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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国强:耿昌贤先生访谈录

更新时间:2014-11-20 21:35:23
作者: 董国强 (进入专栏)  
我和栗熙都激动得不得了!整个局势一下子就翻过来了!

   后来曹轶欧还跟我们讲:“你们来一趟北京不容易,明天叫他们北大的同学陪你们在北京玩玩吧。”她还问我是不是第一次来北京,我说是的。她又问栗熙,栗熙说他是在北京上大学的。

   我们当时非常兴奋。我就对曹轶欧说了:“我们就不玩了,我们得到这个好消息就行了,我们还要赶紧回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同学们。”

   后来她又问我们:“你们来北京,钱是哪里来的?”

   我告诉她:“是同学们凑的。”

   她说:“这样吧,你们来的车票由我们报销,回去的车票,你们回去以后叫江苏省委给你们报销。”

   我说:“江苏省委有个联络组在南大呢,我们担心省委是不是会跟南大党委沆瀣一气。”

   她说:“应该不会。你们如果实在不放心,还可以到上海去找张春桥。”

   我问:“张春桥是什么人?”我们当时还不知道张春桥是何方神圣。

   她说:“张春桥是华东局书记处书记,也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就是管‘文革’的,你们以后有什么情况可以直接向他反映,省得大老远地跑到北京来,还要花这么多钱。”

   我当时多了一个心眼,就对她说:“那我们就直接去找张春桥吧。”

   她说:“那也好,我来同他打个电话。”打完电话之后,她还告诉我们,张春桥在上海康平路华东局办公。

   这样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回头了。他们已经把车票买好了,郭少田和许多北大的学生们把我们送到火车站,看着我们上了火车,大家都依依不舍。

   上了火车以后,我跟栗熙讲:“你先回学校把情况告诉大家,我直接到上海去,先跟张春桥接上头,这样以后有什么事情我们就好直接跟他联系了。”所以火车到了南京,我就没有下车,连夜前往上海。第二天早上到了上海,我就直奔康平路华东局,到那里的时候大概是早上六点多钟。

   大门口传达室的人问我找谁?

   我说:“我是北京来的,中央首长叫我来找张春桥同志。”

   他说:“你在这里等着,我来给你联系一下。”

   他打完电话以后对我说:“首长现在正在开会,他吩咐我们先把你带到招待所住下来,等他有空的时候再接见你。”于是我就被带到招待所去休息。

   到了晚上10点多钟,张春桥派人来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张春桥。

   张春桥开门见山地对我说:“你们那里的情况我们基本清楚了。”接下来讲的话跟曹轶欧讲的差不多。他还跟我解释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他说:“多少年来,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一直存在一个修正主义的问题,主席一直不放心,担心中国也会出修正主义,想通过‘文化大革命’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你们学生起来造反,是响应毛主席号召,完全是革命行动。但是你们也要注意,不能搞个人英雄主义,要注意发动群众、团结群众,只有大多数群众都动起来了,‘文化大革命’才能真正搞起来。”

   后来我们又谈了谈江苏的情况。他说:“你们江苏省委的态度还是不错的,匡亚明整学生的事情发生以后,彭冲就向我们报告了,所以中央现在不是下决心支持你们了嘛。你回去以后,要跟大家讲清楚,要注意团结多数左派,配合我们把‘文化大革命’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这样大概谈了两三个小时,最后他说:“你回去以后,车费问题,你直接到省委去找彭冲给你报销。”

   我赶紧站起来说:“时间不早了,请首长休息。”

   他说:“不要紧。你什么时候回去?”

   我说:“明天回去。”

   他说:“回去以后,你们要和省委联络组多联系,和省委多联系,另外要发动群众,这样才能把南大党委的盖子揭开。”

   这样我就从上海回来了。不过下了火车我没有直接回南大,而是先到省委去找到彭冲。彭冲显然已经知道前面的那些事情了,当时接待也蛮热情的,他说:“你们辛苦了,跑了北京、上海,向中央反映情况。你们的行动肯定是革命行动,我们省委坚决支持你们。首长也明确指示了,对你们不准歧视,要保护你们,爱护你们的革命积极性。你以后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给我打电话。”

   我说:“我们直接打电话找你,能打通吗?”

   他说:“实在不行,就打给我的秘书。”他一边说,一边就把秘书的电话号码抄下来给了我。这个之后,我才回到南大。

   我回到南大以后,“十人小组”又聚到一起谈情况。当时大家反映的情况很多,已经发展到对省委联络组有意见。什么意见呢?同学们当时觉得我们第一仗打赢了,当然要再接再厉,彻底把南大党委的盖子揭开。而省委联络组定的调子则是南大党委没有问题,南大的问题仅限于匡亚明一个人。我们对这个看法无法接受。我们认为南大党委和匡亚明是一回事,怎么可能匡亚明一个人有问题,南大党委没有问题呢?再说我们挨整的时候,匡亚明本人并不在南大本部,他那个时候在溧阳分校,他整的是文科学生,南大本部的事情是副书记胡畏他们一手处理的。我们认为溧阳分校和南大本部发生的事情都不是孤立的、偶然的事件,而是相互之间紧密联系的。所以到了6月20几号,我们又以“法四22人”的名义贴了一张大字报炮轰联络组,大字报上还画了一门大炮,哈哈……,主要内容就是质问汪冰石:联络组进驻南大那么多天,也不跟群众见面,还死保烂党委,这到底是为什么?

   这张大字报贴出去以后没有多久,省委决定派工作队正式进驻南大,由书记处书记彭冲担任队长。南京军区就派了梁辑卿、杜方平、吴大胜,他们是副队长。汪冰石还是副队长。另外还有个林克,原来是毛泽东的英文秘书,后来当了南京医学院党委书记,也是工作队副队长。工作队主要成员是部队的居多,包括南京军区、海军学院、军事指挥学院等等。外文系和中文系的工作队都是海军学院来的。我们外文系的工作组长姓李,叫李诚。中文系的工作组长叫赵复华。这个赵复华我们最恨他。他是“铁杆”保皇派,后来被我们斗得不轻。

   董国强:你们给别人戴高帽子吗?

   耿昌贤:没有。

   董国强:我看到的材料上说,批斗匡亚明的时候,有人给他戴高帽子,还有人往他头上身上泼黑墨水,还有人打他,让他“坐飞机”。

   耿昌贤:给匡亚明戴高帽子,打他,那都是一帮子中学生干的,还有一些是外地来的学生,他们认为匡亚明是《人民日报》点名的“黑帮”嘛。我们当时还是比较注意政策的,不会做那样的事情。而且工作队进校以后,南大的斗争方向就改变了,匡亚明已经是“死老虎”了,工作队主要是搞我们,揪造反的学生。这个时候我们再想找彭冲,已经找不到人了,他认为我们不听他的话,不相信工作组,根本就不搭理我们了。

   于是我们又贴了一、两张大字报,谈工作队的方向路线问题。我们认为工作队进驻以后,不批匡亚明,不批旧党委,成天抓所谓“牛鬼蛇神”,结果是那些出身不好的,或者是历史上有问题的,或者是所谓“反动学术权威”,总之是普通教师当中的一些人被整得比较厉害。另外一个就是揪我们这些贴大字报的学生。

   这个时候,南大又出现了两个新情况。一个就是文凤来。他当时是我的老师,是教我们马列主义的。他看到工作队批判我们,把我们打成“反革命”,就为我们打抱不平,贴了一张大字报,批评了工作队的一些做法。作为南大老师起来贴大字报,这是比较早的,所以当时是很轰动的事情。那个时候工作队正愁找不到人整呢,因为他们知道搞学生搞不出什么大名堂,他们派公安厅整我们的材料,我们这些学生的背景情况都很简单,你能搞出多大的问题啊?所以文风来一站出来,工作队马上就把重点转移到他头上去了。我记得在南大礼堂斗过他一次。批斗他的时候,文风来坚决不认错。他这个人性格很刚强的。斗到高潮的时候,他举手发言,要求下台去小便,结果搞得哄堂大笑。工作队也没有办法,他小便急了,你总不能不让他小便啊,哈哈……,所以文凤来后来在南大的威信很高。

   另外一个就是李太平。他当时是生物系的实验员,年纪嘛20岁左右,他动不动就贴一张大字报,而且他的大字报还很有特点,内容都不是太长,字都写得很大,前面第一张纸上就是一个大标题,然后下面是他的名字,第二张纸上是一个目录,后面再弄几张纸,每张纸上写几行字,质问几个“为什么?”这在当时也算是南大的一景。

   简短地说,大概从7月15号左右,一直到8月初,工作组的主要工作就是组织大家批判我们。那些拥护工作队的学生到处贴我们的大字报,连宿舍里、床上、蚊帐上都贴满了大字报,搞得我们连睡觉都没有办法睡。我记得那个“数五”的窦长春——这人是个党员调干生,铁杆“老保”——闹得最凶,还跑到我们宿舍里去和我辩论。

   但是我们还不服气。我心想:上次我们到北京去告状,曹轶欧、张春桥他们都肯定我们的造反是“革命行动”,怎么回来以后又变成“反革命”了呢?所以我们心里不服气。于是我就偷偷地写了封一信,寄给北大转曹轶欧。这封信是我在一天晚上偷偷爬到“文革楼”楼顶上去写的。当时我们还没有遭到软禁,行动还比较自由,但是给曹轶欧写信只能偷偷摸摸的。我在信中就把工作队进驻以后的情况讲了一下。

   我的信大概是7月底写的,到了8月初,工作组的一个人悄悄地跟我讲:“北京来了一封信,是给你的,现在在工作组手里。”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就跑到工作组去问他们:“北京给我的来信在哪里?”

   他们说:“这个事情我们正在研究,信暂时还不能给你。”

   我回了一句:“这封信是写给我的,你们研究什么?”

   他们没有办法,只好把信拿出来交给我。我一看信还没有拆封。原来他们研究了半天,最终还是没有敢把信拆开。这封信的确非常特别,外面就是一个牛皮纸的信封,上面除了我的名字,其他什么东西都没有。于是工作队就在外面放风,说这封信是台湾国民党寄来的,哈哈……。

   我回去以后把信拆开,才发现信封内壁上印有《解放军报》社的字样,显然是寄信人把《解放军报》社的信封翻过来使用的。信的大致内容是:“你反映的情况我们已经收到,请你继续给我们反映情况。下次来信请直接寄《解放军报》社。”信上没有落款。我当时还有点纳闷:我的信是写给曹轶欧的,怎么搞到《解放军报》去了?后来想想,康生、曹轶欧他们肯定已经知道这个事了,现在由《解放军报》社出面来处理这件事,显然是受中央委托的。

   收到这封信后,我们又激动起来了!那个时候我们对《解放军报》是很崇拜的,“两报一刊”嘛,代表中央的!而且从信的内容看,显然也是支持我们的!我们“十人小组”经过讨论、研究,最后大家一致认为:我们也不要再写信了,直接派个人到北京去一趟,就找《解放军报》社反映情况。

   这次是我一个人去的。大概是8月5、6号的样子,我夜里偷偷地从下关上了火车。到了北京,我就按照信封上的地址直接找到《解放军报》社。报社的接待很热情,安排我住在报社招待所,还派了两个记者——一个姓薛,一个姓李——负责向我了解情况,同时照顾我的生活。每天就在报社食堂吃饭,伙食也不错。每天早上还有《大参考》送到我的房间。这都是当时的总编胡痴亲自批的。我还记得那个老薛名叫薛忆,这个人相当好,是个老资格的记者,“文革”之前大概派驻西藏工作过一段时间,当时大概三十多岁的样子。

老薛和老李和我谈了几次,后来他们说:“你干脆写个文字材料,我们给你转上去。”我觉得这个事情需要慎重对待,另外一个人也来不及写,就写了一封信回南大给栗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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