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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再复:我和李泽厚在落基山下聊什么

更新时间:2014-11-15 22:06:48
作者: 刘再复  

    

   李泽厚曾说,我没有什么朋友,但有一个刘再复就够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李泽厚在科罗拉多学院,离刘再复住的地方有一个半小时的路程;李泽厚退休后搬到了 Boulder——在刘再复的家附近。这是刘再复在一次演讲中说到的机缘。

   在落基山下,这样机缘中,两位思想家对谈、倾听,关于文学、美学、哲学、历史,以及教育问题。我们从对谈中挑选几个关于文学的场景,感受他们对中国以及当下的所思、所念。

    

   对谈1

   聪明作家太多,鲁迅式人格太少

   李:以鲁迅来说,我也只喜欢他的散文诗《野草》和一部分小说,例如《孤独者》、《在酒楼上》等等,年轻时读了很受震撼。《朝花夕拾》也写得好,也很喜欢。《肥皂》、《离婚》之类就不行。他的杂文也有不可否认的文学价值,很厉害。我不喜欢他的《故事新编》,我觉得《故事新编》基本上是失败的。

   刘:你真是不喜欢喜剧,《故事新编》的喜剧性很强。鲁迅的《野草》极好,在20世纪的中国散文中,它确实是座奇峰,至今无人可比。现代散文一般都是写实的,缺乏形而上氛围,这使《野草》带有更丰富的象征意蕴和哲学意蕴。还有,它的意象也很特别,许多“病叶”似的意象,类似波德莱尔的《恶之花》,这也是其他散文家笔下所无。鲁迅写实一点的散文《朝花夕拾》也写得极好。鲁迅的小说,不是每一篇都好,除了《肥皂》、《离婚》之外,像《鸭的喜剧》就很一般。你特别不喜欢《肥皂》,也可能与你不喜欢喜剧有关。

   李:我不否认你的见解,但留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深刻的作品。鲁迅的《孤独者》之所以震撼我,就是因为深刻,比《伤逝》深刻。

   刘:你不喜欢周作人,可能也与此有关。

   李:是的,我不喜欢周作人,特别对现在有些研究者把周作人捧得那么高很反感。鲁迅那么多作品让我留下那么深刻的印象,周作人则没有一篇。

   刘:现在重提周作人是因为过去几乎把他遗忘了。过去从政治着眼,也抹掉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功劳,这是不应该的。他在五四文化运动中功劳不小,散文创作也确有丰富的实绩,这不应抹杀,一抹杀就会反弹,一反弹就会评价过高。他在抗战时期的人格污点是抹不掉的。如不说这些,就他的创作文本来说,他也不如鲁迅深刻,和鲁迅相比,他的思想显得平和,但确实不深刻,确实没有动人的鲁迅式的思想光芒,更没有鲁迅的始终关怀社会、拥抱人间疾苦的人格精神。鲁迅真是个天才。但周作人很会写文章,他的散文写得很从容,很冲淡,很自然,也很有知识,应当承认,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他是突出的有实绩的散文大家。

   李:你的批评是站在文学史写作的学院式立场,我则侧重于个人审美爱好。

   刘:从个人的审美爱好,我也更喜欢鲁迅,只是不太喜欢他那种一个也不宽恕的性格。但对他的整个人格,我非常喜欢,在中国的现代作家中,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最爱中国也最恨中国,而且最了解中国。

   李:中国太需要鲁迅这种精神性格。可惜中国聪明人和聪明的作家太多,像鲁迅这种作家太少。当然,我不是指鲁迅的个人脾气。

    

   对谈2

   作家们大喊大叫与不喊不叫

   刘:你的爱好偏重于悲剧、深邃,这样,你对老舍可能就不喜欢了。

   李:不错。我一直不喜欢老舍。甚至连他的最著名的《骆驼祥子》也不喜欢。看了这部作品,使人心灰意懒。

   刘: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对老舍和《骆驼祥子》的很特殊的评价。不过,你应当注意老舍有些作品非常完美,比如《月牙儿》,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相当完善。还有,老舍的京味语言确实是很地道的,而且很有历史感,比如《茶馆》,就是很成功的作品。

   李:我不否认他的某些成功作品,《茶馆》的前半部相当成功,后面就不行了。但从总体上我不太喜欢。也许因为老舍的文风有点油滑。我很早注意到胡风对老舍的批评,胡风一点也不喜欢老舍。我读鲁迅,总是得到力量;读老舍,效果正相反。也许我这个人不行,总需要力量补充自己。

   刘:我能理解你的这种审美趣味和评价尺度,所以我能猜中你一定也不喜欢郭沫若和创造社诸子。

   李:在中国现在作家中,我一直不喜欢两个人,一是刚刚说过的周作人,还有一个是郭沫若。一个太消极,一个太积极。我从来就讨厌郭沫若和创造社,我从不喜欢大喊大叫的风格,创造社的喊叫既粗鲁又空洞。

   刘:郭沫若在《瓶》之后的《恢复》,就喊叫得很粗糙,很空洞。文学一味希望成为时代的号筒,确实会造成很大的问题。不过,我们也不能一概否认大喊大叫的诗歌。比如惠特曼的诗,也是大喊大叫,闻一多的某些诗,也是大喊大叫,但他们的诗有内在情韵,有诗的内在规律的制约。中国现代新诗,到了闻一多就比较成熟了。

   李:我不喜欢大喊大叫的作家和作品,但并不等于我就完全喜欢不喊不叫的作品,例如周作人,他倒不叫唤,很安静地喝酒品茶,但我也很不喜欢。

   刘:胡适也不喊叫,在五四时期,胡适和周作人还算比较温和,但我读了你的《陈独秀、胡适、鲁迅》一文,才知道你认为胡适不深刻。

   李:是的。不过胡适有开风气之先的重要功劳,周作人也有功劳,但不及胡。胡适除了白话文之外,在摸索现代诗形式、开创新的哲学史等方面,功不可没,但思想很肤浅,甚至极浅。他在分析中国落后的原因时说是五鬼闹中华,这种看法就很好笑。

    

   对谈3

   曹雪芹写出了大伤感

   刘:《红楼梦》对虚伪的理学和仕途经济之路作了精彩的解构,但它蕴含着很深的人文关怀,它对生命,特别是对年轻的美的生命的关怀使得作品不仅精彩,而且带上永恒性和伟大性。

   李:《红楼梦》破坏传统,但它肯定了真挚的爱,有真性情,认定世界上有美好的东西,美好的生命值得珍惜、肯定和爱恋。不像现在有些年轻朋友觉得什么都是假的,什么都不值得珍惜,什么都不应当肯定。不知道这些年轻作家是否也有这种倾向。

   刘:《红楼梦》的提示至少值得年轻的才子们借鉴。解构是一种潮流,而且是20世纪世界性的潮流。

   李:以《红楼梦》和《金瓶梅》相比,《红楼梦》就具有哲学智慧。

   刘:《红楼梦》因为有禅宗哲学的支持,所以它就借此去感悟人生,感悟生与死、色与空、好与了,感悟人从哪儿来,到哪里去,什么是人生的根本,何处是真正的故乡等问题,因此,全书都渗透着哲学氛围。

   李:如果抽掉哲学沉思和哲学氛围,《红楼梦》就会变成一般的话本小说,言情小说,未必比《金瓶梅》高明。

   刘:《红楼梦》写了佛性、道性、禅性,但最根本的还是写了人性中的情性,也就是人的真性情。

   李:曹雪芹把人的真性情视为最后的存在,人的意义也蕴含其中,但这种真性情遭到如此的重压,人活的意义何在,为什么要活,有人想不清楚,就自杀,但人不会都去自杀,都有恋生之情、恋情之情;于是,就有大伤感。

    

   对谈4

   苏童的反叛,王朔的妥协

   刘:你这次回国,带回来什么文学书,可以让我先看看。

   李:我就带了两本王朔的书,一本是《千万别把我当人》,一本是《我是你爸爸》。新起的年轻小说家,我读得很少。

   刘:我读了一些,苏童的小说我几乎全读,王朔、余华、叶兆言、格非的也读了几本。

   李:你的印象如何?

   刘:他们实际上在进行一场解构革命,解构大写的人,解构历史,解构意义,解构过去的总体叙述方式。解构人,才能和伤痕文学相区别;解构历史,则与过去的革命文学完全不同,过去老讲“历史的必然性”,他们笔下的历史则充满偶然,连革命历史也充满偶然。他们完全打破目的论历史观,并不认为历史一定有意识地追求某种崇高的目标,而常常是盲目的生命流、情欲流。我很喜欢苏童作品,他完全写自己直接经验之外的历史,但是,这一历史是被他充分个人化的历史,是他想象中的历史。你一直不赞成历史必然性的那一套思路,如果看了他的作品大约也会喜欢的。

   李:可惜我没时间读,王朔小说也是对意义的解构,看得出来是雅俗共赏,它恐怕属于大众文学的范畴。

   刘:王朔与苏童、余华等不太相同,他的确更接近大众文学。我喜欢把王朔作为文化现象来研究,而把苏童们作为文学现象来研究。苏童追求艺术的自律,用阿多诺的话说,就是追求艺术在商品社会中的异在性、疏离性,从而达到对社会的反叛,包括对商品社会和传统社会的反叛。为了表达这种异在性,他们在艺术上着意追求独特的形式。为了达到这一点,他们常常把异在性推到极致,以致相当夸张,所以他们的小说常常有力地暴露现代文明对爱欲的压抑。

   李:王朔照顾大众口味。

   刘:不错,王朔和商品社会有所妥协,也迎合一点大众的需要。包括比他们大一辈的贾平凹,他的《废都》,也不是艺术自律性很强的作品,也与商品潮流有所妥协。

   李:但是,新生作家都非常极端,反对一切意义、一切价值。

   刘:今天我倒是希望同你谈谈新时期文学的不足之处,或者说,谈谈你对新时期文学的期待。

   李:我希望我们的作家气魄更大一点。不要急功近利。真正成功的作品,反映一个时代的作品,现在发表或若干年以后发表都一样。这样,就不会为了发表而迁就一时的社会文化气氛,甚至动摇原来气魄雄大的构思。

   刘:现在确实少有面壁十年进行潜心创作的作家。

   李:既然献身于文学,还经不住一时名利的诱惑吗?像卡夫卡的作品,甚至是死后才被人们认识到其价值的。《日瓦戈医生》,不是也在帕斯捷尔纳克死后才在苏联发表吗?但历史给了他们以公正的评价。

   (对谈内容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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