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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永烈:罗隆基“最后的晚餐”

更新时间:2014-11-21 09:40:32
作者: 叶永烈  
话题漫无边际,不过几乎不愿涉及政治。罗隆基虽然还是那样的脾气,但说话比起过去要谨慎多了。

   康同璧是康有为次女,年长于罗隆基。她早在罗隆基赴美国留学前14年——1907年,便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回国之后任万国妇女会副会长、中国妇女会会长。解放后为中央文史馆馆员,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康同璧的女儿罗仪凤当时约50多岁,个子矮矮的,一直没有结婚。她常常跟随母亲康同璧一起参加聚餐,并看望罗隆基。

   黄绍竑是当年以李宗仁为领袖的桂系将领之一,曾先后担任国民政府广西省主席、湖北省主席、浙江省主席。1949年他作为国民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成员赴北平参加国共谈判,谈判破裂后发表声明脱离国民党,此后历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常委,在“反右斗争”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

   陈铭德是老报人,曾任《新民报》(《新民晚报》的前身)社长、总编辑,是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的养父。浦熙修当年是《新民报》采访部主任,所以罗隆基跟陈铭德也很熟悉。

   在罗隆基晚年,常去看他的还有罗涵先。2010年5月12日,我在北京采访民盟中央原副主席、88岁的罗涵先。罗涵先曾任罗隆基秘书,所幸在“反右斗争”中没有被划为“右派分子”。笔者在访问罗涵先时,他幽默地说明了自己没有成为“右派分子”的原因:在1957年,他除了担任罗隆基的秘书之外,还是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办公厅主任。在“大鸣大放”时,每一次民盟中央召开“鸣放”会,发言的人都极其热烈,要“排队”才能挨到发言的机会。在即将轮到罗涵先发言时,别人就会说,你是中央办公厅主任,还怕没有机会发言?让一下吧!就这样,罗涵先一让再让,始终没有发言的机会,所以也就没有“右派言论”。

   罗隆基、章伯钧与这样一些朋友来往,在聚餐、谈天之中,稍稍得到些许安慰。罗隆基和章伯钧都不抽烟、不喝酒,无法借酒浇愁,只是借聚餐驱除那可怕的孤独感。

   赵君迈说,章伯钧、罗隆基当年都是目空一切的人物,他们高傲。自从成了“右派分子”之后,那股傲气不见了。虽说他们在一起的时候,通常不谈政治,但毕竟他们都是在政治上摔跤的人,难免不谈政治。偶然间,他们说起章乃器,说起梁漱溟……他们对老朋友充满思念之情。他们对于章乃器、梁漱溟的“硬”——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不屈不挠,不承认“错误”,表示佩服。

   章伯钧曾说,章乃器比我强,他始终没有认“罪”,坚持到底。罗隆基则说,1952年“批判”梁漱溟,他处之泰然,始终不屈服,这样的人真不多。

   章伯钧说起了“反右派斗争”:“这是一场错误的政治运动,把知识分子都得罪了!”罗隆基接过章伯钧的话说:“像我们这样过去拥护共产党的人,成了‘右派分子’,而那些军阀、国民党反动官僚反而没有挨整,这是不公平的!把费孝通、潘光旦、吴文藻这些进步知识分子都打成‘右派分子’,是极其错误的。陈铭枢,北伐名将,只是在1952年‘批判’梁漱溟的时候仗义执言,到了1957年就成了‘右派分子’……”

   看得出,不论是章伯钧,还是罗隆基,在私下的谈话中,表达了对于1957年那场“反右派斗争”的强烈不满。

   赵君迈说,在“反右派斗争”之后,罗隆基曾经被送往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当时总共有160多人,其中大多数是“右派分子”。章伯钧后来也参加了。在那里,每天学习,罗隆基没有承认“错误”,但是讲话很谨慎。小组讨论时,罗隆基几乎不发言。章伯钧在那里,则是口头承认“错误”。他们只有在与老朋友聚餐、聊天的时候,才会讲出心底的话。

   赵君迈说,章伯钧夫人李健生资历也很深,但她谨言慎行,从不参与政治性的谈话。其实她对当时中国的政治运动看得很清楚,只是不说而已。

   赵君迈回忆,罗隆基喜欢音乐,喜欢戏剧;章伯钧则喜欢读书,喜欢字画。罗隆基家中挂着一幅齐白石的画,那是齐白石送给他的。

   1961年,全国政协曾组织参观团去江西、湖南,罗隆基和赵君迈、黄绍竑、康同璧及其女儿罗仪凤一起前往。他们曾上了庐山。但是章伯钧没有去。罗隆基去江西时,曾想顺路回故乡安福看看,后来思前顾后,没有去。毕竟他是“大右派”,回到家乡诸多不便。

   赵君迈说,在“反右派斗争”之后,在王府井迺兹府大街12号罗公馆再也没有见到浦熙修的身影。罗隆基认为浦熙修在“反右派斗争”中顶不住压力,背叛了他,从而跟她一刀两断。

   赵君迈还说,章伯钧在男女关系上很严肃,对李健生“从一而终”,而罗隆基在这方面就不如章伯钧。罗隆基晚年跟一个姓张的小姐来往密切。赵君迈常去罗公馆,见过她。罗隆基喊她“张小姐”,而她则喊罗隆基“罗伯伯”。这位张小姐是刘王立明介绍的。

    

   “最后的晚餐”

   罗隆基去世的前一天晚上,还和联络员赵君迈在一起。

   赵君迈回忆罗隆基“最后的晚餐”,那是1965年12月6日晚上,罗隆基在家里设宴,与几位朋友聚餐。来者除了赵君迈之外,还有刘王立明和女儿刘炜等。赵君迈说,不论是他,还是刘王立明,都住在北京东四,离罗隆基家很近。

   刘王立明原名王立明,为了纪念丈夫刘湛恩而复姓刘王。刘王立明跟罗隆基来往密切,可以说有四个缘由:一是彼此都曾留学美国,刘王立明当年留学美国芝加哥西北大学生物系。二是都对政治有浓厚兴趣。刘王立明回国之后与李德全、史良、刘清扬等发起组织成立中国妇女联谊会,曾任第一、二、三届国民参政员。1944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当选为中央委员,1949年之后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三是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处境相似,有共同语言。四是住处挨得很近。

   那天,罗隆基请自己的厨师做了涮毛肚(即牛百叶)。已经戒酒的罗隆基,在晚餐时有点兴奋,还拿出一瓶殷红的北京葡萄酒,斟入一只只江西景德镇瓷杯。他开了酒戒——本来,他患心脏病,已与酒“绝缘”。

   饭足酒余,他还到不远处的刘王立明家中聊天,直至夜11时才回家。那时他还一切正常。

   12月7日清晨,罗隆基心脏病发作。罗随身带着硝酸甘油片。可是他在打开硝酸甘油片药瓶时没有拿住,瓶子落在地上。他就这样死去。直到上午8时,护士王小姐按时上门给他注射胰岛素,这才发现他已经去世。据医生分析,导致罗隆基心脏病发作的诱因,不是涮毛肚,而是喝酒。

   赵君迈说,罗隆基的突然去世,曾使章伯钧一连几天双眉紧皱,长时间地呆坐。他似乎想得很多,想得很远,却沉默不语。赵君迈很感叹地对笔者说,罗隆基一死,早期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留学的10位中国同学之中,只剩下他和高士其了。

   我很感谢赵君迈老先生在病榻上接受我的采访。他作为联络员,所回忆的罗隆基的晚年情景弥足珍贵。在我采访他一年半之后,1988年7月13日他在北京逝世。虽然赵君迈先生生前所任大都为虚衔闲职,但是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节目播出他的追悼会报道,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李先念以及康克清、赵朴初等400余人参加遗体告别仪式,赵紫阳、杨尚昆、邓颖超、胡耀邦等送了花圈,这足以表明赵君迈先生深为中共看重。赵先生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赵君迈先生是不是中共特别党员?不得而知。他并非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怎么会住在北京军区总院,我也不得而知。就在他病逝后4个月,我曾多次采访过的高士其先生也去世了。

    

   被红卫兵扔掉的骨灰盒

   1986年11月,我在北京接连采访了罗隆基生前好友赵君迈、叶笃义、陈新桂,还前往北京同仁医院与正在那里住院的章伯钧夫人李健生作了两次长谈,另外在章宅采访了章伯钧之女章诒和及女婿马克郁。11月27日,我离开北京,乘坐279次火车直奔郑州,专程采访罗隆基唯一的亲属、郑州粮食学院油脂系教师罗兆麟先生。

   由于此前我曾多次致函罗兆麟先生,向他请教关于罗隆基的身世问题,所以与他一见如故。他除了详细谈及他与“四家兄”罗隆基的诸多交往之外,还谈及罗隆基的后事料理经过。

   罗隆基的“单位”是中国民主同盟,所以罗的后事由民盟中央负责。罗兆麟记得,在罗隆基去世当天中午,接到民盟中央的电话,告诉他罗隆基去世,并要他立即到北京料理后事。罗兆麟和儿子在翌日早上分别从郑州和抚顺出发,乘坐火车前往北京,到达时已经是晚上。李公朴夫人张曼筠、李文宜以及一位姓安的(罗兆麟记不起名字)代表民盟中央接见了他。当时张曼筠是民盟中央委员兼办公厅主任。

   罗兆麟来到迺兹府12号罗公馆,发觉罗隆基重要的文字性遗物,诸如日记、文稿、信件等,都已被中央统战部运走。另外,罗隆基的遗体,已安放在北京医院太平间。

   他们问罗兆麟作为亲属,有什么要求。罗兆麟当即提出,要求摘掉罗隆基的“右派分子”帽子。罗兆麟说,总不能让“四家兄”戴着“右派分子”帽子进棺材吧!但他的要求遭到拒绝,因为“罗隆基一直没有悔改表现,不能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为此,罗兆麟受到了批评,不得不“承认自己认识水平低,没有和右派划清敌我界线”。

   就这样,罗隆基死去的时候,头上还戴着“帽子”。没有举行追悼会。鉴于他是著名民主人士,全国政协在北京医院为他举行了小规模的遗体告别会。罗隆基虽然双目紧闭,但他依然显得那么潇洒,一派学者风度。他在极度的痛苦中死去,双眉却是舒展的。

   罗兆麟出席了在北京医院太平间举行的罗隆基遗体告别仪式。据他记忆,那天前来参加遗体告别仪式的,有史良、邵力子、张奚若、杨明轩、刘王立明、齐白石的儿子……中共中央统战部来了个科长,总共大约三四十人。罗兆麟记得,统战部的科长问:“罗隆基的母亲怎么没有来?”他所说的“罗隆基的母亲”,是指罗隆基的继母,亦即罗兆麟的母亲。在当时,除了罗兆麟之外,罗隆基的继母也是罗隆基的亲属。罗兆麟回答那位科长说,母亲年迈体弱,无法前来。在遗体告别仪式之后,罗隆基的遗体被送往八宝山火葬场火化。

   关于罗隆基骨灰的处理,罗兆麟是这样说的:“念‘手足之情,兄弟之谊’,当时我要求‘四家兄’骨灰进八宝山革命公墓,否则给我带回去。”负责此事的民盟中央的辛志超对他说,罗隆基是“右派分子”,进不了八宝山革命公墓,但是骨灰盒也不能让你带回去。究竟如何安置,要等组织决定。

   就这样,罗隆基的骨灰盒只能寄存在火葬场临时存放处。罗兆麟说,他回到郑州后,曾以他的母亲的名义写信给民盟中央,要求尽早安葬罗隆基。没想到,不久“文革”爆发。“文革”中,罗隆基的骨灰盒被红卫兵扔掉。罗兆麟叹道,“四家兄”真是“死无葬身之地”!

   罗兆麟回忆说,在罗隆基的遗物中,有史良的情书、浦熙修的熨斗。另外,罗兆麟还见到过罗隆基写的自传,20万字,从出生写到在天津办《益世报》,未写完。罗兆麟说,“四家兄”写得很生动,他要求带走《罗隆基自传》手稿,民盟工作人员不让他拿走,称这“是一个政治上极为反动的文件,不适宜由家属保管”。

   1990年7月罗兆麟先生病逝。

   我庆幸20多年前能够走访诸多罗隆基好友以及弟弟罗兆麟,得到罗隆基去世前后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得以厘清历史的真面目。那些珍贵的采访录音带如今都在,我将捐赠给上海图书馆,以供后人研究。

    

   2014年9月18日

    

   (作者系文史学者、传记作家、本刊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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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同舟共进》2014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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