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万昌华:谈中国近代史观念的启蒙

——由林钟雄等人台湾发展的观点说开去

更新时间:2014-11-13 19:09:04
作者: 万昌华 (进入专栏)  

  

   (泰山学院 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 山东泰安271021)

  

   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思想观念书写,而社会的进步则是人们通过对过去历史看法的不断修正与改变来实现。中国近代百年(1840-1948)是离我们最近的一段历史,因此,对其如何去进行认识的更新与启蒙,就显得尤其重要。如果不然的话,把问题完全弄反了,或者是什么不把它说成什么,价值评判全凭情绪意气,我们就还在不正确的道路上徘徊。最后,吃亏的还是整个国家与国民。

   人们认识的不正确由于“洞穴现象”的局限,自己很难纠正自己。而如我们祖先所言,他山之石却能攻玉。笔者最近再次翻阅十多年前家叔万相仁从台北寄来的台湾知名经济学家林钟雄的《台湾经济经验一百年》一书,读到其中客观评述台湾百年间经济发展离不开外来先进理念与科技推动的有关精彩论述时,心中对叔叔当年专门邮寄此书来的良苦用心有了进一步体认,并促使本人又一次联想到了整个中国的近代百年。下面就一、向我同胞扼要介绍一下林钟雄《台湾经济经验一百年》一书中的有关论述;二、在自己以前有关认识的基础上,具体展开阐述一下西方先进理念与科技,近代百年以来对我们的一些正面影响。

  

   一、林钟雄等对台湾1895年以来经济发展经验的论述

  

   林钟雄(1938-2006),台湾彰化人。台湾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又在台湾大学经济研究所获得硕士学位。走出校门之后,曾短期服务于台湾行政院国际经济合作发展委员会(现台湾政府经建会前身),担任综合计划处专员。以后则分别在台湾政治大学、台湾大学任教,并也在其他公私立大学兼任教学,担任高校经济学教师长达30余年。用台湾学者的话讲来,他为港台地区“作育”了不少经济“英才”。[1]

   林钟雄不但是台湾地区知名经济学家,有经济学“一代大师”之誉,[2] 同时也是知名社会活动家与企业家,对推动台湾民主事业发展做出过突出贡献。其在高校执教期间“分身多方从事关怀国事、社会公益,包括参与海内外推动台湾民主化运动,鼓吹民主自由思潮,对台湾社会影响甚大。”[3] 1992年离开教职,担任参与创办的玉山银行首任董事长。台湾地区领导人2000年聘任其为无给职国策顾问。2001年担任台湾证券交易所董事长。

   由于受他老师观点的影响甚大,因此在具体介绍林钟雄《台湾经济经验一百年》一书之前,有必要也对其台湾大学经济系与台大经济研究所时代老师张汉裕教授(1913-1998)的有关研究与成就,作一扼要介绍。张汉裕台湾台中人,1934年台北高等学校毕业后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学习,1937年又入东大大学院攻读,以后在这里获得博士学位。1940-1946年间,历任东京帝大助教、副研究员。1946年返台之后历任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台大经济系主任暨台大经济研究所所长,台湾淡江大学企管系教授兼系主任。

   张汉裕在东京大学求学期间,曾受教于后来成为东京大学总长的日本知名经济学学者矢内原忠雄。矢内原忠雄早年留学英、德等国,是虔诚的基督教教徒,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日本国内有名的反战人士,研究日据时期台湾的经济与社会,著有《帝国主义下的台湾》。张汉裕返台之后继续了老师的这一研究课题,并写出了《台湾人民生活水准之测量》、《台湾农民生计之研究》、《日据时代台湾经济之演变》等在港台历史、经济与社会学界均有重要影响的论著。张汉裕与其老师研究所不同的是,矢内原忠雄从基督教教义出发、得出的结论是日本的统治加剧了台湾经济、教育与政治的不平等,而张汉裕通过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在大量统计数字基础上所得出的结论则是:虽然日本政府的财政措施造成台湾人民的负担,但即便如此,台湾人民在日本统治之下的生活水准却一直在改善之中。

   以上提及的林钟雄《台湾经济经验一百年》一书写成于1995年,初版于1996年。笔者手中的本子是台湾三民书局1998年的增订版。林氏在书的增订版序中写道:“两年前,我把当时所撰七篇论百年来台湾经济状况的论文辑印刊行,原先单纯是用以纪念先人养育之恩。没料到,目前坊间已无存书,仍有索阅者。几经考虑……辑印这个增订版。”[4]由此可见,该书初版之后在台湾学术界就有广泛传播和影响。

   增订版的林钟雄氏全书共八篇,给人久久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一是阐述的观点直接大胆;二是观察问题客观全面深刻;三、用事实与统计数字说话。书中所举史料少而精、雄辩。

   在该书的第一篇《台湾经济发展的基础》中,林钟雄一开始就讲到了,经济是一种动态连续过程,台湾目前的经济成就与其以前日据时期所奠定的基础密不可分。尽管当年日本侵占台湾的目的“一是占有资源以补日本之不足,二是作为日本的南进基地”,但是,“资本主义式的经济发展先须建立一些健全的基础要件,而这些要件在中国是不存在的。因而,我们可以说,1895年马关条约把台湾割让给日本,而日本当时正在朝资本主义路途演进,且产生帝国主义行动的意图,台湾作为日本第一个殖民地,在日本当时的环境下,开始被塑造成日本帝国的一部分,连带地被动地进行了一些制度及结构改变,这些改变乃是今日台湾经济最原始的重要基础。”[5]

   对于台湾日据时期的社会制度与经济模式变化,林钟雄在该书中有较详细述及。包括了警察制度建立,交通、水利与电力事业的兴办,近代教育与卫生事业开办,以及糖米外向型农业的发展等。

   对于日据时期台湾的警察制度实行及其经济与社会作用,林钟雄书中非常同意其老师张汉裕《日据时代台湾经济之演变》一文中的研究与观点:当时“警察的职务,除普通的警察、卫生以外,担任着户籍事务。此外,抽税、开路、治水的土木工程、耕地防风林的设置、催促种蔗糖蓬莱米的劝业事务也凭其帮助;并且日人会社收买土地与募股、政府募集公债与劝告贮蓄都要靠他们的力量……这样,一切都非赖警察不可,日据时代台湾警察可说是万能的。姑不论其好歹,台湾警察对于促进台湾的治安与产业开发所发生的作用是很大的。”[6] 林钟雄在进一步分析台湾日据时期警察制度与搞土地资源调查的作用时指出,“土地集中现象是日据时期台湾糖业发展的基础,也是今日台糖公司是台湾最大地主的由来。”[7]

   关于日据时期台湾交通、水利与电力事业的兴办,林钟雄书中论述道:“日人据台期间便几是无中生有建设了公路、铁路及港口。最重要的南北纵贯公路是日军登台浴战南北期间利用工兵修筑的军用道路,其后才沿线整修完成。南北铁路是大半利用在日本发行台湾事业公债于1899年至1907年间完成。1899年至1902年与1908年至1912年分别完成基隆港及高雄港的第一期工程,其后继续分期扩充。这些交通设施原本附带有治安及军事用途,却也是台湾产业开发不可或缺的条件”;“水利对台湾的稻米生产至为重要……台湾总督府自1903年起,藉政府辅助款及地方配合款着手整修旧有埤圳,并兴筑不少大型埤圳,最具代表性的是桃园大圳及嘉南大圳,前者于1916年开工,1928年完成,其灌溉面积22049甲;后者于1920年开工,1930年竣工,灌溉面积更达138622甲。在1945年台湾耕地面积为791471甲,灌溉排水面积达535714甲,占67.7%,其中上述两大圳占30%。在1900年,台湾稻米年产量只有三十万公吨,1930年开始超过百万公吨,1938年更超过一百四十万公吨。可见水利设施对台湾农业发展的重要性”;“台湾的电力供给始于台湾总督府于1903年以地方税开支,利用淡水河支流南势溪之落差创设台北电气作业所,于1905年8月竣工并发电,其后主要城镇纷纷个别有公营或民营中小型发电所的创办。但最具影响力的是1919年合并各公民营发电所组成台湾电力株式会社,推动日月潭水利开发工程,在艰辛、争议、筹资困难的努力下,始于1934年6月完成日月潭第一发电所的工程,使台湾电力供给迈入一个新的里程。据称在终战之初,台湾的一般发电设备约32万千瓦,另有糖业水泥业自备发电量约6万千瓦,其中水力发电为26万7千瓦,而日月潭第一水利发电量约占10万千瓦,可见其重要性。在二次大战末期,台湾的发电设备曾因美军轰炸而受损,直到1950年才恢复战前的最高发电量,可见当时电力建设确实投入相当大的心血。”[8]

   关于日据时期台湾近代教育与卫生事业的开办,林钟雄在该书中指出,“在教育方面,日人据台之初就开始创办公立小学,免费提供适龄儿童之教育,在1930-31年间,适龄就学儿童就学比例达三分之一,1943-44年间,最高时曾达71%。这些教育在当时未必立即产生提升生产力的效果,但一二十年之后则陆续突现其生产力的提升效果。此外,自1910年起陆续在全台各地普设中等学校、职业学校、农工商专科学校、师范学校,以及1928年创办台北帝国大学,虽然在创办之初,入学学生数未必很多,但这些人才在战后台湾经济发展上却是一支不可忽视的队伍”;“至于公共卫生,日人更为重视,因为日人来台终究有水土不服问题,因而对亚热带、热带的疾病、传染病的研究防疫及治疗一直相当重视,医院的创设、医生的培训从不曾间断,而都市各种卫生系统的建立及相关建设也不遗余力”;日据时期“在教育卫生及保健卫生设施双管投资下,台湾的人力资源无形中逐渐提升,有能力接受近代工艺,为长远的经济发展作更大的贡献。”[9]

   关于日据时期台湾蔗糖外向型农业的发展,林钟雄在该书的一处中指出,原来“台湾甘蔗的生产条件较南洋为差,二十世纪初年的台湾蔗农又缺乏引进新式糖厂的资本,无力建立现代糖业。日本统治当局乃藉拨给或低价售予土地、关税保护、牺牲蔗农利益等措施,大量引进日本资本,引进国外优良蔗种、创建现代糖业,自1910年代开始,台湾砂糖年产量大幅成长,在1936-37年的旺盛年份产量达1049321公吨,较日据前最高产量之1988年的82562公吨多十二倍。大部分砂糖都是对日本出口,以出口金额言,在1909年至1933年间恒占各年出口总金额的50%至60%之间,1934年以后的十年则常占40%左右。依出口金额计算,1937年砂糖出口占当年工业产值的56.25%”。[10]

   林钟雄在该书的另一处中指出,“台湾糖业发展的关键在1902年根据新渡户稻造博士的《糖业改良意见书》,以设置临时台湾糖业局,发布台湾糖业奖励规划为起点。一方面引进夏威夷的拉海纳(lahaina)品种取代当时蔗农所常种植的竹蔗,以提高单位面积的糖产量。据称,在相同的条件下,拉海纳蔗每亩收获量为96000磅,而竹蔗只有32000磅,且拉海纳蔗的产糖率为9%至15%,而竹蔗的产糖率只及6%……。第二,对大规模耕种甘蔗者、投入大资本进行灌溉排水工程改善者、采用新式机械制糖者,都发给补助金。总计在1902年至1909年的八年间,对制糖会社、制糖所发放补助金368172日元,对购买新式制糖机械补助551155日元。因此,在日人据台前,台人熬糖之厂谓之部,包括合股而设之公司部、业主所设之头家部及蔗农合设之牛犇部,工场数虽未有纪录,自1870年至1894年的四分之一世纪间,以1880年生产82562公吨为最高,1886年生产30271公吨为最低,平均每年产量为50420公吨。在日人锐意经营下,1936-37年的旺盛年份,新式糖厂有48家,改良糖部有7家,旧式糖部由1901年的1117家减至70家,产量达1049321公吨,较十九世纪末最高年产量多11.7倍,其中新式糖厂所产占98.02%,旧式糖部所产仅占0.94%。”[11]

顺便提及,林钟雄以上引文中提及的新渡户稻造 (1862 - 1933)是日本著名农学家与教育家,同时也是国际政治活动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80033.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