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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龙:从政治经济学到新政治经济学(之一)——西方政治经济理论的演变

更新时间:2014-11-21 09:32:33
作者: 杨龙 (进入专栏)  
认为国家必须设法增加自己的财富,财富的内容是由金银铸成的货币,货币的多寡是衡量财富的标准。货币一旦离开自己的手,就意味着财富的损失和国家的贫困。聚敛货币收入只能通过商品交易,不断地贱买贵卖。重商主义的一个特殊观点是增加国家财富只能通过对外贸易来增加,他们认为国内商业不能增加一个国家的货币量,不过是国内一部分人多得,另一部分人少得,国家的财富没有因此而增加。在外贸中增加的货币量要遵循多卖少买,多收入少支出的原则,使国家的出口大于进口,作为货币的金银才能流入本国。由于西欧国家的金银储量贫乏,积累金银主要得自对外贸易,依靠扩大对外出口。

   重商主义强调国家在经济中的地位,主张国家的干预是国家致富的保证,重商主义把增加财富当作国家的主要功能,国家的经济政策的目的是获取金银。为此,重商主义在政治上主张强化中央集权,以扫除封建割据,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认为封建割据妨碍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是国家强大的障碍。实行重商主义的西欧国家利用中央集权政府,采取了统一国内关税的政策,这与当时强调集权,扩大国家权力的主流政治思想是一致的。重商主义的政策是实行国家保护主义,重商主义认为商业是国家活动的基础,国家应保护本国商人的利益。国家还应保护工业,扶持手工工场的发展,以增加生产,扩大出口。国家限制货币输出和商品进口,鼓励出口和货币输入。国家用行政手段来增加货币(金银)财富。西欧许多国家都颁布法令,禁止货币输出,以外贸中的顺差来保持货币(金银)输入本国。托马斯·孟在《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1630)一书中把商人称为国家财产的管理者,商人肩负着与其他各国往来的商务。[17]重商主义还主张殖民扩张,壮大军队,以保证货币财富的不断流入着重于商业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法国重商主义者柯尔培尔(1619~1688年)认为,国家拥有的货币数量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政治军事实力。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的国家并不是指大众国家,而是属于君主。尽管法国重商主义者孟克列钦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政治经济学"的名称,但是是出现于《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1615)一书中。"在18世纪以前,很少有国王、政治家或政治哲学家认为,国家应当为其人民的经济福利负起责任,两者是必然相联系的。国家的财富仅仅从属于君主--属于国王、王后,以及那些设计、资助、指导各种方案来积累外国财富,以便发动战争及增加其权力和威望的臣僚--而不是属于这个国家普通人的福利。"[18]从这点上看,重商主义与当时的政治学说在国家问题上的立场接近,也正是法国学者首次把"经济"一词的含义从家务管理扩展到公共行政和国家事务的管理,并加进了政治含义。[19]

   法国的重农学派是近代后期放任主义的经济学鼻祖,对重商主义的批评首先也是来自他们。18世纪中叶,法国的农业仍在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大部分农村还处于封建经济阶段,柯尔培尔推行的重商主义政策对法国的农村经济造成很大破坏,国家的财源枯竭。以《经济表》(1758)一书闻名的法国经济学家魁奈等人总结了重商主义政策把国家致富之路放在流通领域的教训,重新提出以生产领域作为富国的根基。自然秩序是重农主义的哲学基础,重农学派的原文为Physiocrate, 是由希腊文"自然"和"主宰"两个字组成,意指自然的统治,自然秩序支配着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自然秩序是上帝赋予的,人们只能了解和遵循它。复苏经济的办法是使人为秩序符合自然秩序,实现与自然秩序一致的办法是自由放任,自然秩序的结果会导向以最少的支出获得最大的满足。重商主义相信"建立在私人财产和政府权威基础上的社会自然秩序最有利于保障人类幸福。"[20]重商主义在法国的失败原因在于违反了自然秩序,魁奈主张取消一切干预政策,对个人的和国家间的经济活动实行放任政策。

   (二)近代后期流行"自由放任"

   随着资本主义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近代后期西方政治学说的主题由为了保护天赋人权而争取建立国家变成为了维护个人的权利而尽量限制国家。突出个人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限制国家的权力成为主要话题。19世纪西方主要国家的资产阶级政治体制差不多全都建立起来,这些国家的政治发展进入稳固资产阶级政权的阶段,这个时期不需要再强化国家对社会和经济的介入了,国家的介入被当作个人自由的一种阻碍。英国于19世纪中叶率先完成产业革命,其他欧洲大国也陆续开始产业革命。产业资产阶级崛起,逐渐战胜封建残余势力和金融资产阶级,成为西方国家中的主导阶级。产业资产阶级的功利动机更为明显,其根本的要求是取得"利润","快快发财"。产业资产阶级要求更多的个人自由,特别是经济活动方面的自由。他们认为国家是个"不得不要的祸害",要求国家"远离"自己。

   西方意识形态相应地由争取个人的权利转为维护个人的自由,"19世纪自由主义思想家突出强调个人自由,捍卫个人自由或个性的自由发展成为首先考虑的问题。……认为现代人所理解的自由并不是指公民平等的政治权利,而是个人自由,即自由经营、自由贸易、个性的自由发展,是自由竞争。国家应该是个人自由的保护者。"[21]个人开始"远离"国家,要求自由发展,经济按自己的规律运行,不需求政治权力的帮助了。国家是社会的"守夜人"角色、"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等观点代表了当时西方的主流国家观。

   政治思想的基础也发生了转变,功利主义原则取代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成为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基础。功利主义者注重经验和感受,主张以事实为依据,反对从抽象的原则出发。功利主义以个人的物质利益和欲望的满足程度作为判断政治制度的依据,主张在个人事务中,个人最有发言权。在社会经济领域,国家不应干涉个人的活动。个人在有关自己的财产权问题上有最高的支配权,国家无权干预。国家的职能仅仅体现为保护个人的利益不受他人侵犯的范围内,仅在这个范围内,国家有权干预个人活动。因此国家是"必要的罪恶"。功利主义者边沁为个人权利至上制定了一套哲学原则,认为"救乐避苦"是人一切行动的出发点,主张"合理的利已主义"。边沁认为社会利益由各个单个人的利益总和而成,每个人在追求自己的利益的同时,社会的利益会自然地得到增进。他用功利原则来评价国家,只有能够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政府才是好的政府。这个时期的国家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22]

   经济学中出现反对国家干预的主张早在18世纪末就已经出现,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被公推为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他的著作《国富论》(1776)被当作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经典。《国富论》的第4 篇讲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在全部9章中有8章批重商主义,其主要倾向是反对国家干预主义。亚当·斯密以自己的人性论作为经济学的基础。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利已,人皆有"交换倾向",以利人之物来换取利已之物。满足人的"利已心"的途径是经济自由,自由竞争、自由贸易、自由经营。如果每个人都想使自己的产品实现最大价值,"利已"行为的结果是资本的最大利润。

   亚当·斯密在政治经济学上的特色还在于他提出了关于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可以自动协调的主张。他认为社会收入是全部个人收入的总和,个人利已行动的极大化会自动地实现整个社会的利益。个体之间相互受益的分散化的交换活动会自动实现对资源的配置。只要每个人都努力扩大自己的个人收入,社会财富就会随之增加,"由于每个个人都努力把他的资本尽可能用来支持国内产业,都努力管理国内产业,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高程度,他就必然竭力使社会的年收入尽量增大起来。"[23]在他们行事时,"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其结果却比任何机构或个人刻意追求公共利益时要好。在亚当·斯密看来,这个结果是在个人充分竞争的基础上,由一只"看不见的手"来指导的,它使人们"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自由竞争越充分,价值规律越起作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越能一致。在关于"看不见的手"的比喻中,亚当·斯密"实际上在《国富论》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前提:追求自己利益的人们不违反正义律。"[24]这一条从此成为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

   关于政府的职能,亚当·斯密假设面对的是一个有序的社会,政府的作用主要是提供公共产品,即那些对个人极为有益,却不能由任何个人或群体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使私人提供者无法从受益人处征收足够的费用,以抵消其成本,比如国防,所以私人不会自动提供。再比如法与秩序、社会公平等,政府的另一项任务是反对垄断,"独占是良好经营的大敌",给予个人充分的经营自由才是符合"正义的法律"的。"斯密向他们提供了适合他们要求的自由放任的意识形态,并为自由企业和政府的自由放任的方式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25]亚当·斯密提出的政府职能的观点也一直是经济自由主义和现代政治保守主义政府观的出发点,在他那里,政治与经济是不可避免地结合在一起的。这反映了当时的经济政治现实。"英国经济在18世纪后期及19世纪初明显地政治化,从斯密等古典学者的分析中,既产生了对经济过程的实证理解,也产生了对于特定制度的哲学观点。关于自由放任主义的规范观点,与对于在特定的约束结构(主要特点是最低限度的、保护性的或守夜人的政府)的相互作用的实证分析,这二者是(也许是不可避免地)混合在一起的。"[26]

   18世纪,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西方经济学的鼻祖正式以政治经济学为题目展开自己的学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4 卷导言中提出,"作为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务的科学分支,政治经济学有两个明确的目标:首先,它要为人们提供,或更恰当地说,使人们能够为自己提供丰厚的收入或生活资料;其次,向国家或全体国民提供足以维持公用事业的财源。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是要使国富民强。"亚当·斯密接受重农主义的"自由秩序"主张,反对重商主义的国家干涉主义,认为个人利已行动的极大化会自动地实现整个社会的利益。"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一个明显目的,就是解释市场如何在没有详细的政治指导下运作……证明具有可接受的效率市场之功能与政治指导无关。"[27]亚当·斯密经历"从重商主义向流行的经济民主主义转变的同时,也伴随着从专制主义向民主制度的政治转变……由于民主思想和制度的传播,经济和政治的压倒一切的目标从扩大君主的权力转变成增进国家人民的福利。"[28]

  

   【参考文献】

   [1]列奥·施特劳斯等.政治哲学史[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

   [2][3][美]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4][美]肯·米诺格.当代学术入门:政治学[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

   [5]色诺芬.经济论、雅典的收入[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6][7]柏拉图:理想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8]丛日云.西方文化传统[M].大连:大连出版社,1996.

   [9][15][美]约·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10]参见[苏]涅尔谢相茨.古希腊政治学说[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马啸原.西方政治思想史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11][12][13][14]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16][苏]莫基切夫主编.政治学说史(上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17]托马斯·孟.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18][28][美]罗·赖克.国家的作用--21世纪的资本主义前景[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

   [19]新帕格尔雷夫经济学大辞典[M].

   [20]亚当·库珀.社会科学百科全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21]徐大同.西方政治思想史[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3]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

   [24][美]保·海纳.权利·自由·乡镇自治[M].中译本:自由与社群[M].北京:三联书店,1998.

   [25][美]保·萨缪尔森.经济学(下卷)[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

   [26][27]布坎南.宪法经济学(A).市场与公共秩序[C].北京:三联书店,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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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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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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