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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国强:耿昌贤先生访谈录

更新时间:2014-11-20 21:35:23
作者: 董国强 (进入专栏)  

  

   本文系董国强(策划、采编):《亲历“文革”——14位南京大学师生的口述历史》一书的节选。

  

  

   时间:2007年1月31日

   访谈者:董国强

   被访谈者:耿昌贤

   地点:耿昌贤先生扬州寓所

   [耿昌贤:扬州纺织厂退休职工。“文革”爆发时是南京大学外文系法文专科二年级学生]

   董国强:关于访谈目的和内容的说明(略)。

   耿昌贤: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你有志从事“文革”研究,实在令人钦佩,我一定全力支持你。我不但会把我了解的真实情况原原本本地告诉你,我手上还有一些个人保存的文字材料也可以提供给你。

   任何事情总有一个由头,我先讲讲当时我们是在什么情况下参加造反的,南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是怎么搞起来的。

   1966年“文革”爆发的时候,我是南京大学法语专科二(8)班的学生。我们这批学生比较特殊,招生计划是由外交部直接下达的,进校后属于外交部和南大双重领导性质。其历史背景是1964年中法建交,国家急需一批法语专业方面的人才,而且当时不光是法国,还包括原来一些法属殖民地国家,比如非洲、越南、柬埔寨、老挝等等,都需要派人去从事外交工作。

   我从中学开始就对文学很感兴趣。我在镇江中学上高中的时候,就在《雨花》、《萌芽》、上海《少年文艺》等刊物上发表过一些诗歌、散文作品。所以进入南大以后,我就参加了学生组织“文学社”。一开始我负责诗歌散文组,孙家正他们都是我们小组的成员。后来我又成为“文学社”的负责人。

   我们“文学社”的日常工作之一,就是负责编南大“前进报”,就是南园大门进口处道路两边的黑板报,一共有十六块版面。这个黑板报每个星期出一期,逢星期六出版,由我们“文学社”负责组稿、写稿、编稿,然后把所有稿件送党委宣传部审查,审查通过了,我们就在星期六下午组织人抄写到黑板上去。

   在办“前进报”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

   那个时候“文革”的风越刮越紧,成天搞大批判,什么“三家村”啦,“四家店”啦,北京市委问题啦,都在批了。当时作为我们学生来讲,对这些运动当然是积极响应。当时我们都认为,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中央发动的,是“反修防修”的。这个修正主义不批不得了,整个教育界、文化界都被“牛鬼蛇神”把持了,中国也出修正主义了,这怎么得了啊?所以就积极响应。其实在这个之前,我们早就开始介入大批判运动了,什么批李秀成啦,批《海瑞罢官》啦,我们都搞过,反正都是跟着中央的调子走。哎呀,我跟你说,当时也不光是我们学生,就是匡亚明他们也是跟着上面的政治风头转。所以我们每期文章都要经过党委审批,审批以后才能出版。

   到了5月份下旬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前进报”又要出版了。那一期刚好是由我们外文系的学生负责的,除了我这个主编之外,参加抄写和美工的人主要是法文专业四年级的莫用武他们几个人。当时要刊发的所有稿件事先都经过党委审批了,十六块版面也都编排好了,临到抄写的时候,莫用武他们发现还差一个通栏标题,就跑来问我。这个时候已经是下午5点多钟了,根本来不及请示党委,而且我觉得所有稿件都经过审查了,现在只差一个通栏标题,这能有多大问题啊?于是我想了一下,就拟了一个“誓死保卫毛,誓死保卫党中央,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栏标题,叫他们直接写上去。当时大家都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妥,也就这么写上去了。

   哪晓得到了星期一,我们系的团总支书记潘忠哲(此人曾任匡亚明秘书)找到我,满脸严肃地说:“你们这期黑板报出得有问题。”

   我感到莫名其妙,就问他:“有什么问题啊?”

   他问:“那个通栏标题是哪个提的?”

   我说:“是我提的。”

   他说:“你怎么能提这个口号呢?事先也不请示党委。毛主席、党中央轮得到你们来保卫吗?真是危言耸听!”

   我争辩说:“我提这个口号有什么错啊?连北京市委都出问题了,我们不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吗?”

   他大声呵斥道:“你这是蛊惑人心!”

   最后,他对我说:“我们系总支研究过了,你必须认真地写一份检查。”

   我当时一肚子不服气,心想我这个口号有什么错误啊?我又没有说“打倒毛主席”,“打倒党中央”,我说的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这有什么错啊?再说我当时那样处理,还不是想让“前进报”能够按时出版吗?你们怎么能那样无限上纲呢?所以我就没有写检查,就在那里顶着。当时不光是我心里不舒服,包括负责抄写的几个人,心里都不舒服。

   这样过了个把星期,到了6月2日这天上午,我们班正在教室里上课,外面的大喇叭突然响起来了,全文播送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我当时听了那个广播,觉得好像说的就跟我们南大一样嘛,都是领导上压制“文化大革命”。所以一下课,我就跑到“法四”的宿舍去了,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我去的时候,刚好蔡福星、姚金璜、朱瑞芳他们几个人都在。大家聚在一起越谈越气愤:我们那个通栏标题有什么错误啊?党委不许我们写两个“誓死保卫”这样的口号,还要我们作检查,到底是何居心?于是大家就连夜写了一张大字报,质问南大党委。当时签字的有“法四”班上的22个人,另外加上我。

   董国强:你们写大字报的时候,是否知道溧阳分校发生的事件?

   耿昌贤:不知道。我们起来贴大字报,跟溧阳分校的“六二事件”完全是两码事。我们当时就是针对南大党委提出的“黑板报事件”,认为党委压制我们,认为我们南大和北大差不多,南大党委和北大党委也差不多。

   我们的大字报是6月2号早上贴出去的,就贴在校门口的大石柱子上。这是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这个大字报一出,学校党委非常紧张,立即开会层层布置,要各系党总支密切注意师生们的反应,另一方面就组织人对我们进行反击。一时间反击的大字报铺天盖地,主要的意思就是说:南大不是北大,南大党委是马克思主义的党委。还说我们给党委贴大字报,属于“反党行为”,和1957年的“右派”一样,绝没有好下场!这个反击大概持续了一个星期。在此期间,我们也没有大动作。我们心想:你批你的,反正我们没有错。

   大概到了6月7、8号的样子,省委派了一个联络组进入南大,组长是省计委主任汪冰石。他们派人来找我谈话,了解我们写大字报的前后情况。这样我们几个人又开始串联了,很快就成立了一个“外文系十人小组”。哪十个人呢?我一个,蔡福星一个,栗熙一个,平郑华一个,姚金璜一个,莫用武一个,另外还有“法三”的王荫梅、周至诚等人,反正是十个人。这些人当时都是学生干部、团支部书记、班长、党团员。

   我们分析了形势以后,认为南大党委肯定有问题!我们不过质问了党委几句话,他们不是正面回答我们的问题,而是发动全校师生来围攻我们,这不说明他们心虚吗?而且这个时候,溧阳分校发生的事情我们也知道了。匡亚明在溧阳把学生打成“反革命”,还斗学生,我们听了都很气愤。于是有人提议说:“我们到省里告状吧。”马上又有人说:“没有用的,省委和南大党委肯定是一起的,要告状就到北京去告!”这个意见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

   于是大家就一致推举我作为代表到北京去告状。我说:“我可以去。但是我没有去过北京,我建议请栗熙和我一起去。他是北京师范学院毕业的,对北京的情况比较熟悉,而且两个人一起去,遇到事情还有个商量。”大家都说“好”。栗熙当时已经大学毕业,是带工资到我们南大法语培训班来接受培训的。他是个党员,又是烈士子女。

   这样决定下来之后,大家就开始凑钱,一共凑了四五十块钱。我又找到南京的一个亲戚,搞到了30斤全国通用粮票。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偷偷摸摸地溜出南大,到了下关火车站。公安厅的人一直跟踪我们到火车站,所以我们两个一路上都不敢用中文谈话,就用法语交谈。

   等到上了火车,我们两个人就在那里商量。“十人小组”开会的时候,大家都是一腔热血,情绪冲动得很,有很多事情其实并没有想清楚,现在真正杀出来了,上了火车了,才觉得心里空落落地耽不到底,比如我们下了火车该怎么办?我们到北京是来告状的,但是究竟找什么人告状呢?这些都是问题。最后我跟栗熙讲:“我们干脆到北大去。既然中央派了工作组去,肯定有中央负责同志在那里。” 栗熙说:“好。”于是我们下了火车就直奔北大。

   到了北大,大门口传达室的人不让我们进去。

   他们问:“你们是干什么的?”

   我们说:“我们是南大的,来你们北大找聂元梓。”

   “你们有介绍信吗?”

   “我们没有介绍信,只有学生证。”

   “学生证有什么用啊?不行!不行!你们要告状就到党中央去告状,跑到我们北大来干什么?”

   正在我们与门卫交涉的时候,来了一个北大的学生。我们后来才知道他叫郭少田,是北大经济系的学生,也是我们扬州人,扬州中学毕业的。他听到我们在那里与门卫交谈,我讲的又是一口扬州话,他一听是老乡嘛,就上来问是怎么回事情。我就简单地把情况跟他讲了一下。

   他知道情况以后,就低声对我们说:“你们不要讲了,跟我走。”于是就带着我们从边门进到北大里面去了。到了他的宿舍,他又去把一些在北大上学的扬州老乡都叫过来,结果来了一大帮人,有经济系的,还有哲学系的,把宿舍都挤满了。这时他对我们说:“你们先在这里介绍一下南大的情况,我去找我们的领导去。”他走了之后,我们就在宿舍里跟北大的学生谈我们南大的情况。那些学生们听了我们的遭遇都义愤填膺,就在那里热烈讨论如何支持声援我们。

   到了晚上9点多钟,郭少田回来了。他告诉我们:“我已经向聂元梓汇报过了,聂元梓也向领导上汇报过了。领导马上要接见你们。”当时他没有说是那个领导,只是叫我们在宿舍里面等着。

   到了10点多钟,我们被带到北大红楼。进去的时候,我就发现那里警备森严,又是警卫人员,又是医务人员。进去一看,主角是一个老太婆。我们后来才知道那就是曹轶欧,康生的夫人,他们都喊她“曹大姐”。聂元梓当时也在场。

   坐下来以后,曹轶欧对我们说:“听说你们是从南大来的,你们把那里的情况给我们介绍介绍吧。”于是我们就把我们贴大字报的前后情况向她作了介绍。然后我强调,我们现在最关心的事情,就是我们贴大字报是不是“反革命行为”?第二个,我们私自跑到北京来反映情况,是不是“反革命行为”?

   听到这里,曹轶欧笑起来了:“这怎么好叫做‘反革命’呢? 你们是到北京来向党中央、毛主席反映情况,又不是跑到台湾去。第二个嘛,你们在南大的那些行为也都是革命行为。我们中央早就知道你们南大的情况,现在可以告诉你们,你们完全可以放心,明天《人民日报》就要发表一个社论声援你们的革命行动,社论的题目是《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其中公开点了匡亚明的名。”

   董国强:这个社论是1966年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此外那天的《人民日报》上还有一个新华社的长篇电讯,对溧阳分校“六二事件”进行了报道。

   耿昌贤:如果这样推算起来,那我们就是15日到北京的,反正第二天《人民日报》的社论就出来了。

哎呀,当时听她这么一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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