服掉扣子、破口子了,老太太和启师母也帮我们补补钉钉。

   我60年代接受审查的时候,很多人都疏远了,启功是唯一一个关心我的人。1996年有一次,我去启功家看他,他叫我过去,跟他挤在一张沙发上。他忽然问我,“你几岁了?”我说你不知道我几岁吗,我73了。他忽然哈哈大笑地说:“你七十三,我八十四,一个孔子,一个孟子,都是‘坎儿’,这么一挤一撞,就都过了‘坎儿’了,这不值得大笑吗?”

   南方都市报:“文革”时候启功有受到冲击吗?

   来新夏:

   他也被打成右派嘛。不过呢他有一个好处,他字写得好,红卫兵就把他留下写大字报,写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大字报,没有下放。现在都还有人开玩笑:当初要是把启功写的大字报保存下来,现在可就值钱了。

   启功虽然后来名气大了,但他的生活非常简朴。他家里就两间房,一间是书房兼客厅,只有用了几十年的旧书桌、旧藤椅和旧沙发。另一间卧室里只有一张旧单人床。有一次我去探望启功老师,他正在睡午觉,我探头一看,看见他缩在小床上,感觉很心酸。但他却很乐于助人,什么公益捐款,资助贫困学生,他都很积极。

   研究北洋军阀史

   辅仁毕业后,来新夏到天津担任中学教师。随后被选送到华北大学第二部学习,分配至历史学家范文澜主持的历史研究室做研究生,主攻中国近代史。

   正是在做范文澜研究生期间,来新夏得以参与整理大批北洋军阀原始档案,从此跟“北洋军阀”结下不解之缘,之后专攻北洋军阀史,五十年内先后写了三本相关的书,这也成为他在“文革”中遭批判的重要原因。

   南方都市报:解放后,你还做过两年范文澜的研究生。范文澜是怎样一个人?

   来新夏:

   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范文澜在中共内部的地位很高,是中共中央委员。他当时做华北大学副校长,历史研究室主任。他这个研究室就是后来的中国社科院的近代史研究所。我们上研究生那会儿是供给制嘛,我们都是集体住。就是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的第一所房子,那时还没楼呢,只是平房。

   那时候范文澜住在前院,研究生都住在后院。那么你这个学生要想出来,必须经过他的窗户底下。他那个窗户是落地玻璃窗,窗子很大,他的写字台就摆在窗子前面。他天天在那儿念书,所以你一出来,看见老爷子在那儿坐着,就不敢出去了。有时候你刚想溜过去,他一抬头看见你就问,哎你干什么去啊?你说哎没事我出来走走,这样搪塞一下。

那时我们都二十多岁,谁都想出去玩玩,散散心。我们就在王府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80497.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