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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磊:世纪之交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十大趋势

更新时间:2014-11-24 20:21:52
作者: 朱光磊  

   【内容提要】肇始于8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阶层分化与组合,将是世纪之交更大规模社会分化进程的基础和组成部分。在产业革命的有力"推动"和市场化的有力"拉动"下,至少在2010年即预计中的社会转型完成前,这一分化在规模和速度上都将超过以往,并会产生许多新的特点和衍生许多值得注意的社会现象。其间,社会成员构成将趋于"智能化",并迅速经历第二、三产业劳动人口超过第一产业劳动人口等一系列历史巨变;私营企业主等与非公有制经济相联系的阶层将会持续扩大;企业家等新兴阶层将会真正形成;农民阶级的进一步分化和工人阶级的一体化将同步进行;社会阶层变动趋于加快,"两栖人"趋于减少;"身份"因素将加速退出历史舞台;贫富差距在总体上将有限度地继续扩大;阶层之间的冲突会有所增加,但一般不会引发全局性的社会动荡。纵观这一阶层分化的全过程,不难发现这是一场"从身份到契约"转化的进步性社会运动。

   【关键词】社会阶层 阶层分化 身份 契约

  

   问题的提出:

   经过肇始于80年代初的十多年的大规模、高速度的社会分化,当代中国的社会成员构成已经充分阶层化了。传统工人阶级向着"蓝领"与"白领"两大方向的分化,农业劳动者在数量上的迅速减少,个体劳动者、私营企业主等阶层的"复出",乡镇企业职工、企业家等阶层的出现,乃至社会流动频率的加快和流动人口的增加,都是整个社会阶层分化的具体表现。

   但是,大量的迹象表明,这一分化是一个更大规模社会分化过程的组成部分。分化还在继续,组合也还在继续。这种分化被压抑得太久了、太沉重了,而中华民族的发展愿望又是那么强烈,发展的潜能又是那么巨大。至少在2010年以前,即预计中的社会转型基本完成之前,社会还不可能迅速转入常规性分化。按照目前的情况推断,世纪之交的社会阶层分化在规模和速度上都会超过八九十年代。在这一时期,会有更多的社会成员进入这一波澜壮阔的阶层分化过程,其总态势是很难逆转的。

   新的历史契机,新的时代条件,不仅会使社会阶层分化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下去,而且会使这种分化和这种分化的产物--变化着的各阶层产生出许多新的特征。本文着重从总体上对世纪之交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主要趋势作一分析。

   一、产业革命继续充当社会阶层分化的"原动力"

   在世纪之交,产业革命是阶层分化的"原动力"将会得到更为充分的表现,即一场更大规模、更加深刻的"产业革命",构成了中国社会阶层分化不断向着深度和广度进军的坚实基础。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产业革命。这一革命在80年代已初见端倪,在世纪之交将形成高潮。现在,东、中部的工业化潮流汹涌澎湃,并迅速向西部蔓延。有的人之所以对这场革命感觉不那么敏锐,重要的原因是舆论的制造者大多生活在城市,而这场革命却主要发生在农村。正当城市疾呼改革艰难的时候,在苏南、温州、珠江三角洲,任何人都会感受到这场产业革命的力度、气势和影响力。这场产业革命对中国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社会成员构成的变化首当其冲。这一巨大变化的基本规定性是,在农业产业化初见端倪的同时,劳动力不断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二、第三产业,从而造成与"夕阳产业"相联结的阶层相对缩小,而与"朝阳产业"相伴生的阶层相对壮大。也即产业结构的调整带动社会成员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的优化组合带动社会成员结构的优化组合。这一点最明显的表现是,乡村工业化带动了工人阶级的新兴组成部分--乡镇企业职工阶层的迅速壮大。

   乡镇企业的大发展是这一革命的重要标志,已造成了工人群体的迅速扩大和农民阶级的相应缩小。现在,中国的乡镇企业职工已达1.32亿〔1〕,到本世纪末可达1.5亿以上。这一发展,既不是靠"计划",因为乡镇企业属于"计划外",也不是靠"引导",因为有"引导意识"和"引导能力"的人们并没有用技术装备去"武装"这一亿多人的经济实力。国家对乡镇企业基本不给予财政投入的状况今后不会有大的改变,那这一发展靠什么呢?靠的是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对劳动力的强劲需求,靠的是乡村第一产业的技术进步对劳动力需求的急剧减少。当人们非要在这支新兴工人队伍的前面冠以"乡镇"的限制性定语的时候,中国的产业工人大军已经悄悄地壮大了一倍以上,并且还在不断壮大着。历史是不管"城市"职工和"乡镇"职工的差别的,只要它存在着这种客观的需求,它就要冲破人为的阻力和限制,造就出这样一支队伍来。

   此外,随着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部门划分中所占份额的扩大,从事相关劳动的职工队伍也会有显著的扩大。随着企业对技术进步需要的增加,也由于一部分文化教育事业产业化渐成气候,知识分子阶层也会扩大。一项调查显示,我国15-24岁的青年人中,就业比例由1982年的81.26%(占同年龄人口的比例,下同)下降到1990年的78.28%,1995年的 65.20%,而就学的比例则由1982年的14.65%,上升到1990年的 15.68%,1996年的20.50%。考虑到我国青年就学比例仍大大低于发达国家,而又处在快速发展时期,上述比例肯定还会有较大增长。〔2 〕同时,我们认为:不能简单地批评事业单位从业人员增长的趋势,与当前的经济体制、管理体制改革"很不合拍"〔3〕。 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事业单位特别是国有和民办文化教育事业单位的从业人员人数,还会不断有所增加。这些变化都会影响到阶层结构的重新组合。

   二、市场化继续充当社会阶层分化的"拉力"

   世纪之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日趋成熟,这一深层次的变化,将继续牵动着阶层分化和社会流动在"市场化"的轨道上运行。这会导致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问题,但主流是积极的。

   如果说产业革命是阶层分化的"推力",那么市场化则是这一分化的"拉力"。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必然要以"搞活流通"为突破口。市场和流通是天然的"效益派"。这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某些从传统上看很难接受的问题。但是,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中出现的问题,其解决不能完全靠非市场化的办法。

   在从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过渡的时期,出现以财富作为衡量人的价值、人的社会地位高低的重要标尺的现象,几乎在经历这一过程的所有国家都出现过,我国恐怕也不例外。要直接地、正面地运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手段去冲击这些消极现象,不仅收效甚微,而且与推动市场化的政策行为多少会有矛盾之处,难免使公众有无所适从之感。恰当的作法是通过适度的政府行为,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提高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实际地位,提高在这些领域中坚持工作并卓有成效的社会成员待遇的办法,从"侧面"予以间接的调整和抵销。进入90年代以来,一些省份先后出台了给本地杰出知识分子以待遇优惠的举措,力求缩小知识分子与高收入阶层的经济差距。今后,各类优惠措施有可能普遍化,并逐步转化为常规报酬。

   即使就意识形态方面而言,也应当肯定,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各阶层包括对个体私营阶层的影响在主流上是积极的。从逻辑上讲,一方面肯定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场进步性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又否定这一运动所产生的意识形态后果,是难以服人的。过去人们大多"从一而终","服从组织分配",而现在往往从个人的志趣出发,希望通过招聘等方式不断选择自己的阶层归属;过去"只言义,不言利",现在连知识分子都"既言义,又言利"了。我们不能将这些变化简单地归结为"道德滑坡"、"信仰危机"。是变化了的社会存在产生了与以往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从实践上看,市场经济对各阶层的影响也是积极的。市场包括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科技产品市场,都为人们在流动中改变自己的阶层归属提供了机会,也提供了动力。党的"十四大"所明确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方向,为各阶层在新世纪更大规模的分化创造了充分的社会和思想条件。

   三、社会结构趋于"智能化",并向两大重要的"临界点"迈进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产业革命将导致社会结构的"智能化"〔4 〕。随着知识分子的迅速增加,也由于产业革命的作用和市场对高层次人才的"鼓励",必然导致社会成员构成的良性变化。

   产业革命最先引发的是劳动力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此消彼长,我国将在新世纪到来之前的一两年迈过前一个"临界点"--吃"工商业饭"的人口超过"吃农业饭"的人口。我国现有城市职工约1.5亿,乡镇企业职工1.32亿,到2000 年仅乡镇企业职工估计将不少于1.5亿,城乡职工加起来总数当在3亿以上,而我国现有单纯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劳动者大约是3亿,第二、 三产业劳动力超过第一产业已成定局。这一转化,将是我国摆脱贫困,迈向现代工业文明的标志,政治民主化进程也将由此具有了新的含义和更加坚实的社会基础。

   随后将是劳动力的"白领化"。在大约2010年或稍晚一些,我国将迈过第二个"临界点"--白领阶层的人数开始超过蓝领阶层。在职工中,白领目前大约占三分之一,在乡镇企业和农村中所占的比例则更低。全国白领最集中的地区是上海,已超过了40%。据估计,在全社会劳动力中,白领要以每年约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我国不同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其劳动力密集的行业很难转移到国外,而是不断地由东向西渐次转移,白领化完全要靠社会本身的进步。这将是我国达到中等发达程度的标志。

   现在,很多城市都制定了引进和鼓励拔尖人才的优惠措施。引人注目的是,进入90年代中期以后,多年存在的"脑体倒挂"现象开始缓解。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显示,1996年与1990年相比,文化程度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呈扩大趋势。1996 年小学文化与大专文化就业者的收入之比为1∶1.5,而1990年为1∶1.2,与大本文化就业者的收入之比更达到1 ∶1.7。〔5〕世纪之交这一态势将会继续下去。

   四、与非公有制经济相联系的阶层将明显扩大

   在世纪之交,如没有大的政治波动,各种非公有制经济成份肯定会有相当大的增长, 各种以非公有制经济为载体的阶层将继续扩大。 到1995年底,我国在非公有制单位就业的人数已达6463.5万人,占全部从业人员的9.4%,比"七五"末增长了6.4个百分点,其中上海、河北等地已超过了15%,只有贵州、青海等地不足5%。〔6〕到1996年底,全国个体户已达2703万户,从业人员已超过5000万人;私营企业为82万户〔7〕,按一户私营企业平均有1.5个投资者的一般标准计算,加上"戴小帽子"和"戴红帽子"〔8〕的企业的投资者, 我国目前的私营企业主实际上已不少于200万人。现在, 各地都在采取积极措施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在政策的有力推动下,未来5-10年, 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主的数量估计分别会有7-10%和20%以上的年增长率, 前者的主要来源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和下岗职工,后者主要是个体大户和某些有"实力"的"下海"者。另外,随着政策导向的宽松和工商管理工作的规范化,一部分"戴红帽子"的私营企业和"戴小帽子"的个体大户将"脱帽加冕"。这还会导致与此相关联的雇工群体的扩大。

与此同时,在非公有制领域还有可能出现若干规模不等的新阶层或社会群体。在90年代初,"食利者"群体已悄然出现。也有人称食利者为"消闲阶层"。这部分人不会太多,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一是滞后消费型的食利者。这些食利者的资本是其先前劳动或经营成果的积累,即消费自己先前积攒下来的劳动果实。目前,"先富起来"的个体业主、私营企业主、文化个体劳动者、承包商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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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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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开学报:哲社版》(津)1998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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