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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 :巫宁坤:最重要的作品是写人的灵魂的受难

更新时间:2014-11-25 18:12:35
作者: 李怀宇  

  

   巫宁坤先生住在华盛顿郊区的国际公寓,家中摆设简朴而富有文化气息。书桌上引人注目的是余英时、巫宁坤、乔志高三人并肩大笑的照片。交谈了一会儿,我发现巫先生有一个特点:几乎每讲完一句话都会笑。

   谈起西南联大,巫先生取出一封汪曾祺的毛笔信让我欣赏。“曾祺是我的好朋友,他的文章写得好。我这两天刚整理出来他给我写的信,他送过一张最好的画给我,就是昆明的雨。这封信是讲怎么画昆明的雨,信是很珍贵的,用毛笔写,后来他给我写信就用圆珠笔或钢笔了。”他悠悠地回忆,“我们是1936年在镇江集中军训时认识的,在那儿真是朝夕过从。后来在西南联大又碰到了,住在同一个宿舍,所以每天在一起就形影不离,泡茶馆、写文章、写诗,我们写出来都是互相先看一看,投稿出去,我们拿点稿费吃馆子。”

   一生爱国,因为抗战而停止学业到军中当翻译,又在博士学位举手可得时回来报效祖国,巫先生把自己的经历总结为:“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他说:“余英时先生让我写关于思想改造的历史,他对这方面特别感兴趣,所谓‘心史’,特别是人的灵魂的受难。我最近发现最重要的作品是写人的灵魂的受难。狄兰·托马斯写的就是人的灵魂的受难。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和《李尔王》,那是最高级的人的灵魂的受难。《呼啸山庄》写的是人的灵魂的受难,所以才有价值,顺着这个角度可以看得懂,否则根本看不懂。”

   现在,巫先生在美国多写书评和纪念性的文章,小说家哈金每本书都会送给他,由他写书评。“现在余英时先生叫我收集起来,在台湾出版,他觉得这些很重要,应该把它结集出版,这书叫《孤琴》。”巫先生说,“我是懒得不得了的人。有人告诉我应该写到美国以前的事,我眼睛不好,现在离开电脑不能写什么,我拿起笔就写不出来。”

   正谈间,巫太太李怡楷回来了,巫太太是虔诚的教徒,巫先生专门找出一张1986年到梵蒂冈见教宗的照片。晚年生活,夫妻相伴,过得从容。巫先生幽默地说:“我的一辈子最后就到国际难民公寓来了,我这里旁边是墨西哥人,再过去是美国人,再过去是香港银行家的夫人……”

  

   巫宁坤1920年生于扬州,1939年至1941年就读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在学期间,他与汪曾祺时相过从,多受沈从文、卞之琳的教益。

  

   李怀宇:关于西南联大,我访问过何兆武、杨苡、方贵龄几位前辈。

   巫宁坤:我在西南联大读书了两个学年,时间应该是一年半。杨苡是我的好朋友,她比我班次高,她哥哥杨宪益也是我的好朋友。方贵龄我好久没有见过了,我认识他的。

   李怀宇:现在很多人怀念西南联大,在你的印象中是什么样的?

   巫宁坤:大家生活过得很苦,可是情绪都很高。因为大家有共同的爱好,我们在一起是喜欢文学的,所谓文艺青年。我们并不太关心政治,可是政治关心我们。我们很多时间并不花在课堂上,因为有时候要跑警报,上课也不多,也不是每个教授都教得很好。大家现在都讲大师什么的,我们那时候没有这种感觉。我们师生的接触就超出教你课的老师,好像沈从文、卞之琳没有教过我,可是当时是很重要的教师。周煦良介绍我认识卞之琳,吴宓也是我拿着周煦良的介绍信去拜访他的。

   我跟卞之琳的来往就很多,我的外国文学都是亏他给我介绍,每次他都给我几本书看。他的书就是英国文化书,他对法国文学也很有研究,这对我影响很大。

   沈从文先生也是没有架子的,我跑去拜见他,他总是欢迎的。后来我到北京以后,才发现沈先生原来跟我是亲戚,他的太太是张家的,我的姨妈就是她的婶母,所以后来他送给我书的时候,就写“宁坤表弟”。沈先生的作品我非常喜欢,我到了北大荒还有机会读他的书,读他的《边城》、《湘行散记》。跟我一起劳教的,有一个人是沈先生过去的学生,他带去了沈先生的作品,我们在劳动休息的时候就可以看他的书,一边劳动,一边可以谈,沈先生的书可以说是鼓舞人心。

   李怀宇:我这一次到耶鲁采访了张充和。

   巫宁坤:充和是我的表姐。(笑)他们安徽几大家庭:李家、张家、我的外公家。

   李怀宇:听说在西南联大时,卞之琳是追张充和的。

   巫宁坤:追得很厉害。原来在北京就追,到了昆明还追。卞之琳后来到英国去的时候,我在美国,他给我写过信。多年的追就告一段落了,因为张充和嫁给傅汉思了,他很伤心。后来八十年代以后,我每次到美国,他都让我带书送给张充和,我到张充和家去过,就是因为卞之琳让我带书给她。卞之琳非常有意思的,我去看他,他正在家听录音,是张充和唱昆曲,他太太不在家。(大笑)他太太我也认识的,他们结婚以后,曾一块儿到西郊来看过我。卞先生没有教过我,可是他是我的老师。

   李怀宇:汪曾祺写了那么多关于西南联大的文章,他在那儿到底是什么样的?

   巫宁坤:他是穷得有时候没钱吃饭,就躺在床上不起床了。朱德熙是他的好朋友,去叫他,朱德熙也没有什么钱,就抱着一个字典去卖掉,一起去吃饭。这恐怕是后来是事情,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还可以,他总是穿着很旧的长袍。我们拿了稿费就去文林食堂吃饭。当时我们就觉得曾祺才华在我们之上,他写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就是我在茶馆里看的,好像是发表在《中央日报》的文艺副刊《平明》。他们非常欢迎我们的稿子,特别是罗隆基夫人王右家当主编的时候,我写的诗、小文章她很喜欢,王右家后来跟罗隆基离婚了,到英国去了。

     李怀宇:你在西南联大的主要兴趣在哪里?

   巫宁坤:主要兴趣就是看书写东西。那时候想写诗,其实我根本不懂什么诗,胡写,因为我的老师也鼓励,就想学点英国文学。那时候会英文,法语刚学了一年,本来读下去的话,法语要学三年,那就可以做很多工作了。说实话,在西南联大也没有学过许多东西,都是看书,都是卞之琳借的那些书,从不懂到半懂,从半懂到懂。这很好,这些朋友都是非常有才华的人,人又好,不是后面碰到的势利鬼。杜运燮你听说过吧?老杜跟我在外面租房子住,目的就是可以安静地写诗,老杜写诗很有意思,一天一本,小笔记本。我是一天一首也写不出来,所以我当不了诗人。

   李怀宇:那时候对英美文学已经很感兴趣了?

   巫宁坤:我们在高中有英语课,到了西南联大,大一英语就是一本英语课本,到了大学二年级就有一门课叫英文散文,一门叫英文诗,至于小说,还没有碰到。小说课要到三年级才有,我根本没有念过。我跟吴宓先生学了一年,他是教欧洲文学史,这是外语系的必修课,那课份量很重,占的学分最多。当然他有多大的学问,我当时一无所知。

   李怀宇:钱钟书不是说“吴宓太笨”吗?

   巫宁坤:杨绛不是否认吗?话很像他讲的。我中间当了几十年右派,到八十年代回到北京,常去看钱钟书,他从来都是欢迎的。我跟他没有学术上的关系,我也没有崇拜过他。我也没有去研究过他的《管锥编》。我跟他一起当过翻译,他是前辈,我是小翻译。

  

   1941年至1946年,巫宁坤任空军英语译员。1949年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随后就读芝加哥大学英文系博士研究生。1951年夏,作为博士候选人的巫宁坤应燕京大学西语系电聘回中国任教,后历任南开大学等校教职。

  

   李怀宇:怎么在西南联大那么好的大学读了一年多就走了?

   巫宁坤:是因为飞虎队到中国来了,我是第一期翻译班,是战地服务团办的。那时候要学英语,而且我要抗战,美国人来帮我们,我们自己还能不去吗?我跟杜运燮是同时报名的,当时外语系只有我们两个报名,到第二期就征调了,后来在全国的大学征调。

   李怀宇:在军中搞翻译就搞了5年?

   巫宁坤:从1941年到1946年,后来我在1943年12月到美国来,太平洋战争以后,飞机也没有,汽油也没有,所以飞行人员就送到美国来学习。我在机上当翻译。打完仗,我是第一个辞职的。学英语还要回去啊?当然在美国学了。就留了美国读书,原来在西南联大已经有学分了,又学了一年多,就毕业了。1948年拿到学士学位了。后来我就到芝加哥大学学了一年多,拿了硕士学位,后来就留下来念博士学位,后来燕京大学因为美国人要走了,把我请回去了。

   李怀宇:那时候在美国特别想回国?

   巫宁坤:那时候出去留学的人都想到自己要回来,不像后来到了美国就赖着不走了。我们都是知道要回去的。1951年我在念博士学位,正在写博士论文,因为燕京大学来了两个电报请我回去,而且那时候多拿一个学位,负担重一些,因为回去是美国学位。(笑)

   李怀宇:当时你对国内的情况了解吗?

   巫宁坤:很不了解,因为国内的人不断地来信,劝我们回去,我妹妹就是一个。巴金的夫人萧珊是我西南联大的同学,也来信叫我回去,叫我不要当“白俄”,说得很严重啊。而他们就是我最相信的人。

   李怀宇:你到燕京大学教书跟赵萝蕤很有关系?

   巫宁坤:就是她请我回去的。因为我们学的都是同一个文艺理论嘛,我们都是芝加哥学派的,老师都是一样的,通过老师就互相了解学习的情况。她希望把燕京大学英语系办成像芝加哥大学英语系,所以请我回去。她是非常温和的人,很听话的,时代变了,就跟着走的,不是跟你对着干的。她亏得是这样,本人吃的苦就不多了,当然后来她丈夫陈梦家自杀了,她自己也变成精神分裂,她后来写了陈先生简单的传记,在国内发表的,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似的。

   李怀宇:陈梦家先生太可惜了,很多学问没有写出来就去世了。

   巫宁坤:陈先生的学问当然很专了。他不像钱钟书先生这样,钱先生当然是看得起的人很少。陈先生当年是新月派主要的人物,后来又搞文字学又搞考古学,他的成就是全世界都承认的。我觉得陈先生后来非常压郁,他们在这里很不适应。赵萝蕤拿到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留在美国绝对没有问题,她赶回去了。陈先生以他的考古学成就,在美国教书也没有问题。他们很爱国,乡土情怀非常浓的。那个时代像胡适先生看得这样又清楚又远的能有几个人呢?

   李怀宇:你到了燕京大学时,讲话很自由吗?

   巫宁坤:那当然是很自由,他们警告过我的。赵萝蕤和吴兴华都警告过我的,我那时候情绪很大,整到我头上,我就有情绪嘛。经历的事情越来越不像话嘛。应该说我对事情看得比较清楚。

   李怀宇:那时候了解李政道在美国的情况吗?

   巫宁坤:我们那个学校很奇怪,像《时代》杂志、《生活》杂志,我们都订的,那时候我们都看到他的照片,关于他的文章。

   李怀宇:1979年在北京和李政道见过一面之后,就再也没有见面?

   巫宁坤:我算老几呢,人家是世界级的人物。他见过天主教的教宗,但是我们俩是不同身份见的。他去跟教宗见面,是一起去开会的,我也跟教宗见面了,我是以一个朝拜的身份去的,但是教宗非常重视,因为我是中国大陆第一个去梵蒂冈见他的。

   李怀宇:你在北京的时候,是因为搞翻译的事情跟钱钟书先生认识?

巫宁坤: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亚太地区和平会议,我到燕京大学不到一年,他们就把我调去了,那次很多人,像卞之琳、朱光潜都去了。那时候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汉译英,一部分英译汉,英译汉那边是卞之琳、朱光潜在掌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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