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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先一 张宏生:论清词的经典化

更新时间:2014-11-14 14:15:04
作者: 沙先一   张宏生 (进入专栏)  

   文学经典是经得起时间考验并在不断的阅读阐释中体现出新鲜生命力的作品。经典的形成,主要是指作家、作品如何在动态演变过程中获得经典的地位。一般说来,这一动态演变的历史过程愈长,则愈能检验其价值。以中国古代文学而言,《诗经》、《楚辞》、唐诗名篇、宋词名篇等,无不经过长期历史筛选而成为文学的经典。相对来说,清代文学由于时段没有充分拉开,加之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部分学者对于中国古典文学雅正传统的质疑、批判,除小说、戏剧外,其他的传统文体如诗、文、词等,经典化的程度均不够,这种状况制约了学界对有清一代文学的整体认识与评价。当然,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诸传统文体的情形也并不统一。以清词而言,自清初以来,特别是晚清以迄民国,词学家们也曾借助选本、词话、评点、论词绝句、点将录、唱和等方式,从不同的层面建构着清词中的经典。这一过程,颇能表现人们对清词的认识,也能从不同侧面体现出清词的价值,对于思考明清以来传统文学体裁的创作及其文学史评价,有着较为重要的意义。

   一、清词经典美质的构成

   文学作品之所以能成为经典,固然有多种因素,但文学作品是否具有内在的经典的美质,应该是最为重要的。尽管不同时代拥有不同的审美观念,对文学经典的选择与体认会有相应的变化,但那些思想与艺术完美结合的作品总能代代相传,所以,文学的经典又具有很强的稳定性。

   文学作品本身的思想与艺术价值是建构文学经典的基石,那么,清词是否具备这样的价值呢?这可以从当时的词学批评与后人的接受中加以体认。清代是中国文化集成的时期,在学术、文化、文学等领域都带有总结的性质,或许因为集成与总结,以至于它缺乏鲜明的个性。郭绍虞曾指出:“清代学术有一特殊的现象,即是没有它自己一代的特点,而能兼有以前各代的特点。……就拿文学来讲,周秦以子称,楚人以骚称,汉人以赋称,魏晋六朝以骈文称,唐人以诗称,宋人以词称,元人以曲称,明人以小说、戏曲或制艺称,至于清代的文学则于上述各种中间,或于上述各种以外,没有一种比较特殊的足以称为清代的文学,却也没有一种不成为清代的文学。盖由清代文学而言,也是包罗万象兼有以前各代的特点的。”①蒋寅接续这个思路,进一步指出:“清代确乎难以举出公认的代表性文体,似乎什么文体都有成就,又似乎什么文体都缺乏有力度的创造,让人感到清代文学缺乏特点。”并以清诗为例解释说:“由于作品浩繁和时代接近,未经历史淘汰,鱼龙混杂,一向颇遭人轻视。实际上如果将清诗汰剩五万首,其精美程度也许就不亚于唐诗。即使以绝对标准来衡量,从清诗中选五十家也不会输于唐人的。如果选十家……那就不仅能与唐人分庭抗礼,甚或有唐人未到之境。”②从这个观点看,清词也是如此,我们甚至可以作出大胆的判断,清词在清代诸传统体裁的文学中更具成就与特色,因为相对于各自的发展史,它更为突出。叶恭绰曾云:“往年我同友人论清代学术,曾认为清一代的词,越过明代。此外惟小说和曲子,勉强可以企及,而诗文则否。后来拿这话请教文廷式、朱祖谋两先生,皆颇以为然。文先生曾说过,词的境界,到清朝方始开拓。观其自叙《云起轩词》,虽意在自负,然其所述,实深明词的本体和流变。朱先生也曾对我说,清词独到之处,虽宋人也未必能及。”③朱祖谋乃晚清词坛之执牛耳者,曾整理校勘唐宋金元词籍,成《彊村丛书》;文廷式为晚清词坛四大家之一,深受时人景仰;叶恭绰曾编《广箧中词》、《全清词钞》,对清词之长短与整体状貌了然于心。因此,这一共同体认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清代初年,词坛即已出现创作繁盛的局面,到了晚清,由于创作实绩的不断累积,清人对本朝创作更加自信,不仅肯定清词创作之盛,而且还具体而微地指出其超越之处。沈曾植《彊村校词图序》云:“词莫盛于宋,而宋人以词为小道,名之曰诗余。及我朝而其道大昌。秀水朱氏、钱塘厉氏,先后以博奥澹雅之才,舒窈之思,倚于声,以恢其坛宇,浙派流风,泱泱大矣。其后乃有毗陵派起,张皋文氏、董晋卿氏,《易》学大师;周止庵治《晋书》,为《春秋》学者,各以所学,益推其义,张皇而润色之,由乐府以上溯《诗》、《骚》,约旨而闳思,微言而婉寄,盖至于是而词家之业乃与诗家方轨并驰,而诗之所不能达者,或转藉词以达之。”④这是对清词的整体判断,若细化到具体作家,他们也同样认为可与两宋相埒,甚或有所超越,清词批评文献中此类意见所在多有。不必说朱彝尊、陈维崧、纳兰性德、晚清四家等大家,即便是那些词坛名家也往往屡获赞誉,如吴伟业,陈廷焯云:“东坡词豪宕感激,忠厚缠绵,后人学之,徒形粗鲁。……惟梅村高者,有与老坡神似处,可作此翁后劲。”⑤杜诏评顾贞观词云:“若《弹指》则极情之至,出入南北两宋,而奄有众长,词之集大成者也。”⑥清代女性词人也不乏名家,陈维崧称徐灿词:“南宋以来,闺房之秀,一人而已。其词娣视淑真,姒畜清照。”⑦都从不同层面说明了清词比肩两宋的艺术美质,表达了清词成为经典的可能性。

   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关于清词在词史发展上的复兴之说,已经得到学术界公认。但是,复兴的实质是什么,复兴意味着什么?

   清词复兴的实质是词人心灵能量的又一次总体爆发,严迪昌曾指出:“清词的‘中兴’,按其实质乃是词的抒情功能的再次得到充分发挥的一次复兴,是词重又获得生气活力的一次新繁荣。”⑧尤其是清初和晚清。清代初年,异族入主、家国破败,天翻地覆的大变化对士阶层造成空前的心灵震撼,重重郁积的心灵能量需要宣泄发抒,于是“从来被人们视为‘小道末技’的词却正好在清廷统治集团尚未及关注之际应运而起……词在清初被广泛地充分地作为吟写心声的抒情诗之一体而日趋繁荣”,⑨由此奠定的词的抒情高度不仅上埒两宋,甚且犹有过之。而至晚清,外侮频仍深深震撼了词人的心灵,使他们的词作流露出前所未有的感怆,词的抒情功能再次得到强化与复归。从词史发展进程来看,复兴的含义,无疑有发扬唐宋词传统的意思,但更重要的应该是一种超越,是新的时代因素和美学因素的注入。

   首先是题材的扩大与延伸。一直以来,词被视为“小道”、“艳科”,题材被规定在对男女之情的描写上,并积淀为一种集体无意识长期延续下来,两宋即使有苏轼、辛弃疾等的开拓,扩大词的表现领域,但大多仍然严守诗词的边界与分际。到了清代,词的题材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以往由诗歌等承担的题材,也多被清人纳入词中。其一,关心民瘼成为自觉意识。如陈维崧《贺新郎•纤夫词》写康熙十三年撤藩役起,征调民工之事,表达了战争给百姓生活带来的深重影响,其风格与表现手法都直承杜诗。胡成浚《玲珑四犯•壬戌六月悯旱》写嘉庆七年广及全国不少省份的大旱灾,体现对灾民的同情。其二,反映重大社会事件成为常态。自陈维崧提出选词“存经存史”的观念,周济又有“诗有史,词亦有史”之论,进一步予以深化,并且得到了创作界的积极呼应。尤其是到了晚清,不少词人自觉地用词来反映历史事件,如张景祁《曲江秋•马江秋感》表现中法马江之战,朱祖谋《夜飞鹊•香港秋眺怀公度》表现割让香港之事,文廷式《忆旧游•秋雁,庚子八月作》写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皆堪称词史。其三,呈现时代精神,表达忧患意识更为深广。宋词虽不乏忧患意识的抒写,但多关乎自我。清词则多有开拓深化,尤其是晚清,面对内忧外患的巨大变局,士人知识分子在词中表达了浓厚的忧患意识,体现出深刻的思想锋芒。如黄遵宪、潘飞声先后写下的两首题咏罗浮的《双双燕》(罗浮睡了),以其对于“睡”、“醒”之间的思考,体现知识分子面对国家衰微的忧虑,以及奋发图强的自信,使其汇入当时立志救亡的大合唱中,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其四,咏物题材更为开阔。词中的咏物之作,南宋已空前繁荣,不过就其总体趋势而论,仍有很大的局限,所反映的生活不够丰富,涉及面不够广泛,这些在清代都有了新的变化。朱彝尊《茶烟阁体物集》所歌咏的对象,多有新异之物,体现了新的创作追求与审美情趣。更为独特的是进入近代之后,词坛将西方工业革命带来的新事物及时摄入作品,如王以敏《长亭怨慢•铁路》、邓鸿荃《沁园春•留音机器》等,体现了对“诗界革命”的呼应。至于对日常生活的细微表现,谈诗论艺的自觉追求⑩等等,不胜枚举,真正是无事、无意不可入词了。

   其次是创作手法与技巧的变化。作为有创造力的清代词人,处于唐宋词影响的焦虑下,以复古求新变,对于唐宋词所创造的境界,或加以深化,或转换角度,翻新出奇,体现出一种建立在学习之上又有所超越的自觉。如朱彝尊《卖花声》(衰柳白门湾)一词,谭献称其:“声可裂竹。”(11)金陵是历代咏史怀古的热门题材,以词而言,较著者有王安石《桂枝香》(登临送目)和萨都剌《满江红》(六代繁华),两位词人构思与创作时,胸中各有一部六朝的兴亡史,因此,描摹景物,皆用虚笔,重在抒发主观感受。朱氏此作则是实写登临之事,景物皆即目所见,而怀古伤时之意,自然蕴于其中。不仅如此,实写之中,又有虚写,虚实互相生发,更觉摇曳有致。比起王安石、萨都剌之作,朱词气局较小,但真切具体,确有过之。而纳兰性德以血泪抒写的悼亡之词,如《沁园春》(瞬息浮生)、《金缕曲》(此恨何时已)等,情感真挚,溢自肺腑,不让苏轼《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专美于前。东坡写梦中相见情境,纳兰则写醒时场景,更觉真情郁勃。清人的创新不仅表现在构思和情韵上,在结构上也挑战前人。史达祖的《双双燕》是宋代咏物名篇,刻画春燕情态,暗含思妇意致,颇为工巧。顾贞观作有《双双燕•本意,用史梅溪韵》,虽用原韵,但人、燕合写,以人为主,从独自相思,写到燕归人滞,又复回忆旧日情事,悬想春燕来归的情境。句句咏燕,句句传情,旧调新唱,富有创新变化。顾贞观“以词代书”的两首《金缕曲》(季子平安否、我亦飘零久),陈廷焯认为:“虽非正声,亦千秋绝调。”(12)虽然不是“正声”,但陈氏也肯定它为“千秋绝调”,实际上,这个“非正声”,正是清词的贡献之一。清词复兴的过程中,作家们为了表现出特定的时代和个人特色,就是在这样与传统路数不同的地方,发挥了不少心思才力,构成了清词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

   再次是词境的提升。清代词人非常注重境界的提升,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中比较独特的一点是从缘情到形而上。唐宋词基本循着“缘情”的道路发展,尽管有苏轼、辛弃疾等的不断开疆拓土,大致趋势仍变化不大。至于表现哲理,似乎离词体较远,因此,两宋时期罕见佳篇。(13)清代词学的一大贡献是尊体,其重要途径是向诗学靠拢,旨在打破诗词畛域,指出向上一路。尤其是常州词学,其开创者张惠言以词言理,如《水调歌头•春日赋示杨生子掞》五首运用传统的主题,表达对人生的体悟,形象之中含有哲理,以此开示后学,在词史上也是一种创造。正如缪钺所评:“这五首《水调歌头》词之所以杰出,就在于他不仅是表达其赏春惜春之情,而是通过这些透露出其百感交集的复杂而深沉的情思,遂增加了词的深度与广度。词中有慷慨悲歌的激昂之情,也有萧闲澹泊的夷旷之趣;有悔不十年读书以著述自见的努力之志,又有因为想到千古斯须而轻视名山事业之心。”(14)将性情与学问、胸襟与哲理相融合,既真挚婉密,又高远深邃。王国维注意到了清词的这一走向,进一步将词境深化,提升到形而上的高度。作为对于中西哲学都有深入研究的著名学人,他将哲理的内涵引进词中,创作了不少具有形上内涵的词。词中的意象多是寒霜秋风、残霞落花、鹤唳乌啼,充满了生死无常、人间无凭的伤感,弥漫着一种人生拷问的哲学意味,从而体现了对唐宋词的某种超越。(15)

以上所述,可以看出清词在题材、表现手法以及深层意蕴等方面,都有超越前人的意识,体现出宏大的格局与高妙幽微的艺术境界。(16)只有到了清代,词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抒情诗,成为全方位表情达意的文学样式。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超越又是在一种自觉的理论创新中完成的。陈维崧《今词苑序》云:“盖天之生才不尽,文章之体格亦不尽。……穴幽出险,以厉其思;海涵地负,以博其气;穷神知化,以观其变;竭才渺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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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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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京)2013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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